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有时候觉得，自己在师傅的眼前一定是个透明的人，起码也算是处于半透明的状态的，因为他发现连自己的很多隐秘的内心活动也是逃不过师傅的眼睛的。他既觉得有些尴尬，又对师傅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他觉得自己从师傅身上的确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忙忙碌碌的一天又过去了。夜深人静，当徐明一个人静静地独处的时候，休息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便是拿出日记本来，记下一天的经历和感受，记录的过程也是他给自己定位的过程。徐明在自己每一本新启用的日记本的扉页上，都会写下同一行字：任何时候，任何原因，都不能偏离人生的正确航向，不能偏离理想的轨道。他像一个坚持写航海日记的船长那样，自己掌握着自己人生的航船，日记是他确定自己每天定位不偏离理想目标的依据。从大学期间开始，这个习惯就再也没有改变。如果有一天他内心感到不安，那一定是日记没有完成。不管时间有多晚，在一天结束后躺下来之前，他都会定下心来，翻开新的一页，记下自己新的经历和所思所想。徐明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他感兴趣的是事物的意义、关系和可能性，他对事物的判断是基于其个人的价值观念作出决定的。他喜欢真实地面对自己，乐于接受新的思想，总是不断地思考和寻找生存的意义。他觉得一份好的工作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不是简单的常规性工作，更不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他崇尚和谐，不愿意在一种竞争激烈或四分五裂的环境中去寻求自己的发展。大学校园是青春的校园，当一对对情侣携手走过，当室友们全都沦陷在爱情的城堡里，徐明依旧是独来独往。他知道自己曾经是别人的目标，但他自己却没有目标。因为他既不想做感情的俘虏，也不愿意做一个感情的狩猎者。在那青春的大花园里，他认为自己既不是蜜蜂，也不是蝴蝶，而是一只短暂地停留的小小的欢乐的鸟儿，自己只是这个地方的匆匆过客。他的四年大学生活更像是一个潜水者，进入到一个早就向往的大洋里，在知识的海洋里，徐明潜入到海底的世界里，尽情地探索，发现，汲取，等他收获了丰富的宝藏浮出水面的时候，他的大学生活也已经成为了往事。进入法院工作之后，他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社会才是一个真实的大课堂。书本给不了自己的答案，理论解决不了自己的那些问题，社会却可以帮助自己，实践可以告诉自己。他清楚地知道，要立足于社会，必须要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定位自己，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也是家中的独生子，父母希望自己能回到他们的身边，然后按照他们的愿望娶妻生子。他们期望着可以像千千万万的父母一样，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认可的，一代又一代人继续实践着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基因。徐明当然也认为，年轻的一代人没有理由否认这个传统，作为继往开来的一代人，他们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传统。他们否定的不是婚姻本身，而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他们否定的不是生命和文化传统意义上的传宗接代，而是为了生育而生育的农耕时代的家庭模式。徐明在学习婚姻法律的同时，还通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展现了人类历史分期、各个阶段涉及的家庭组织和制度，为政治科学贡献了新的政治起点、视角和逻辑。徐明在大学期间就喜欢广泛涉猎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喜欢探究与当代一些热点相关的社会问题。在跟着东方思义从事家事审判工作之后，他便自然而然地更多地关注起人类婚姻家庭形式的变迁。作为高级生命的人类，也是脱离不了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的规律的。人的生命周期现象，让我们没有能力在刚生下来时就可以养活自己，也没有能力在年老体衰之后，还能继续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维持生命的正常的需要。当人类从个体、氏族、部落进化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继而进化到封建社会之后，人类通过代际转移来实现生命周期延续的基本模式，就是通过家庭、宗亲，以及后来发展的各种社会组织来提供不同程度的保障的。这种保障的主要模式，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的。在数千年的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生育后代除了为家族传宗接代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目标是要以此来培养新的劳动力，这是生产发展和生活保障的必然需要。现代国家已逐步建立起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很多以往只能由家庭和氏族来实现的功能，已由国家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如社会养老保险基本制度的建立，便是最基本的一种。过去，中国人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模式，已逐步由社会制度来实现。生育后代的目的，已由过去的低级需求发展为更高级的精神需求。这种变化为现代人婚姻家庭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基本的物质基础，使婚姻家庭的功能更加趋向于精神方面的追求，使婚姻家庭的组织形式更多的是基于人性的需要和爱的需要。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年轻一代，已基本摆脱了以解决温饱为基本物质需求的生活方式的束缚，成为了思想解放的新生一代。他们有条件开始接受各种新的思潮的影响，有条件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人生的追求和目标，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必然的文明进程中的一部分。在他们看来，婚姻不是仅仅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结婚不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而是要把爱与理解留在身边。结婚没有了固定的标准答案，年轻人有了更多的选择，他们知道自己选择了什么样的人，就是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搭伙养命式的结婚，已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不屑。他们在寻找更多的方式，他们需要搭建另一种自己满意的理想式的生活。他们更多的是因为事业走到一起，更多的是因为那份不舍之情走到一起。他们更相信缘分，更相信信息素，更依赖于情感，更依赖于信任，更懂得和需要心灵的陪伴和成长。在徐明看来，结婚不是为了顺应父母，也不是为了顺应世俗社会，而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值得信赖和亲近的人。每个人都会有一种心理依赖，有了自己的家才会像一叶小舟靠上了岸，心安之处才是家，没有人不需要爱，没有人不需要陪伴。徐明亲身经历了三年多婚姻家庭案件审理的实践，平时也注意对当代婚姻家庭有关资料的广泛涉猎和分析，由此也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在当代生活中，婚姻进入了理想主义与悲观主义并存的时代，这是社会转型期在家庭婚姻观念中的必然显现。一份民政部门统计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超7700万成年人处于独居状态。有人预计到2021年，成年人独居人数会上升到9200万。结婚率在2013年达到峰值9.92‰，此后便逐年下降，2018年为7.3‰；离婚率则持续上升，从2002年的0.9‰上升至2018年的3.2‰。数据明显地说明结婚的相对少了，离婚的却相对多了。数量庞大的单身群体，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单身？徐明看到的某全国性的大报有一份社会调查显示，在我国目前超2亿的成年单身人群中，有30.1%的单身女性恐婚，19.3%的男性恐婚。为什么人们既期待着拥有理想的婚姻家庭，又成为恐婚的一族呢？这种矛盾的现象，不能单纯从恐婚者身上来寻找原因，而应更多地从社会的环境方面寻找外在的制约和影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大量增长，人的独立性不断提高。婚姻不再是一种物质生存方面的“必要”的形式，而是一种精神追求上的“想要”的结果。这是社会进步带来的一种现象，也是社会进步带来的必然结果。人们对婚姻的期待是和对爱情、陪伴、理解、支持等精神层面的需求和期待同步的。理想的婚姻应该有自己需要的归属感、身份感、价值感，是在精神层面上对孤独的终结，而不是物质层面上对温饱的满足。就如一位网友所言“我没有穷到必须依靠婚姻来解决温饱问题，也没有富到可以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来喜结连理。如果没有真正合适的人出现，我宁愿不结婚，我愿意等，哪怕再晚一些，我也愿意等，等待一个自己心目中的结果。”
这无疑已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理想主义并不是排斥主义，恐婚也并非真正的不婚。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没有达到自己心理上的那个标准，无论是结婚者还是离婚者，似乎都与此有关。对于单身人群来说，很多人没有结婚，不是因为婚姻对于他们不重要，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对婚姻看得太重要，宁愿单着，也不苟且。（下期预告：第80章 贫穷的围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