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嘉靖朝的大臣们竟将不以赫赫武功见长的刘基与徐达并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明朝初年在朱元璋的开国功臣中，有一个集团具有非常显赫的地位，这就是淮右集团。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胡惟庸都是淮右人。刘基作为后来归顺的浙江青田的儒士，在新朝中究竟能占据多大的地位，是很值得怀疑的。刘基的谋略与功勋，尽管被朱元璋所器重、承认，但似乎终究因其地望的关系而不能享有更高的地位。从刘基先后被李善长、胡惟庸迫害的事实来看，刘基的地位决定了他在明初的历史中不会有很深远的影响。明代开国第一功臣的位置，是被李善长占据的，李为韩国公。刘基的爵位仅为诚意伯，而伯的爵位，列于公、侯之下。一直到十五世纪末，即明代弘治年间，刘基的声誉才稍稍有所提高，十六世纪初期，武宗再次表彰了刘基的开国之功。但是，嘉靖朝的大臣们以刘基与徐达并称，骤然拔高了原本普通的刘基的地位。这对刘基来说，也许意味着一个神话的开始。传说中的刘基，更是一个妙算阴阳的神一般的人物。其实，在功成名就的背后，真实的刘基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说，这是一个绝顶聪明但却略带悲剧性的人物。“刘基当初是元的进士，那时他忠于元；后来成为元的逐臣，他就隐居待时，终于辅佐朱元璋成就了事业。”
刘基生平，大约也以五十岁为分界线：五十岁前效忠于元朝；五十岁后扶佐朱元璋。【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九都南田山之武阳村人。青田县在元末属江浙行省处州路，东临温州路，境内多山。南田山在青田县城南一百五十里处。南田山的形势，乃是“万山之巅，独开平壤数十里，号南田福地”。】【东邻西舍迭宾主，老幼合坐意绸缪。】【山花野叶插巾帽，竹箸漆碗兼瓷瓯。】【酒酣大笑杂语话，跪拜交错礼数稠。】刘基出生在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像许多士人一样，刘基知道科举是他通往成功的惟一途径，因此，他认真学习儒家经典，尤其精通《春秋》。十四岁时，刘基成为处州路学的一名学生，迈出了漫长科举路的第一步。他的聪明很快在学习中得到展现。人们很少见他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刘基对于书籍，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曾经在元朝大都的一家书店中翻阅一本天文书，翻过一遍后竟然立即能背出来，书店的主人便要将书送给他，他却说：“书已经在我的胸中了，要书何用？”
刘基在元至顺三年为举人，参加次年的会试和廷试就考中了进士，可谓一帆风顺。按元朝的规定，必须到二十五岁才可以参加乡试，可是刘基二十二岁中举，二十三岁就是进士了，原来他在报考时虚报了三岁。虽然在年龄上作弊，但考中则是靠真才实学，所以刘基的高中在乡间一时传为美谈。然而，与科举的坦途相比较，刘基的仕途却显得坎坷得多。毕竟，科举在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才华，而官运则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对于官僚体制的适应能力。元统元年的进士刘基，直到至元二年才授了一个高安县丞的官职。县丞是协助县令处理政务的小官，秩正八品。此后二十多年中，刘基先后出任过江西行省掾史、江浙儒学副提举、行省考试官、行省都事、行枢密经历、行省郎中、处州路总管府判等官职。这些官职中，儒学副提举是从七品，行省都事是七品，处州路总管府判是正六品。二十余年的宦途，不过一直是沉沦下僚罢了。对于自负不世奇才的刘基来说，自然极为郁愤。不幸，刘基的性格又是“疾恶如仇，与人往往不合”。刘基后来在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对话中也说自己“疾恶太甚”。在贿赂公行的元末官场，刘基的性格让他屡受打击。元至正十三年，四十三岁的江浙行省都事刘基因建议捕杀方国珍，与朝廷抚绥政策相左，次年春被羁管于绍兴。当时，刘基本人“发愤恸哭，呕血数升，欲自杀”。门人密理沙劝阻道：“如今朝廷是非混淆，岂是先生自杀的时候？况且太夫人在堂，您死了，她老人家怎么办？”
