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琳回到自己的别墅豪宅以后，经过三年多的闭关苦思，头发都快掉光了——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反正就是挺费脑细胞的，终于想出来一个办法，决定再次出手。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先通过发表文章制造舆论，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然后再去和政府谈条件。结果，当他发表了以《辩证论》为题的很多观点以后，还没来得及去找皇帝实施第二步计划呢，613年九月，道士秦世英就跑到李世民那告了他的黑状。秦世英说：“陛下啊，那个法琳团伙亡我之心不死啊，上次教训了一顿还不老实，又在暗中搞风搅雨呢，您瞧瞧，这不是他写了好几卷子《辩证论》，不仅大肆鼓吹佛教比道教好，还大骂您老人家的先祖，大骂皇室，杀他几百次都够了。”
当然，秦道士的说法比较文艺，说“讪谤皇室宗庙，毁黩先人，罪当罔上。”
秦世英这招可谓阴毒至极，龙有逆鳞，宗庙先祖岂可轻辱，李世民当时雷霆震怒。不过太宗总算是个明君，没有失去理智，冷静了一下再想想就明白了，于是派刑部尚书刘德威、礼部尚书令狐德棻（这时终于升官了）等人组成审判团，负责审理法琳一案。据佛典记载，主审刘德威问法琳，当今陛下尊崇道教，奉老子为先祖，道教排在你们佛教上面这不是应该的嘛，你们还非想要压道教一头，你这不是脑子有病吗？最不应该的是，金口玉言，万岁都下旨了，你不但不执行圣旨，还四处造谣，毁谤皇室，你犯事了，你犯大事了，坦白从宽吧。法琳也冷静下来了，官法如炉绝对不是开玩笑的，谁能不害怕，于是矢口否认，我哪敢不遵圣旨啊，没有的事儿。于是，经过一个来月的取证调查、法庭辩论，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法琳依旧坚持无罪辩论，不坚持也不行了，真承认了那可是要命的。刘德威等人只好如实汇报给李世民，李世民一听不太相信，你们是不是消极怠工啊，去，把他给我叫来，朕要亲自审问。面对皇帝，法琳引经据典，对答如流，据说接连回答了李世民二百多个问题，把李世民听得心悦诚服。不过这并不足够让皇帝就把这件事揭过去，还没个结论是不能免了法琳的罪，后来李世民又想了个办法。十一月二十日下诏说，你不是说佛法灵吗，给你七天好好念观音经，求佛祖显灵，如果显灵了就饶了你。七天以后，李世民派人去看看结果，虽然菩萨、佛祖、罗汉什么的都没来救场，法琳却照样泰然应对。实际上，李世民已经有了给法琳免罪的想法了，派人把他带来，又详细问他佛和道的优劣，法琳对答如流，佛典方面肯定是要大力美化法琳，所以最后皇帝终于敬服于法琳的佛法渊博，把他无罪释放了。事实上，李世民也的确对法琳从轻发落，安排他去益州度假了。临行前，法琳还作了一篇《悼屈原篇》，不禁让我想起在想当年，贾谊也曾被汉文帝贬到长沙，然后写了篇《吊屈原赋》，想来自古这些受了委屈的都喜欢和屈原沾点边。不过贾谊是公认的大才，司马迁把他和屈原合在一起作传，欧阳修也专门为了班固对贾谊的一句不合适的描写，专门写了篇《贾谊不至公卿论》为贾谊鸣不平，可法琳也仅在佛教界算是高僧，和屈原比想来有点不适宜吧。无论如何吧，反正是法琳也写了，人家也说了自己是为了“寥申己志”，640年六月，还没有踏上四川的土地，可惜一代高僧病死在百牢关菩提寺。道友们可以看看地图，百牢关离四川已经不远了，再坚持坚持没准就到了。有关法琳，后面在讲佛道之争时再介绍吧。有些人会问，《西游记》里唐太宗李世民不是还派唐僧去取经吗，感觉小说里面的大唐就等着佛教来救万民出水火呢，就等着唐僧取来的真经拯救这个地球了，那不是应该很重视佛教才对吧？有关唐代的佛教问题，我们也讲了一些，就不再详细探讨了，整体上，唐太宗对道教和佛教是一种兼容并用的态度，只是对道教多了一层尊祖的意思。随着尊道抑佛的政策深入化，佛、道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斗争日益激化，出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唐朝政府为了稳定和平衡才会有偏向道教的一些措施和行为，此后的历代大唐皇帝们，也基本上效法了唐太宗的宗教政策。有学者研究过，经过法琳这件事，唐太宗对于佛教的态度还是有所改变，特别是贞观十四年前后，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之前，李世民虽然为了国家的稳定发展的政治原因，才不会走极端去灭佛，但常期受到傅奕、魏征等人的影响，对佛教却也不会生出太大的好感来。特别是傅奕，这绝对是一位坚定的反佛斗士，后面再开个单章讲讲他和唐代的佛道之争那些故事。正是由于这些道士、道士出身的大臣等时时在耳朵边上说佛教的坏话，早在贞观元年之时，就检校佛法，清肃非滥，“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子孙复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还说佛教是“殊俗之典”、“异方之教”，哪里比得上我们本土的“诸华之教”，“敦本之俗”。长孙皇后也夫唱妇随，表示“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为之教耳。常恐为理体之弊”。由于修订了氏族志，又认了正统华夏的老祖宗，自然就认为皇室血统是源于华夏的，比孔圣人的山东士族还要高贵的，这一套本位理论可以说是完全承袭了北魏太武帝。由此可见，唐朝政府对于佛教的弊端认识还是很深刻的，也天然有警惕之心和偏见。通过李渊和李世民的有效地宗教政策的实施，全国的和尚总数从隋朝时的二十三万多人，到唐太宗时期已经降到了不足七万人，这和早期的李渊沙汰政策有很大关系。