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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三章 黑夜(1 / 1)

丹巴庄园主楼,卧室旁的日光厅。  这里位于主楼三层的正中心,外面有连通走廊的大阳台,白天阳光也能照进丹巴老爷的会客厅。  睡梦中的刘承宗皱着眉头,伸手在床上摸索,直到握住雁翎刀的手绳,眉头才缓缓舒展。  没过多久,他叹了口气睁开眼,抱着雁翎刀裹了毛毯靠在窗边,撩开丝质窗帘,天还黑着。  丹巴庄园成了一座大军营,围墙内田地间满是营帐,值夜哨兵的篝火三三两两,颜色模糊暗淡。  穿好衣裳,刘承宗开门走进厅内,站在门口回头看了眼舒适的床榻,眼神复杂。  厅里油灯已经亮了半宿,狮子军值夜士兵用的更香已燃至底部,樊三郎半披毛毯坐在榻上,身前小桌摆满火枪、短刀之类的东西。  边上还支着杆火绳鸟铳,像个军火库。  刘承宗出来时,樊三郎正从炭盆取出灌了铅液的模具,放在石锅上冷却,看他醒来明显一愣:“大帅起这么早?窗台晾了水,还没凉。”

刘承宗迷迷瞪瞪点头,端着温水坐在厅中榻上,看着漆黑的阳台,醒醒神才道:“床太软,睡不惯……几点了?”

其实不仅仅睡不习惯,他的压力很大。  囊谦全境已经尽数收复,战线被推到白利边境,但战争从来不是目的。  他想赢得民心,调动囊谦的人口为他所用,同时进一步增加士兵的荣誉感,这事很难。  狮子军有很强的荣誉感。  在陕西的战争中,每个人都像英雄,他们为一口饭加入狮子军,但在战争过程中,把多余的粮食分给百姓、与人们公平买卖、以保护者的姿态判决乱军,种种行为,都会在百姓那得到爱戴与尊敬。  这份爱戴与尊敬,反过来进一步加强士兵的荣誉感。  但在这里没有这个环节。  这让他在睡梦中也无法停止思考。  樊三郎看了眼更香:“刚敲过四点,离天亮还有一个时辰。”

他们说的点,是巡夜更鼓敲梆子的鼓点。  樊三郎边剪着模具里凝好的铅弹,边道:“夜里有三件事,摆言派人传话已经缩小到两座山,贼首若还在山上,今天就能捉住。”

“塘兵说对岸没向山谷增兵,但有猎人进山;驻守囊谦的守军又找到三个会说汉话的和尚,正往前线送……”樊三郎汇报着夜晚的情况:“家里送来几封信,没标红,我就没叫你。”

说着,她抬头了眼睡眼惺忪的刘承宗:“你要不再睡会?”

刘承宗摇摇头,取过书信挑了挑油灯,道:“不睡了,我看看这几封信。”

信很长,都是杨鼎瑞派人送来的,有汇总海北近日情况,都是些造了多少抬枪火炮、卖了多少东西之类的小事。  除此之外,还有东边的消息,杨彦昌、任权儿都给他写了信。  刘承宗越看越沉默,樊三郎看他脸色复杂,一直等他看完才问道:“大帅,出什么事了?”

他摇摇头,放下书信靠在靠垫上仰头叹息,片刻后才道:“朝廷在陕西赈灾了,杯水车薪……你睡会吧,补个觉。”

