一旦按照杨振的要求完成征东军三大团营的扩编任务，那么今后火枪团营、掷弹兵团营以及炮兵团营，都将在现有兵马的基础上扩编为前后左中右共五个营头。 一个营满编是五个哨，而一个哨满编仍是三百人，这样下来，一个团营就是七千五百人。 就算其中的炮兵团营，一时并没有那么多重炮、冲天炮、飞雷炮入列，一时做不到齐装满员，不能按七千五百人算，但是按一半算还是能做到的。 这样计算下来，征东先遣军三大团营加在一起，很快就将接近两万人马。 这才是金海、登莱二镇未来真正的主力，张臣和李禄两个人深知这一点，所以当有人在他们面前半是玩笑半是抱怨他们没有得到重用的时候，他们只是一笑置之。 因为他们心里其实很清楚，什么才叫做真正的重用，难道被杨振倚为左膀右臂还不叫重用？ 聪明人都能看到这一点。 也因此，杨振将剩余的两张协守总兵官空劄，分别填写了张臣、李禄两人的名字，加盖征东将军印后颁给他们二人，在场的其他将领们，谁也没有二话。 当然了，这次褚宪章在场的表彰奖励会议，杨振除了颁发新的协守总兵官任命状之外，也颁发了一批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和守备的任命状。 各路水师方面，继严省三转任金海南路水师营参将统带官，俞亮泰带水师转任登莱东路协守总兵官之后，胡长海被任命为金海北路水师副将，而高成友则被任命为金海东路水师副将，驻地移防石城岛。 与此同时，襄平伯沈志祥的侄子沈永明，也被杨振正式任命为金海中路水师营游击，以其所部人马为骨干扩充为一营五哨，驻金州湾龙王庙船厂听用。 经过一年多的观察，襄平伯沈志祥已经得到了杨振的充分信任。 同时，沈志祥又一直希望金州湾内能有一支可供他这个船政督办调派指挥的水师营。 既然如此，刚好趁着原来金海中路水师营移防南路的机会，令其达成这个夙愿，也算是对沈志祥的一种酬功表示了。 至于新的金海中路水师营成军所需要的战船，杨振眼下是一艘也给不了，只能由沈志祥想办法。 好在沈志祥就管着金州船厂。 以现在金州船厂的造船实力，四百料以上大船他一时半会装配起来有困难，但是二百料战船、一百料战船甚至更小一些的沙船、蜈蚣船，几个月内他们就能搞出来一些。 与相应的是，小小年纪的仇必先也被杨振提拔任命为了云从岛水师守备。 至于陆师方面，杨振调动任免的范围就比较大了。 杨振率军移防金海镇的时候，被留在松山城担任松山辎重营都司的杨占鳌，自然并没有被杨振彻底遗忘。 当然了，当时一同留守松山城的杨振部下老人儿，也都没有被遗忘。 这一次，松山辎重营都司杨占鳌直接被提拔任命为安州参将，乳峰岗都司安庆后则被直接提拔任命为岫岩参将，邓恩则被杨振提拔任命为定州游击。 至于他们所留下的空缺，杨振也都考虑到了。 杨占鳌留下的辎重营都司位置，将会杨振的妻弟仇必勇返回松山城接任。 夏成德当初派仇必勇前来送信，除了仇必勇是杨振的妻弟，能得杨振信任之外，还有一事情，就是叫仇必勇前来请示与夏家女儿完婚的事情。 对此，仇必勇的母亲沈氏以及他的叔叔仇震海，也都希望他尽快与夏氏女完婚成家。 既然如此，杨振这个当姐夫，当然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 杨振叫人查了黄历，将仇必勇成婚的日期，定在了五月十三，仇必勇只要五月上旬乘船返回松山城就没有问题。 到时候，也刚好由仇必勇将杨振的一系列升赏命令，传递到辽西松山城去。 至于安庆后、邓恩他们离开后在松山团营留下的空缺，杨振也都确定了继任的人选。 安庆后留下的空缺，将由于可济接任。 而邓恩留下的空缺，则由仇震海的小舅子郭增福继任。 至于金海镇其他方向的中低层将领，当然也有了不小的变动。 金海东路方面，敖日金晋升为孤山子游击，驻洋河口孤山子大营，所部扩编为一营五哨。 金海北路方面，徐昌永部将徐德义，晋升为永宁堡游击，驻守被清虏遗弃的永宁堡城。 金海中路方面，杨大贵被调任为铁山守备，他所留下的职司则由其副手缴立柱接任。 金海南路方面，除了先前已经给出新任命的几个人之外，留守瀛洲岛的仇震海族弟仇广义，这次也正式晋升为瀛洲岛参将。 至于征东先遣军各大团营里边，除了张臣、李禄晋升左右翼总兵官之外，统领炮兵团营的杨珅被杨振晋升为副将。 而隶属火枪团营的张国淦、李守忠等人以及隶属掷弹兵团营的潘喜、张天宝等人，也跟着水涨船高。 张国淦由火枪团营之下一个营的参将，被提拔为张臣的副手，成为了征东军火枪团营的副将。 李守忠则由火枪团营之下一个营的都司，直接被越级提拔为该营的参将。 与此相应的是，继潘喜被提拔为参将，留守安东堡城独当一面后，这一次张天宝的代理营官也去掉了“代理”两字，成为实任的营官并且一举晋升为掷弹兵团营的参将。 而王俊、王余祐也分别从掷弹兵千总官的位置上，晋升为即将扩编的掷弹兵团营下列营头的一营都司官。 同时炮兵团营里的炮兵千总孙登选，也以为其在镇江堡守卫作战的立功表现，被杨振直接越级提拔为炮兵团营都司，统领团营当中的所有冲天炮炮手。 