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一个爹妈养的亲兄弟，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据史书说，李太后兄弟姐妹七人，李业最幼，故而上边的六位哥哥姐姐从小就特别溺爱他，把他惯成了标准的熊孩子。好事儿一件不做，坏事儿一件不落，满肚子馊主意、歪点子，满嘴都是下流粗鄙、三俗的污言秽语，因此甚得刘承祐欢心，与聂文进、郭允明、后赞等十分投缘。 显然，这很有可能是后周、北宋政治集团对后汉刘承祐一朝的污蔑和诽谤。 “舅族”抵制刘承祐和“群小”的政变，是因为他们对时局保持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虽然从武将集团手中夺权是长期的必然趋势，但切不可操之过急，主要原因就是领兵在外的郭威。 因抵御契丹的现实需要，郭威屯兵在外，虽然只是魏州节度使，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河北总司令，且刘承祐给了他近乎无限的权力，使他可以调动黄河以北所有的军队、钱粮等一切战略资源。 李洪义之所以出卖刘承祐，向王殷泄密；阎晋卿在关键时刻向史弘肇泄密（未遂）；李洪建保全王殷全家……主要就是基于这种顾虑，郭威是那么容易被杀的吗？黄河以北的土皇帝呀！ 即便是非要铤而走险，下定决心要铲除郭威，也应该擒贼先擒王，首先干掉威胁最大的郭威，而刘承祐和“群小”却反其道而行之，把郭威排在了死亡名单的最末尾。这么做的后果就是给了郭威充足的准备时间。 我们简单梳理一下时间线： 11月13日，杀史弘肇、杨邠、王章； 14日，孟业持密诏抵达澶州，李洪义泄密； 15日，郭威起兵南下； 16日，郭威抵达澶州； 17日，郭威抵达滑州； 18日，宦官龙脱把郭威抵达澶州的消息（16日）带回汴州； 19日，郭威抵达封丘； 20日，双方在刘子坡对峙； 21日，朝廷军崩溃； 22日，刘承祐遇弑，郭威入汴。 从政变开始到彻底失败，仅仅不到10天。按照刘承祐的计划，13日杀史弘肇等人，14日杀王殷，15日才会杀郭威。 事实上，当13日的惨案发生后，郭威已经第一时间得到情报，并开始与幕僚商议对策，所以在第二天（14日）接到告密后，军队的反应才会如此迅速，商量对策、统一思想、部队集结、作战动员……用时不到一天，第三天（15日）就已经踏上了征途。 直到16日，刘承祐集团才派侯益等率军进驻澶州，把澶州预设为第一道防线，讽刺的是，就在同一时间，郭威已经占领了澶州。如果是拍电影，用双镜头拼接或快速切换，就会形成巨大的视觉冲击。是郭威行动得太快，还是刘承祐动作太慢？ 而更讽刺的是，刘承祐还派宦官龙脱去魏州“前线”侦查，在刘承祐集团的预想中，就算暗杀郭威的行动失败，郭威真要造反叛乱的话，其集结、动员、完成部署也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他们肯定在魏州乱作一团了。 结果宦官龙脱连滚带爬地跑回来（18日），告之郭威已经进驻澶州，刘承祐集团惊得花容失色。实际上，由于信息传递存在时间差，这个时候，郭威已经渡过了黄河，且越过了滑州，即将抵达汴州北面的封丘，已经算是兵临城下了。 所以，主动挑起矛盾争端的刘承祐集团，反而陷入到了巨大的被动中，只能仓促应战。后发制人的郭威竟然掌握着主动权，以静制动，在短短两天的对峙中，仅仅是一次一百多人的小试探，就让朝廷大军崩溃不能止，刘承祐集团瞬间遭团灭。 时间虽然短促，但其中很多细节都透露出“舅族”之所以“反水”的原因。比如郭威代表的武将集团根深蒂固、盘根错节，13日的惨案刚一发生，远在魏州的郭威就第一时间得知情报；当两军对峙时，朝廷军的将领们纷纷开小差，与郭威暗通款曲。 当然，假设刘承祐把死亡顺序倒置，先派人杀郭威，再杀史弘肇等人，或者约定时间，同时下手，事情就能成功吗？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武将集团树大根深，尾大不掉，刘承祐太轻敌了，太年轻了，图样图森破。 另外，在这场“两日战争”中，刘铢的做法实在匪夷所思，刘承祐败退汴州，他拒绝刘承祐入城，还放乱箭驱逐；郭威来了，他也放箭驱逐。他的立场到底是什么？感觉他是一个毫无原则的哈士奇加泰迪，怼天怼地对空气。 据史书记载，刘铢残酷好杀、心狠手辣，深得刘知远欣赏，认为他是一位凶悍的勇士。然而他的“勇”仅仅停留在对待手无寸铁、毫无还手之力的人身上。 刘铢脾气暴躁，下属偶有小错，就会被倒拽着在地上拖行，直到数百步方止，受刑者往往会体无完肤。 如果是针对平民百姓，手段则更令人发指。凡是经他审理的案件，罪无轻重，皆躲不过一顿毒打。在影视剧中，打板子的时候，两个衙役互相配合，两个板子一起一落，轮番拍打，而刘铢发明了“合欢杖”，即两个板子同时落下；还发明了“随年杖”，多大岁数就打多少板子。 在捞钱方面，刘铢也不会掉队的，他擅自增加赋税，简单粗暴。 在青州任上时，曾利用职务之便，化身盐帮大佬，秘密从事贩私盐的勾当，赴京时尚有好几屋子的私盐来不及销赃或转移。于是，刘铢命人把这些私盐全部倒入井中，又倒了一些粪土等污秽之物，然后用土填埋。结果继任者符彦卿将此事查明，上奏给朝廷。 所以才会有前文提到的，这位副省级干部倒了京师之后，竟然成了北漂、无业游民，杨邠、史弘肇迟迟不给他安排工作，有意打压他。私盐案，就是原因之一。 刘铢也罢，“群小”中的其他人也罢，在史书上记载几乎都可以用不堪入目来形容，而反观史弘肇、杨邠、王章等政变惨案中的受害者，则往往是溢美之词，即便是提出批评，也是相当可观、相当有理由的，还要在婉转的批评之后帮他申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