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证明这样的亮度减少，可以给观察者，有“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一些研究者对观察了1997年日出时日偏食的观察者进行了调查。 然而，所有的观察者所在的位置，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不到10%的地方，这些地方的观察者没有“天再旦”的感觉。 要不就是位于亮度减低超过80%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天再旦的感觉。 从这些数据，研究者作出结论，“主观亮度减少超过10%会造成‘确定的天再旦’的感觉”。 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实际上，飘过的云，常常可以造成主观亮度减少25%…… 另外，该文也质疑了，对于该次日食的计算的正确性。 另外，有人依据《日食路线图》作了调查。 他们发现在前899年4月21日早晨的日食，日食带西端在齐鲁省，西陕省是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天再旦的。 而在前871年10月6日早晨，在郑地可看到天再旦的天文景象。 《考古》杂志2007年3月，发表了朱凤瀚的文章《尧公簋与唐伯侯于晋》。 这篇文章介绍了香江地区，私人收藏的西周青铜器尧公簋。 其铭文有：“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的内容。 铭文如下：“（尧）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
从簋的形制与铭文字形特点来看，该器的成器时间，似不会晚于西周早期中段。 那么，“王命唐伯侯于晋”的“王廿又八祀”显然应该是成王二十八年无疑。 鉴于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中，成王22年，康王25年，均少于28年。 故此，尧公簋一出，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即被否定，成王或康王的在位年数必须修订。 但这尧公簋上的铭文，也不能作为定论，来予以推翻前面的结论的最终证据。 因为，唐代安史之乱后，唐与西域的联系被中断。 而最近出土的西域唐代驻守西域的相关文书表明，西域地区上不知道唐的年号变更与皇位的变化。 周代的信息交流，远比唐代更为迟缓，阻碍其信息传递的因素更多。 因此成王和康王在位年限，不能单凭此一物便作为定论，应留有更多的探讨余地。 其实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著名的逨盘，其上也有历史争议。 毕竟逨盘铭文记叙了单氏家族八代仕周，辅佐文王至宣王十二代周王征战、治国理政的史迹。 同出逨鼎记宣王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受王戒勉任命及赏赐作器事。 记录的时间长了，很多事情就跟一些我们研究的成果不相符。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古代交通、通讯都不发达，很多信息错误。 或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原因，年代年号沿用，也是正常。 所以，在2003年1月9日，西陕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出土了27件铭文青铜器青铜器之后，有专家说“断代工程我们叫阶段性成果，看来是叫对了，否则会很麻烦”。 其实，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夏朝的存在与否。 夏商周断代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 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 在西方有关华夏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 而商朝被认为是我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 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 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点。 其一，南河西部和西山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 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 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 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 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 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 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的发生。 一般确切的文明，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 除非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 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 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其实，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华夏人和外国人的思维不同，文化基础也不同。 如果是纯正的华夏人，这是问题？ 要知道从秦始皇之后，历代皇帝还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呢！ 他们都是上天之子，都是龙，那是不是也都是神话故事，这些历史也都不是信史？ 像是把一些伟大的人，都牵强附会上一个伟大的出身，在我们国家很正常。 甚至有些圣人，出生的时候，还紫气东来三万里呢！ 而这么一个理由，居然也能拿出来说事！ 从此可以看出，外国人鉴定华夏历史，就是个笑话。 就这样，这样的讨论还一直在持续。 2003年的一次会议中，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 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 当然，这里的争论，就不全是无理取闹，别有用心了。 比如，“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 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 第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 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 这些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 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