羁管绍兴，倒让刘基真正享受了一生中难得的一段轻松时光。他纵情山水，写下不少关于绍兴的游记。他说：“语东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会稽。岂其他无山水哉？多于山则深沉杳绝，使人憯凄而寂寥；多于水则旷漾浩瀚，使人望洋而靡漫。”
至正十六年春，江浙行省的一纸调令激起了刘基心中的涟漪。虽然绍兴风景难舍，但治国平天下的强烈愿望还是使刘基马上接受了这一调令，离开了绍兴，出任江浙行省枢密院经历，与枢密院判官石抹宜孙等同守处州。不久，刘基升任行省郎中。与石抹宜孙同守处州这一段时间，是刘基心情最激昂的一个阶段。他与石抹宜孙彼此赋诗酬唱，甚是相得。然而，刘基虽然守土功大，但朝廷仅将刘基升为处州路总管府判。这一职位变动，使刘基对朝廷失望到极点。据说，刘基收到朝廷的谕旨后，即于庭中设香案，拜敕书，称：“臣不敢负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见授，无所宣力矣。”
既然官职让充满抱负的刘基无法施展才能，于是他决计弃官归田，隐居在南田山下。刘基之言表明，他不是有意不为朝廷效力，而是朝廷没有重视他，给他的职位太小，让他无法干一番事业。此时，天下大乱，地处偏僻的处州路也不宁静。元将石抹宜孙镇守着处州路，其弟石抹厚孙镇守处州北面的婺州路，那里是刘基好友宋濂的家乡。处州路东面是占据浙东的方国珍；北面是势力强大的张士诚；西面朱元璋的军队也开始进逼。隐居的刘基一方面已无法再为朝廷效力，另一方面却从内心中瞧不上纷起的割据势力。在刘基心中，这些占据一方的“寇”最多也就是“勾践之业”，称霸一方而已，不值得投奔。于是，刘基一边组织乡人于乱世中自保，免遭方国珍的骚扰；一边著《郁离子》，以寄托自己的一腔幽愤。“（元朝末年）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朝的合法性，一直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如果说元朝从他们这些社会的天然领袖身上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那么，许多反对元朝的叛乱分子……也没有得到他们大规模的自发的合作。”
在各路割据势力中，尤以朱元璋的势头最猛。至正十八年十二月，他的部队攻克了婺州路，不到一年，即第二年十一月，处州路也落入朱手，刘基的好友石抹宜孙败走。最后一块让刘基容身的净土也失去了。后来有人说：“这一年，先生因不为元用，隐居青田。如果不是这样，势必与胡琛、章溢等同议守备，出奇制胜。”
以刘基的谋略，朱元璋的军队是否能顺利攻陷婺州、处州，还真是难说。刘基的出山，一半是请出去的，一半是逼出去的。刘基的出山为未来的朱明王朝立下了不少功劳。朱元璋对于刘基，早已闻名。太祖朱元璋初在滁阳间，韩国公李善长举荐浙东宋濂能知象纬，谁知宋濂却说：依我看，我的本领不如青田刘基。但对于刘基来说，投奔朱元璋实是不得已的行为。明朝建立后，《刘基行传》的作者为神化朱元璋、刘基君臣间之契合，就杜撰出西湖望云和陈说天命的故事。据说，刘基在做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时，曾游西湖，见异云起西北，光映湖水中，同游者鲁道原、宇文公谅等人都以为是庆云，将分韵赋诗。刘基独纵饮不顾，大声道：“这是天子气啊，应在金陵，十年后有王者起其下，我当辅之。”
当时，杭州城还是一片繁华，同游的人都以为刘基说狂话，吓得纷纷避走说： “这不是要连累我们灭族吗？”
刘基与门人沈与京痛饮而归。十年之后，即朱元璋攻破处州时，刘基大摆筵席，向亲朋好友陈说天象说：“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
刘基出山，其实是不得已。早在至正十九年处州被破时，朱元璋部将缪美就强迫刘基出山，将他带到金陵。无奈刘基确实不想留下来，朱元璋也只好放他回去。不过，刘基这样的人才肯定会始终惦记在朱元璋的心中。大概不久之后，朱元璋指示他的另外一个部将孙炎去劝刘基出山。孙炎此时是处州总制官。对刘基，孙炎一开始是派使者去请。请了几次，刘基就是不肯出山，只是送了一柄宝剑给孙炎。孙炎将宝剑封还，作了一首《宝剑歌》，大意说这宝剑是刘郎的传家宝，我不敢接受，还给您，希望您能够献给明主，这才合适，好比大旱之后换了甘霖。他的意思是要刘基出来帮朱元璋做一番事业。孙炎还附上了一封信，洋洋数千字，说的也无非是这类意思。刘基没办法，只好去见孙炎。孙炎见刘基来，高兴得很，摆上了酒，与刘基对饮，谈论古今成败的往事，好像大河奔腾、峡谷决堤一样，滔滔不绝，一点也没有阻碍。这一来，刘基佩服不已，说：“我刘基开始时以为比您强，听了您的议论之后，我哪里敢跟您比啊。”
