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景军脱掉孝帽和孝衣，到大街上恳求人去了。见了需要请的人，跪下就要磕头，可是人家看到他就小跑着走了，嘴里还说了句：“别磕，俺擎不起你的头。”
有的人还躲的远远的，根本不跟他见面。忙活了半天，也没请到一个人。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坐在席子上，两腿向上弯曲着，两个手臂交叉压在上面，把额头抵在手臂上，一言不发。“我看，只能让玉英领着庆川去给人家磕头试试了，如果还是不行，也只有我们两家人办大爷的丧事了。那样就是天大的笑话了，我们真的没脸见人了。”
景祥大哥说。大叔听后，长出了一口气，唉了一声，说道：“到出殡那天，如果没人抬棺，怎么办呀？就是我们两家和亲戚都上，也抬不动啊。”
我领着九岁的庆川，到大街上，见到男人不管是田姓家族的人还是外姓的人，也不论什么辈分，就让庆川磕头，恳请人家帮忙。一些年老的长辈看到这种情况，在那里“啧，啧”咂舌：“难为玉英和孩子了，这事本来是孝子的事，却让儿媳妇和孙子来干。”
另一人说：“有什么办法，孝子请人，没人理。”
景贵过来了，说了声：“嫂子，你娘俩回家去。”
我可怜巴巴地说：“兄弟，帮没人来帮忙，这怎么弄啊。”
他说：“我让你们回去，就回去。”
不一会，庆川磕过头的人，还有没磕过头的人，一下子来了三十多个，大叔一一给他们分配活路。后来才知道是景贵号召他们来的。咱们这里的风俗，凡是来帮忙的人，都要在丧主家里吃饭。中午饭，我们也做了四五桌，可是这些人，都没在俺家吃饭，有到外面办事的就在外面吃了，在家里帮忙的人回自己家吃，吃完饭再回来帮忙。一连三天，都是这样，人家光帮忙不吃饭。这还不是让我们最难看的，最让我们脸上无光的时刻，是出殡那天。在出殡前两天的晚上，大叔和请来的大总管还有景祥哥与田景军一起商量出殡的事，田景军说要请唢呐班子，还要放炮的，把丧事办的隆重点，这些都定下来了。当计划那天的吃饭桌数时，算上来吊丧亲戚，家族内部和帮忙的人，总共六十多桌。大叔让按六十桌准备，买菜的时候，大件的鱼，鸡多买一两桌的，如果超出六十桌，其他的菜，厨师也能匀一下。发丧的前一天晚上，景祥哥恐怕第二天人家不来，出殡的时候找不到人，要到各家安排一下。景贵说不用担心，都会来的。出殡那天，唢呐吹的悲伤，火炮震天响。看发丧的人说：“弄这些，给活人看有什么用？如果有一点孝心，老头子也不至于饿死。”
当天来的老亲，上完礼钱，吊完孝，哭过丧，都走了，只有不知道公公死因的亲戚留下来吃饭。家族的人，本来是全家一天三顿饭都要到丧主家吃的，可都没在这里吃。就连帮忙的人，也是回自家吃饭。埋藏完公公，都回去了，二兄弟挨家去叫人家来吃饭，没有一个人来。六十桌饭，吃了不到二十桌。人家就是用这种方式，表示对田景军的藐视和愤恨。让老田家脸面无存。庆川由于小学基础没有打好，到了初中学习也跟不上。十五岁那年就初中毕业了，高中没考上。我觉得庆川还小，还得上学，如果初中毕业不再上学，跟文盲没什么两样。最起码得高中毕业，能考上大学或是中专最好，考不上，也算当父母的尽到了责任。打算让他到城里的学校复读一年，可是一年的学费要三千块钱，这几年卖土豆的钱都由田景军掌握着，我手里没钱。我跟田景军商量，他说庆川这个成绩，复读也没希望，白花钱。不愿出这个学费。我问庆川怎么想的，如果想复读，我就向他姑姑再借三千块钱，交学费。他说上次借姑姑家的钱还没还上，怎么好意思再借。我说你别管，到有钱的时候一起还。他说既然他爸爸不给钱，也不要向姑姑借了，他觉得就是复读，第二年也不一定能考上，他说三年初中，基本上没学到什么知识，不想复读了，不让浪费钱了。我就跟他说，你以后别后悔，不要埋怨我没给你机会。我问他，不上学了，你想干什么？他也说不上来。这两年，土豆种植又由原来的双膜覆盖，变成了三膜覆盖，就是在大棚里面，又增加了一个弓字棚。这样就弄成了土豆垅上盖一层薄膜，每四垅上面增加一个竹子棚，每四个竹子棚外面再覆盖一个大棚。这样土豆就能早种一个月，一般是在春节前后种植，相应地能早收一个月，到五一前后就能刨，上市更早，价格更高。收了土豆种上玉米，一直到农历七月在玉米沟里种秋土豆。从这时起到收秋土豆期间都是农闲时间，男人们都到龙河的国道桥下面去凉快，有的打牌，有的下棋，还有的打麻将。每年的这个时候，桥下面都有人在这里玩。田景军也和其他人一样，几乎天天到这里玩。一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正在地边上，剥开玉米棒子的外皮，看看成熟了没有。一个骑着自行车从桥下回来的男青年到我跟前，下了车，对我说：“骡子嫂子，你家真有钱啊！”
我掰下玉米，说道：“我家哪有钱，比你家差远了。”
他说：“你家如果没钱，景军哥能天天输？”
我吃惊地问：“输什么？”
他笑笑说：“打麻将，输钱呗。”
我说：“不就是玩吗？怎么还输钱了？”
他说：“哪有白磨手指头的，都是带钱的。”
接着又说道：“我这几天在那里看，你家那口子，前天输了六十，昨天输了四十，今天还没完，已经输了六十了，我看今天离输一百不远了。”
他没钱给孩子交学费，倒是有钱赌博向外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