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府近来日子可不好过，自坐上“宰相”高位，其贪财好色，眦睚必报的小人本质，那是发挥的淋漓尽致，若非皇帝有心袒护，当早已被贬黜。因此，顺从帝心，多办些陛下满意的事，那才是自保之道。 “勋贵合力出海”，李义府也有份参与，且坐在他的位置上，比别人还多知道一样，即皇帝有意通过“出海”，攫取巨额财富，继而用兵“高句丽”。 至于说，如何名正言顺地将属于勋贵的钱财“变成”朝廷的，李义府还一时间琢磨不透，但不妨碍他知道皇帝在这场朝堂争论中所持立场。 李义府原本就打算今日于朝会中站出来说话，表明支持“勋贵甲兵”的态度，只不过他也明白，自己想出的理由，大有可能被文官们批得体无完肤，然，很多时候，立场与态度比结果更加重要。 直到“卫岗特刊”出现，李义府突然发现，原来事情还可以这样解读！于是心里暗下决定，朝会时，当率先站出来说话。 计划没赶上变化！ 觐见皇帝的礼仪刚刚结束，有一个人，却抢在李义府之前，当殿奏禀道：“启禀陛下，臣有本奏。”
“卿家何事？”
李治觉得阶下这位臣子有些面熟，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便含糊地说道。 李治想不起来，可李义府认识啊，可不就是“中书舍人”王德俭吗？ “谢陛下隆恩。”
王德俭行礼后跟着道“臣今日早朝出门之际，收到一份‘卫岗特刊’，其中有文，曰‘唐人商贾亦是陛下子民，岂可任由他人欺辱？商队护卫，理应愤而战之，唯如此，方护我大唐威名’！臣以为，此言不虚，并无恃强凌弱之意。”
“陛下。”
李义府本就气恼王德俭抢了先，此刻趁其说话间隙，出班禀奏道：“民为国本，陛下亦爱民如子。李聪原为陛下亲卫，深悉此理，领护卫而荡涤贼寇，当属应有之义；况，‘卫岗乡商队’行商南方多年，所求者，实为‘高产粮种’，贼寇害我大唐子民，抢夺‘粮种’，是可忍，孰不可忍！臣请陛下恩赏李聪等护卫，以彰显煌煌天朝护佑百姓之意。”
“李中书此言差矣。李聪官任‘千牛卫’中，不曾听闻被罢黜，既如此，其麾下军卒，怎可视为‘商队护卫’？且众所周知，朝中诸多官员合力行‘出海’事，所差之人皆百战披甲悍卒，单以战力而论，恐尤在诸军之上，岂可以‘商队护卫’蔽之？而大军无陛下诏令私入别国，挑起两国纷争，是为大罪，且，罪不可恕！”
“上官学士，话过矣。”
许敬宗慢悠悠地走出朝班，向皇帝行了一礼，跟着道：“陛下，老臣记得，李聪乃自‘千牛卫’调‘皇家学堂军事院’，职任‘都丞’，至于去南边，应当是学堂指派，无关于朝中，更不涉军中，上官学士不知个中详情，是以有些误会了。”
“许侍中，汝怎敢君前妄言？”
“上官卿家，稍安。”
李治适时发声，阻止了自己最信任的臣子们互怼。 李治当然清楚许敬宗话中含义，那就是撇清李聪“军职”事宜，从而化解文官们揪住“军队无诏令不得入他国”的问题不放，避免争端。再者，以上官仪为首的文官群体，之所以“小题大做”，那也是基于“公心”，毕竟军队私下行动，不仅敏感，而且关乎“军权”，不可大意。 可话又说回来，李聪南下，实际授皇帝“密令”，只是无人知晓，许敬宗那么一说，等于把责任推给了学堂，而学堂……那地方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偏偏名义上和皇帝无关，那也就难怪上官仪意欲质问。 争议的两方，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皇帝，同时又都是李治赏识的臣子，不管把责任推给谁，都不合适。 好在李治心里自有计较，以一句：“交付御史查究”结束了话题。 事实上，这话说了等于没说，李聪在“广州”，无论是等其回“洛阳”，还是派人去调查，一来一往都需经年，所以，到那个时候，此事估计都没人记得了，能不能查出一个结果，根本无关重要了。 皇帝有心“含糊”，上官仪再不满，也只能按下，等过些时日再说。 就在大唐朝廷上下，以为这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随着皇帝一句“查究”不了了之的时候，“卫岗日报”连续两日刊文，力挺“勋贵甲兵”入“林邑”的行动。 尤其在那些解读报纸内容的“有心人”引导下，“唐人不可辱”，“护卫唐人利益乃义不容辞”等说法喧嚣尘上，引起大唐百姓强烈共鸣，消息很快通过一些采买宦官之口，传进了宫里…… “街头嚣嚣，百姓激愤，昔有犯汉者虽远必诛，今有触唐者于他国被斩，陛下，李统领行事当不让先人矣。”