孙炎以其豪情与雄辩折服刘基，完成了朱元璋下达的任务。朱元璋对于刘基的了解，似乎局限于其“象纬之学”，即观天象、验谶纬的本领。所以，他征用刘基，最初的目的也许是想借助刘基的术数之学。杨启樵先生指出，明太祖之崇尚方术，殆受当时风气之影响。元代诸帝都喜欢方术，在历朝皇帝中是最突出的。朱元璋生于元末，自然不能不受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在朱元璋身边，术士颇多，如周颠、孟月庭、张铁冠等人。所以，在最初朱元璋的印象中，刘基也许不过是方术之士，而未必有学问。据说至正二十年三月刘基来到应天府时，朱元璋问的第一句话是：“能诗乎？”
刘基的回答是：“诗是儒者的末事，哪有不能的。”
朱元璋指手中斑竹箸，让刘基赋诗。刘基随口念道：“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
朱元璋蹙眉道：“秀才气味。”
刘基说：“不对。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侯一借间。”
留侯指张良，他是刘邦的谋臣，也是汉朝开国功臣，曾借刘邦吃饭用的筷子，用以指画当时天下大势，为刘邦出谋画策。这就是“借箸”的故事。朱元璋听完刘基的诗，大喜。一席对话，让朱元璋对刘基的印象由一个术士变而为一个酸儒，再变为一个张良般的谋略之士。朱元璋初见刘基的情景，还有另外的说法。朱元璋见宋濂、刘基、章溢、叶琛，说：“吾以天下累四先生矣。”
比较而言，后一种说法也许合乎史实。四人既然同被征召，同时召见极是自然。而且，朱元璋起事之初，还是注意尊重儒士的，似乎不可能边吃着饭边让刘基对着自己的筷子赋诗。然而，初见赋诗的传奇，却逼真地道出了刘基的性格。刘基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术士，也不是一个只会作诗的文人，而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的儒生。刘基要真正成为朱元璋的重要谋士，自然要表现出让人信服的能力来。据说，当时诸将多半是朱元璋在滁州、濠州刚起兵时就跟随他的人，多年来力战有功。何乔远《名山藏》称当时刘基以儒生“称军祭酒”，一直到龙江之战时，朱元璋才令诸将拜其为“军师”。没有证据表明，“军祭酒”是不是朱元璋设立的一种官职，而且“祭酒”一词，虽然有“师”的意思，但似乎多少还表示刘基在军中仅是负责一些礼仪性的事务，并没有真正地成为军中谋略的重要决策者。刘基真正成为“军师”，乃在朱元璋与陈友谅于南京城外的龙江一战之时。至正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率军自上游浮江而下，攻陷太平，杀守将花云及朱元璋义子朱文逊。随即陈友谅杀其主徐寿辉，篡位，改国号天完为汉，率军直逼应天府，声势颇大。朱元璋为此专门召集诸将，讨论对策。诸将议论纷纷，有主张投降的，有主张逃跑的。刘基因是最后进来，见诸将所谈，无非投降或者逃跑，便瞪大着眼睛，一言不发。朱元璋见刘基不言，遂召刘基入内间，问道：“今汉兵旦夕压境，诸将纷纷，先生默不言，有意乎？”
刘基说：“请赐臣宝剑，先斩主张投降及逃跑的人，我再说话也不迟。”
朱元璋说：“我想先听听你的议论，再赐你宝剑。”
刘基说：“陈友谅凭借夺取太平城的胜利，浩浩荡荡地沿江而下，而我师士气不高，迎战必败。如今您刚刚在建康立足，要想图谋天下，必须与陈友谅的汉军决一雌雄，就看这一战了，胜则为王，败则为俘虏。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您怎么能够听任部下的意见不统一呢？您若打开府库奖赏军士来鼓舞士气，开诚布公地征求建议来稳定军心，那么您的王业，正在此时可以成就啊。何况我曾经望二国气，敌衰我旺，一定能够活捉陈友谅。”
这一番话，无疑是告诉朱元璋：两军交战勇者胜，在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不应当被将领们的不同意见所迷惑，而是应该开诚布公，整合人心，努力奋战，争取胜利。当然，刘基最后没忘了将自己观天象的本领展示展示，以进一步加强朱元璋的信心。据说，朱元璋听后大喜，赐刘基剑，令诸将都拜他为军师，有不服者斩之。诸将悚然听命，于是有龙江之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