信上说,皇帝派御史吴甡携十万两至陕西赈灾,以西安府推官史可法主管赈灾事宜。  这消息对山西人樊三郎来说没什么。  她依言把三支上膛的手铳放在一旁,对着墙壁摆好,以防误触,等着天亮把火药打掉,靠在垫子上裹紧毯子闭上眼睛。  一时间厅中很安静。  看杨鼎瑞的信,让刘承宗心情复杂。  但延安战神杨彦昌与任长官的亲笔信还是令他倍感亲切。  看见这些信,他脸上的笑意就止不住。  杨彦昌如今想给刘承宗汇报个工作挺难的,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哭穷。  杨彦昌说自己格外重视这批赈灾银,但陕西盯上这批赈灾银的军队太多,杨系将官们正忙着在公文里跟关中和榆林的军官打口水仗。  信上对所谓的杨系将官有所介绍,杨彦昌用的词是‘自家人’,刘承宗看了看提到的名字,发现都是延安府抵抗流贼的中流砥柱。  不,是抵抗刘贼的中流砥柱。  杨彦昌参将、任权儿指挥使、石万钟千户、陈汝吉千户、鲁斌千户……都是延安府的大人物。  说起来,不管从他的角度,还是朝廷的角度,这帮人都是他养起来的。  只不过在自己这儿,是养育的养;在朝廷那,这些人是靠打他的战功起家的武将们。  在延安巨寇刘承宗逃遁青海后,延安府这帮人忠于任事,使治安为之大定,纷纷受赏升官。  杨彦昌的目标是从赈灾银里截留五千两,把延安营的欠饷发了。  在刘家大举西迁之后,战神的日子不太好过,新组建的延安营又开始欠饷了,只能靠狮子湾里的种地王高迎祥接济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杨彦昌在信里说,刘承宗对地方帮助挺大。  说在去年,陕西的局面迅速恶化,刘承宗在北方后继有人,宁塞营出了个神家兄弟,同样以欠饷、援辽边军为主力,非常嚣张,攻城略地。  不过那对兄弟的路线是全军剃发易服全面虏化,打扮往蒙古人那边使劲靠,在边墙内外自由出入如入无人之境。  朝廷开始赈灾后,陕西的流贼纷纷大举入晋,神家兄弟则往西打,兵锋一度直指平凉。  但由于刘承宗已经在西边打过一次,各个城池的防务都有所加强,使他们难以横穿庆阳,想进延安府也很难。  延安府在刘家人、高迎祥、杨彦昌、任权儿等人的长期操控下,已经变成大明境内的古怪地方。  按说这会没贼了,应该能收上税了。  但中间几个县的攒里并甲是由刘承运主持操办,百姓本来就半民半贼,对官军毫无好感。  等刘承宗走了以后,指挥使任权儿又借着操练民壮的名义,给地方派出许多民壮首领,隔三差五就给百姓搞个临战逃难演习。  名义上是逃难演习,实际上是逃税、躲兵,各地串联,有一套传递消息的简单手段。  白天军队进清涧,各个村子就连成串放起了窜天猴,两刻钟时间方圆十里的百姓,人、牲畜、鸡鸭、粮食就全部撤进山里,连鸡毛都不会给官军剩下。  夜里进军队就更容易了,小山峁上一个老头儿甩鞭子,响声就能传到下个村儿。  这对延安府的村庄人力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百姓算了算合适,每个村子只需要出几个后生全天观察情况,就能免掉整个村子的税粮,很值。  当然这套东西防的不仅仅是官军,进了贼,待遇也一样。  任权儿在信里说,他练这个不为别的,刘长官说过,谁都别想抢老百姓的东西。  当然任长官在信里也不免担心。  他写信有三个目的。  一来,为了给刘长官传报喜讯,他因为护卫地方有功又升官了,如今延安卫的指挥使。  二来,是问问刘长官啥时候回来,刘长官麾下三千二百零八名忠诚的延安卫旗军,时刻准备高举刘字大旗。  三来,是问问自己这么做对不对。  目前的情况是,就算刘承宗回来,恐怕也很难在延安府收上粮。  本来任权儿是可以把延安卫旗军补满的,但后来他发现不能补满,经过几年灾荒、两年战乱,陕北没富家。  当任长官失去最大的创收手段,靠卫所军田和刘长官留下的安塞王庄,养不活五千六百个兵。  想从百姓那想想办法,但经过半年的加强演习后,蓦然回首,任权儿发现在延安府,他也筹不上粮了。  只要不找百姓要粮要钱,他在延安府可以横着走,就像一棵深深扎根的大树,这片土地上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住他。  如果想向百姓要钱要粮,第一次总是能要着的。  但等他再带兵经过那几个村子,人去村空,啥也没有。  事后派人问问,周围的村子都说不知道,他们看见中间那山峁上孤零零一棵树倒了,只知道进了兵,也不知道是指挥使大人的兵啊!  任权儿用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自己对刘长官的意图算贯彻到底了,百姓的逃难训练非常成功。  