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上来坐坐吧。”
米妮轻声地说。他跟她走上步梯。她的宿舍一股芳香。油画下有一架钢琴，四脚的五筒柜上放着小提琴盒。小方台布是淡蓝格子，方桌上的白瓷花瓶插着几支粉色百合，花香四溢。她从冰箱拿出一支橙汁，撬开倒给他：“夜深了，不好打扰邻舍，不然给你拉上一曲。哪天你有空过来，拉给你听。”
“好！”
他低声答道。接着米旎从抽屉拿出几本大影集给他，她走进了房间换居家便服去了。影集里有她外公外婆年轻时英武俊逸的照片，有她父母俊俏的倩影。她的眉目神态跟他们相像。文明赫翻着影集，突然发现他大伯的照片赫然跳入眼帘，他指着照片惊讶：“这是我大伯？！”
米旎也伸过头来指旁边那位：“这是我外公！”
她外公和他大伯毕业后分别走上不同的道路……1949年国民党风雨飘摇，败退台湾。十万来不及撤退的残军纷纷逃亡香港。文明赫大伯、叔叔也随着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难民潮涌入香港。十万人流被港英政府安置在天月岭。但受到当地人抵制和挑衅，生出纷争械斗。港英政府怕这些在入境时已经缴械，手无寸铁，却经历了无数血雨腥风的人在市区惹出事端。一年后，港英政府把这十万人和他们的家眷一同迁往“跳海岭”难民营。先前，有一个外国佬来这里开榨油厂，破产自杀。人们把这里叫做“跳海岭”。难民本来就够倒霉的，谁还愿意迁到那晦气的“跳海岭”。港英政府马上调整策略，通达人性地用谐音将这改称为“眺海岭”。眺海岭，是香港最偏僻、最荒凉之地。人迹罕至。这里没有外通的公路，唯一能走出去的，只有开往簸箕湾的小渡轮。这里仿佛与世隔绝，被人遗忘，无论谁走到这里，都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受。他们只能在这里自成一角。在这里，进来挑衅、出去闹事都不容易。十万人陆续搬迁进来，流亡之人谁不愿意眺望大海、眺望家乡，走出困境呢。开始他们连茅寮也住不上，一家大小挤在用油毡纸密密麻麻依山搭建冬湿冷、夏闷热的A字棚屋。一家火烛，呼啦啦传染烧成一片火海。打台风，满山狼藉。被风吹起的破片像断线的风筝海，漫天飞舞。飞满了新界的天空，飞到港岛的高楼大厦，散落在半山区的豪宅里。不知人们看见了这些纷纷落落的“破纸鹞”是否蓦然想起，这繁华的世间，还有那么多的破碎和凄凉。这十几万难民中，不乏有达官贵人，也有曾经叱咤风云的将领。这些注定已经成为失败者的乱世英雄，几乎在一夜之间沦为难民，这种落差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或许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中国人无论走到怎样的境地，都会凸显他们顽强的生存适应能力。他们没有人自杀。或许征战多年炼就了雄壮的体魄，躺下即寐的人哪还有功夫左思右想抑郁呢。他们只想着明天该干什么，怎样能填饱肚子。孩子不懂什么是艰难，什么是落差，有得食、有得玩就是好日子。他们拽着纸鹞在天空翱翔；他们在草丛追蝴蝶捉蜻蜓；在海边摸鱼捞虾，其乐无穷。文明赫大伯一家艰难生计：一边接受社会救济，一边在作坊生产“山寨”玩具、塑料制品和成衣，在山边开垦。他们一家人能文能武，能耕能织。再后来自己盖起了砖瓦房，总算在眷村安顿下来。渐渐地，人们各有打算：有人愿意一生一世留在香港；有人想回大陆；有人惊魂甫定后又担心香港不稳定。朝鲜战争爆发，当他们发现共产党的军队竟然能和美国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他们回老家的念头泯灭了。于是他们又开始谋划其他出路，投奔台湾或移居海外。有些人，痛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争权夺利。既然回不了家，既来之则安之留在香港。后来文明赫大伯一家去了台湾，二叔去了美国，三叔留在香港。五十年代末英女皇大赦，文明赫两兄弟过香港跟三叔生活。他们在广州做医生的父母60年代相续去世，妹妹跟做医生的姨妈生活。文明赫两兄弟跟着叔叔婶婶和兄弟姐妹一起，课余帮家里做手工，缝纫，开垦。他们个个学习优异，独当一面。“明赫，你这件衣服轧骨没轧正，这样用手扶住这边轧就正了。”
婶婶在缝纫机上手把手地教他。“好的，婶婶。”
文明赫应着，接着操作。“对了，就是这样。”
婶婶看着缝纫机。婶婶摸摸他的头：“好孩子，真聪明！”
叔叔带文海舫锄地：“你那腰要弓！弓腰才受力！”
“你这样，手握紧锄头柄，腰用力扭动起落！”
叔叔手把手教文海舫：“你来再试一下！”
文海舫跟着叔叔的锄头一起一落。“对了！就这样。”
叔叔说。“记住，不劳动者不得食，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要尽心尽力。靓仔，用心琢磨，事半功倍。”
叔叔看着他说。“嗯，叔叔。”
文海舫望着叔叔帽子下那黝黑、文气英武的脸，和浓浓的剑眉下那双坚毅炯炯有神的眼睛。文明赫叔叔是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军人，一直保持军人作风，言语不多。虽住在杂草丛生，贫瘠的眷村，但依然“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食不言寝不语”。尽管他们过得清贫，但每天桌子铮亮，玻璃窗一尘不染。这种贫，带上一个“清”字就变得有些许贵气。耳濡目染，文明赫兄弟言语不多，做事干脆利落。人算不如天算。想不到香港这个拥有世界三大良港之一的弹丸之地，六十年代开始腾飞，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文明赫他们成为新生代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