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江景真的十分漂亮，徐长安有点模糊地想起以前住在珠江畔的日子。晚上总是一江的灯火，像是天上所有的星都坠到江里去了，波光里潋着闪烁的灯影。她喜欢在露台上抽烟，那样寂寞地看万家灯火。点上第二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她对烟草的气息熟悉得如同老朋友，和谐而舒适。她想起自己第一次抽烟，是十五岁吧。她虚报了年龄在电子厂工作，工厂生产一种学习机上使用的游戏卡，她的工作是给卡的塑料外壳贴标签，花花绿绿的标签，上面印着卡通的人物头像。下班后她连手都懒得抬，拿筷子时手指都是僵的，不，是拿勺子。至今她还记得那个搪瓷饭缸，初到工厂时她花四块五毛钱买的，刚买第一天就在食堂里被人撞掉在地上，整缸的饭菜被扣在地上，四周有些人在吹口哨，她拾起来一看，饭缸已经掉了老大一块漆，心里顿时心疼得要命。身后有人大声嚷嚷：“你们别欺负人家新来的。”
她转过脸去看。她认得他，他是她那条流水线上的拉长迟华强。他帮她重新买了一份饭菜，说：“快吃吧，吃饱了不想家。”
1993年，徐长安十五岁，遇见迟华强。在那一刹那，她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十五岁的女孩子，带着一百七十块钱出来打工，他是第一个跟她提到家的人。她其实并没有家，父母都是聋哑人，她七岁时就知道，自己不是他们的孩子，是抱来的。亲生父母是谁？为什么不要她了？她都不知道。在那个闭塞的小镇上，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轰轰烈烈的新闻，她一点一点地听说，听说自己是从十余里外的国道上被捡回来的，大约是过路司机放下的。养父母因为残疾没有生育，所以从别人手里辗转将她抱了回去。他们的世界是无声的，与她没有什么交流，但是对她算是不错，还供她上学，一直到她念到初二，养母得乙肝死了。家里一贫如洗，为了给养母治病，还欠了两千多块钱外债，对这样一个家庭来说，那是天文数字一样的巨债。办完了养母的丧事，她就收拾行李出来打工。养父将家里最后的一百七十块现钱塞给她，送她出门的那个早上，还给她打了两个水铺蛋。家里的鸡下的蛋，养父母从来舍不得吃，留着换钱。而养母每次在她生日时，会给她打两个水铺蛋。她知道其实那不是自己的生日，只是他们将自己抱回来的日子，可是碗中热气氤氲，蒸得人眼睛睁不开，她想到养母患肝硬化住院的时候，肚子由于腹水胀得老大，什么食物也吃不下去。她想得到最好吃的东西就是水铺蛋，于是跑到医院外的小餐馆里给养母打了两个鸡蛋，好贵，要三块钱。养母最后还是一口没吃那水铺蛋。她慢慢将热腾腾的一碗水铺蛋吃完，脸上是湿漉漉的，像是露水润凉的草叶子。养父蹲在灶前咔嚓咔嚓地切着猪食，她叫了一声：“爸爸！”
他听不见，他从来听不见，蹲在那里切着给猪吃的红薯藤，看了看那花白的头发，她拎起那个装着几件衣物的编织袋，走出门去了。在那间厂子里，迟华强一直很照顾她。他是湖南人，她是湖北人，他笑呵呵地说：“我们是隔壁。”
是啊，他们只隔着一个省。不知不觉，她的目光老随着他打转。他爱说爱笑，跟谁都合得来，又有高中文凭，还会写文章。他是拉长，流水线上来来去去，总肯耐心地指点仍是生手的她。宿舍里挤得要命，总是那样闷热，永远有一股馊馊的味道，像是饭菜发了霉，又像是谁总不洗脚。她其实很爱干净，隔不了几天就打水洗头发，她的头发很好，乌黑柔亮，像缎子一样闪闪发光。同宿舍的人都很羡慕，问她是拿什么洗发。她就是用肥皂洗的，香皂要三块五一块，洗头膏更贵。快熄灯了，她到院子里去晾头发，想快些晾干了好睡觉。院子里有一盏路灯，无数的小虫子小蛾子在那里绕着灯飞，有人趿着拖鞋啪嗒啪嗒地走过来，看到她怔了一下，禁不住吹了声口哨，说：“没想到你披着头发这样好看，像电影明星。”
她第一次被男人夸奖，涨红了脸。迟华强站在那里，跟她说了两句旁的闲话，摸出烟来点上一根，忽然开玩笑一样问她：“你抽不抽烟？”
不知为何，她产生了一股奇异的勇气，接过他递上的烟，只吸了一口，她就呛得连眼泪都要咳出来了。他哈哈大笑，帮她拍着背，热热的手掌隔着她的的确良衬衣，仿佛一块烙铁一样，她的心里酥酥的，仿佛要被这热力融化一样。过了不久，他就调到销售科去跑销售了。徐长安渐渐很少能见到他，总是怅然若失。有次下午轮休，她特地到他们宿舍去，老远就听到他的笑声。她眼尖，从窗子里看见他和一个女孩子坐在床沿说笑，而宿舍里并不是没有凳子。她脸色煞白，在窗外站着，四周的风噗噗地吹到身上来，她站了一会儿后转身走开。车间前的花坛里挨挨挤挤地开着花，她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红色的薄薄的四片花瓣，在日光下呈半透明，仿佛呵口气就能把它融化掉。但它的颜色那样浓烈，血一样的红。她心里想，这样好看的花，为什么一点也不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