任何人都别想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征到钱粮,包括他自己。  这封信把刘承宗看得哭笑不得,他是真没想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随口说的一句话,却让任权儿做到了这种程度。  王自用的回信就简单多了,王把总在朝廷那当官当的不舒服,朝廷认为曹文诏的关宁军接**凉,王自用的押粮队没跟上有一定责任。  而现在延安府的情况是,王自用很难给刘承宗拉到人,所以他打算自己带些人手过来,不给朝廷干了。  放下书信,刘承宗整个人都振奋起来。  这些来自陕北的力量,鼓舞他继续思考下去,思考人们想要的是什么,思考自己怎么弄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其实在陕北很艰难,那里有天灾人祸,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的严重下降,每个人都意识到出了问题,不满情绪像一口沸腾的锅,总有冲开锅盖的一天。  他们别无选择,数不清的人互相撕扯,争夺求生希望,旧的秩序早已崩溃。  有些人认为自己的人生出了问题,要想办法改变。  有些人则认为自己的国家出了问题,要想办法保护。  在新秩序的建立中,他也不过只是其中一个,选了其中一边,从来都不孤单。  尽管帝国的强大在他意料之中,终归他们多,敌人少,人们最大的艰难是口粮,口粮让人们做任何决定都简单得多。  山陕的饥民饥军,像绝望的热锅蚂蚁,闷头乱窜却爬不出锅。  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生活还能再坏到哪里,每个人都想跨越雷池,却不敢。  所以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顶着被通缉悬赏的罪责,率领众人在热锅上冲出一条活路,只要他说有一条路,就有人愿意跟他走。  艰难里,也就还总是透着希望。  而在这儿,情况要难的多。  起初刘承宗想把自己摆在解救者的位置上,看见奴隶的遭遇后,甚至有点救世主的感觉,对这里充满俯视。  但经过一路进军,他在试着理解这里,分析这里。  对手的军力不强,但旧秩序却无比坚固,和陕北最大的差别在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他来之前没有下降。  贵族有贵族的生活水平,奴隶有奴隶的生活水平,几百年来一直如此,人们擅长在这套秩序下生活。  即使是奴隶,遵守奴隶的规则、完成奴隶的工作,也让他们得心应手,从而苦中作乐感到轻松。  换句话说,人们不需要他。  甚至仍然在贵族身边的差巴和堆穷,生活水平还因为他的到来下降了。  贵族们为了跟他打仗,领民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出兵,本就贫苦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陕西的百姓因加税憎恨后金,这里的百姓同样会因出兵纳粮憎恨他。  他不能居高临下俯视别人,就好像他给的东西是好的,别人不领情就是不知好歹。  把羊请到床上,人撵进圈里,人不舒服,羊也别扭。  正像丹巴庄园里这张铺了厚褥的床,比中军帅帐的简陋床铺舒服,可他不需要。  基于这种思考,刘承宗渐渐找到诀窍,在脑海中构建出自己接下来的战略。  对外的大方向,自然要拿下能征服的所有土地,但在战争中,对不同的地方贵族需要有轻重缓急。  对于归附自己的贵族,可以给他们适当权力,或用小刀割肉的手段,给其一夕安寝的希望。  但对于一方面筹备作战、一方面又希望议和的敌人,必须尽快将其整个家族连根拔起。  拖的时间越久,贵族的领民身上包袱与压力就越重,生活水平下降越明显,就越仇恨自己。  最后即使是想要解放奴隶的人,也会陷入被奴隶反对的窘境之中。  但如果下手够快,贵族们因为自己压在百姓身上的包袱还不够多,等战争结束,奴隶的私有财物与生命安全得到保护,变革的阻力就会小得多。  刘承宗无声起身,解下毛毯给樊三郎盖上,转身迎着黑暗走向阳台。  天就要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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