那么经过法琳事件之后呢，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的转变，可以通过一些细节得到证明。比如贞观十四年十月，迎供华严宗祖师杜顺的遗体，十五年五月，在弘福寺为母追福制疏，自称菩萨戒弟子，十五年，十七年，两次派人去印度，十九年（这一年比较重要，是645年）很隆重的迎接玄裝西天取经回归，二十二年亲自撰写《三藏圣教序》。由于李世民的对佛教的这种微妙的变化，对后世唐朝的宗教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直到845年，大唐近百年的皇帝对佛教都有所尊崇，佛经的翻译也一直不断，佛教的各宗也都纷纷兴起，所以，法琳对整个佛教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也离不开佛教已经被整顿的得差不多了的原因，要是还有唐初那个规模，估计谁也不能容忍。至于《西游记》里李世民派玄奘取经以教化万民，那也只是小说的演义，不过他的确是很支持玄奘翻译佛经，当然了，同时也要求玄奘把《道德经》翻译成梵文，目的当然是要把我们大华夏的文化传播到西域去，以教化那些蛮夷。这次翻译佛经道经的事情是发生在贞观二十一年，当时，参与者还有道士蔡子晃、成玄英等人。李世民把这些人集中在五通观，由道士给玄奘一句一句分析这五千文，穷其义类，得其旨理，然后再让玄奘一句一句译成梵文。通过这次合作，也表达了政府对佛道关系的调和的意思，也是李世民对佛教的态度有所转变的一个依据。前面一直在说唐朝政府一直通过各种方式来扶持道教，那么是不是就完全放任他自由成长了呢？对于道教，自然也不可以失去控制和管理，任其泛滥步入佛教的后尘，特别是对于宗教危及皇权的情况，更是零容忍。比如，李世民对于道教的谶纬非常重视，当年李渊就利用“李姓当王”收拢天下群雄，为打天下大造舆论攻势，杨广也因此“尽诛海内凡李姓者”，这种宗教的符命就是天命，名正则言顺，这可谓是个雷区。据《资治通鉴》记载，刑部尚书张亮收了五百个干儿子，说到收干儿子，没有详细考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道友们看看五代史，那些大小人物都有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干儿子，等有时间了可以好好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又说多了，这个张亮比较狠，干儿子数量足够多，他还和术士公孙常、程公颖一起鼓捣图谶，并说我胳膊上有龙鳞，这是不是就说明天命要让我当皇帝啊？都做到了尚书这么大的官了，不知道为什么这脑子这么不够用呢，您胳膊上长个胎记就是龙鳞了？你怎么就不想想那还可能就是鱼鳞呢？结果就有人就告密了，这不，李世民很快就知道了，然后就把张亮、程公颖等一锅端，享受了抄家的待遇，然后全都砍了脑袋参加免费地府终生游。奉劝诸道友啊，千万别在背后说人坏话，特别不能说领导的坏话，就算和最可靠的朋友、铁哥们也不能说，只要你说了，领导就能知道，相信我，这是件很神奇的事，科学都解释不了，但在官场，这却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李世民还是很睿智的，对道教也好，对佛教也好，很理智地对待那些神佛，很明确地把宗教作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来对待，一切都是为了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和很多伟人一样，无论以前是多么英明神武，晚年也会做出些荒唐事。晚年时，李世民一改以前不信求道长生的事，对求仙和仙药有了极大兴趣，不但亲自炼丹服食，还招聘了天竺方士，就让他们在皇宫里炼丹，所以有学者大胆提出了他可能是死于丹药中毒的假设，只是不知道还要多久能揭秘。上行下效，皇帝自然是引导着贵族圈子的时尚潮流的，那些有钱人们便开始追赶跟风，纷纷开炉炼丹，这种风气将一直沿续下去，高宗、武则天、玄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等等都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炼丹大业，吃毒丹死的前赴后继，用自己的无私奉献精神，为后世人们认识外丹术的危害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世韩愈对道教的外丹毒死人的事有着切身的感受，写过《论佛骨表》《卫府君墓志铭》《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等相关的文章，对这种愚昧的人和事进行抨击，表达了一些聪明人对这种丹药之风横行的忧虑。只是既可惜又讽刺的是，这样一位聪明人，却同样服食丹药中毒而死。这不，白居易就表示这事很无奈，写了首《思旧》诗，说韩愈、元稹、杜元颖、崔玄亮你们这些吃丹药而亡的聪明人，都比不上我啊，“惟我不服食，老命反延迟”。当然，对于韩愈这位大儒，如果是由于吃丹而死，真的有点——是太没面子了，所以儒学界表示以上全是造谣，纯属虚构，特别是宋儒，更是极力为他辩解，有兴趣的道友可以查查这方面的资料，挺有意思的。OK，结束了大唐两位开创皇帝的宗教政策以后，道教未来的前途一片光明是肯定的了，会大步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将有三次发展的小高潮，虽然中间略有波折，下面就先看一次小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