“皇后所言善也。”
李治应了一句，随手自面前龙案上拿起一小块糕点放进嘴里，咀嚼几下，又道：“李聪可没那么大胆，冯卿家那是将‘便宜行事’用了十足。”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冯县男所为，亦是为大唐矣。”
武皇后继续道：“昔年谢卿家悬赏‘高产粮种’，直至如今方有眉目，此事若成，可解陛下之忧，乃黎民之福，纵有行踏差错，亦非罪也？”
听到这里，李治颇为诧异地看了一眼武皇后，无他，只因话中替冯宝“开脱”之意过于明显。 武皇后知晓李治所想，再道：“弘儿日间来过，亦有问及。”
“弘儿何意？”
李治心里明白了，素来不多问政事的皇后怎么会突然提及朝堂之事，原来是太子李弘的缘故，只是他又有些好奇自己儿子究竟如何想法，故而问道。 “陛下，弘儿以为，大唐相较前汉，远胜矣！”
李治闻言一怔，瞬间又反应过来，继而颔首言道：“皇后之意，深合朕心。”
说完，李治缓缓起身，负手踱步而道：“汉之强，无外兵威八方，大唐纵有些许不足，亦不远矣，然我朝正逢盛世，岂可让先人专美于前乎？弘儿年幼，却有大志，朕心甚慰！冯卿家督领水师，亦不忘替君分忧，实属难得。”
话到此处，停步，转身，又说道：“王伏胜，汝去‘卫岗乡’，告知谢卿家，大唐百姓皆朕之子民，大唐律法之外，无人可欺，若有犯者，定不可恕！”
“陛下圣明，奴婢领旨。”
王伏胜应对之下，仍不忘恭维地道。 很多时候，相同的话，由不同位置的人说出来，效果也不一样。 作为皇帝，李治哪怕是心里认可一件事，却也不能直接说出口；同理，以谢岩“新安黜置使”的身份而言，很多时候那也是代表大唐官方，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 但是报纸就不一样了，那上面刊载的，都是“个人建议”，尤其还是匿名，无论怎么说，大唐朝廷都有转圜余地，也正因为如此，当王伏胜来到“卫岗乡”，转述皇帝口谕以后，谢岩立刻就明白了李治的心意。 于是，在谢岩刻意安排之下，连续数日，“卫岗日报”都刊载了诸多宣扬“盛世大唐”的华彩文章，且每一篇文中，皆不约而同地提到两个观点——唐人利益，必须得守护，且不论在何地；唐人行事，当由大唐律法规范制裁，与旁人无关。 如果在后世，这种明显带有“强者思维”的观点，必定会遭受斥责和鞭挞，但是在大唐朝廷和百姓眼里，那却是无比正确与天经地义！即使是那些口口声声“仁、德”为先的儒生们，同样认为理所当然。 当整个社会舆论认知达到相对统一的时候，必定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这在后世，得以无数次验证。 那么，在大唐王朝，也不可能出现例外。 李治从未在朝堂上，又或者君臣奏对间就“勋贵甲兵”所作所为发过声，但朝臣们都知道，没有声音，那也是一种态度，尤其当“卫岗日报”连篇累牍的文章陆续刊载以后，要说这私下里没有皇帝默认，只怕无人相信。 因此，身有“危机感”的大唐宰相李义府，再一次领头“跳出来”，当殿奏请皇帝陛下，以“找寻粮种有功”之名义，封赏李聪以及各有功人士…… 到了这个地步，任谁也知道，所谓“封赏”，仅仅一个借口罢了，真实目的其实就一个——即认可“勋贵甲兵”以私人名义进入别国领土征战，只要有一个说得出来的理由。 有文官倒是想进谏，可皇帝李治并没有给他们机会，顺着李义府的奏请，直接下诏，算是给整件事情，进行了总结。 此诏令一经颁布，让天下“有心人”皆知，大唐皇帝不仅是给“兵入他国”的行为进行了正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此以后，大唐武装力量将更加具有侵略性！此诏令，让一些与大唐不友好的势力，如坐针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