至于剩下的其他人，尤其那些立了功应该晋升的，杨振在此前二三月里返回旅顺口的时候，就已经陆陆续续给予了他们新的任命。 因为其中有不少人级别都不高，杨振先前所得到的兵部空劄都没能用完，所以根本不需要当着褚宪章这个钦差内臣的面儿搞这么一出。 崇祯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杨振在旅顺南城的总镇府大堂内召集军议，公布对去年以来有功将领的各种升赏。 次日上午，已经完成传达皇帝口谕以及护送任务的御马监提督太监，也告别了杨振，踏上了返航的船只。 临别之际，杨振前去送行，褚宪章忧心忡忡地询问杨振对关内局势的看法。 而杨振也再次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杨振告诉褚宪章，——当然也是想通过褚宪章告诉崇祯皇帝，关内的局势除了尽快调洪承畴率军入关或者尽快起复孙传庭总督剿贼事务之外，自己想不出其他更好的法子了。 对于杨振所说的办法，褚宪章知道短时间内是无法做到了。 于是他一再询问，希望杨振无论如何能够有所建言。 最后在褚宪章的一再询问之下，杨振实在推搪不过去，只好给出了他自称是下策的建议。 杨振给出的下策是，全面收缩兵力于运河两岸的重镇，然后全力保证从江南到京师的漕运，至于从三边到山陕以及从中州到湖广的流贼，不要追着打，可任其肆虐。 杨振给出的理由是，三边、山陕、中州等等江北地区，已经全打烂了。 这些地区，官军就是收复了，也是弊大于利，不仅多少实质的好处，反而会北上沉重的负担。 如果官军收复了那些失地，就得出面救济，可是官军手头没有粮食，而且就是有粮食根本也救济不过来。 可如果官军收复失地后救济不力，那么民怨沸腾之下，官军在这些地区将再次陷入各种被动挨打的境地。 既然如此，反倒不如把流贼肆虐的地方干脆扔给流贼。 虽然面子上不好看，说出来也不好听，可是却免掉了救济或者不救济造成的巨大风险，同时也能够避免剿贼的兵力过度分散。 对于杨振的这个所谓下策，褚宪章乍闻之下满脸惊骇，即使听完了杨振的解释之后，也仍然表情凝重，久久无语。 最后褚宪章在码头上伫立良久，终究没再发一言，于当日巳时，登船离去。 褚宪章询问的问题，当然不是他自己心血来潮要问的问题。 而是崇祯皇帝在褚宪章临行之前特意把他叫到乾清宫，让他代为询问的问题。 这也正是褚宪章在旅顺口多停留了一天时间的原因。 只是不知何故，崇祯皇帝不许褚宪章摆出皇帝叫我问话的场面，只让褚宪章以友人的名义私下询问。 崇祯皇帝听够了冠冕堂皇虚头巴脑的废话，想从杨振这里听一点实实在在的实话。 当然了，褚宪章从杨振这里带回京师去的实话，崇祯皇帝听了以后并不满意。 崇祯皇帝认为，杨振给出的所谓下策，不是仁义为本的君子之策，而是地地道道的小人之策。 好在崇祯皇帝从褚宪章这里也得知，杨振已经派出了一万三千多人的大军渡海南下，前往登莱去了。 崇祯皇帝对于这个结果还是很满意的，也因此，总算是暂时打消了对杨振的疑心，终于觉得杨振并没有辜负他的赏识与信任。 对于崇祯皇帝的这些反应及其背后的心思，身在旅顺口的杨振，自然无从猜测。 因为崇祯皇帝背负的各种包袱比较重，而且猪队友比杨振可多多了。 杨振这边将帅一心，上下同欲，相互之间的利益纠葛没有那么复杂，或者没有什么利益纠葛，只要能够持续不断获得新的宜耕的土地，金海镇就能一直发展壮大下去。 与此同时只要北方的清虏这个共同的强大敌人始终存在，金海镇各路人马就能够始终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但是崇祯皇帝那边面对的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 比如宗室藩王与士农工商之间，士农工商不同阶层之间，甚至士大夫阶层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以及他们与皇权之间，都充满了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所以崇祯皇帝看问题的角度和做事情的方法，杨振根本无法按照常理去推测。 当然了，杨振也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天天琢磨崇祯皇帝究竟在想些什么。 就在褚宪章乘船离开旅顺口的第二天，杨振以总镇府的名义下令金海镇各路立刻开启崇祯十四年的春耕春播行动。 辽东半岛及其周边附属岛屿，毕竟不同于关里，春耕春播的时间要靠后一段时间，多数情况下都是在清明与端午之间进行。 由于明末时候的天气寒冷干燥和历法不准的原因，农时可能比正常的时间还要靠后一些。 但是杨振不能再等了，因为他要在金海镇各路辖下的移民屯户们完成了今年的春耕春播之后，就正式发布金海镇各个团营尤其是征东军三大团营的扩编整训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