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次禁佛运动中，三武一宗算是规模最大的四次，而唐武宗的灭佛无论是规模、影响，还是对佛教的打击程度来说都可以说是这四次中最大的一次，所以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大量史书均有详细记载，佛史中同样也有详细记载。那么这次毁佛具体有哪些影响呢？首先，对于推动者来说，就是统治阶级或者说国家，增加了大量的土地和纳税人。据统计，会昌五年，全国纳税户共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户，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人口最多的时期，这是不是看得到的最直接的好处？对于受害者来说呢，经过这次灭佛，造成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大量的寺庙遭废、经籍散佚，佛寺财产被剥夺，大量僧尼还俗，同时，佛教宗派因为失去了继续繁荣下去的客观条件，从此也由盛极而走向衰微了。具体来说，首先，毁佛后全国的寺院数量仅余四成左右，拆毁后的寺庙和土地，当然包括里面的财富全部收归政府所有，财政创收效果显著。个人认为上一章给出的灭佛前统计数字和灭佛后统计的数字有误，道友们再看一下上一章的数据：毁佛前，会昌五年四月，全国有大的寺庙四千六百多座，招提、兰若四万多，总计有僧尼二十六万五百，毁佛后，会昌五年八月，共毁了大的寺庙四千六百多座，招提、兰若四万多，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这两组数字明显相同，如果按这个数据来说，佛教就是被连根拔起一锅端了。所以，这个四成左右还是有一定可信性，当然，这也是我通过对一些数字统计分析后推测而来的，主要是受到一些节度使或州镇皇权影响力度不大，毁佛执行力不强的因素影响，否则这一比例还应该会增加很多。无论如何，总比那个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灭佛率更靠谱一些吧。其次就是人口，通过上一章可以知道，有幸被保留下来的寺庙所能收纳的僧尼数量也极其有限了，特别是还规定了上限，所以就有大量僧尼被强制还俗，不但增加了纳税、徭役的人口，客观上也减轻了人民供养僧尼的经济负担。当然了，也不是全部僧尼都老老实实下山种地上税，还有大量僧尼为了避祸远遁山林，千年前那可真的是地广人稀，处处是荒山野岭啊，随便往山里一钻，多少人都消化得掉。结果，这些逃避的僧尼最终形成了以山林为中心的新兴佛教势力，比如禅宗就是在那时候逐步完善了农、禅并重的禅修模式发展起来的，所以，这次毁佛实际上刺激了佛教的变革，催生出了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和发展路径。另外，受了打击的佛教，为了重整河山，有幸被保留下来的佛寺和僧尼们，也学会了忍耐和低调，说得难听点就是不再趾高气扬了，学会夹起尾巴来做人——做和尚了。此时的和尚、尼姑们没有了大量的财富可供肆意挥霍了，得向往日都不屑一顾的底层阶级讨饭吃了，这反而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比如在俗讲、变文、宝卷等里面增加了很多世俗的内容，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发展。那么什么是“俗讲”呢，它实际上是和尚们把佛经通俗化以后，用说唱的方式讲给百姓听的一种形式。古代可没有电视、手机、网络啊，极度缺乏娱乐的时代，和尚们搞出这么个又唱又说的节目，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更主要的是那些晦涩深奥的佛理通俗化以后就能让普通人听明白了。后来还出现了一种街头表演的讲解方式，表演内容也从佛经延伸到更加通俗的历史故事，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和影响力。道友们都应该知道，历代文人学者，特别是有名气的，和佛寺来往密切的极多，这次毁佛也影响到了这些文人，至少没了混吃混喝，住宿打尖的地方了，也就少了很多灵感突现时的作品问世，所以对后世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叙事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据有些学者统计，武宗李炎毁佛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与佛教相关的文学作品数量明显收了个大阴线。对于佛教的艺术、经籍来说这是一场浩劫无疑了，从而进入了衰落期，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同样受到了严重打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文化交流。这一方面同样也有意外发生，虽然大量文本经书被毁，逼着僧人们参禅念佛时减少了对经书的依赖性，最终促成了宋代的“禅净合一”，就是禅净双修。相对来说，这次毁佛对禅宗的影响要小一些，主要是禅宗“不立文字”和“教外别传”的特性，本就没什么可毁的，恰好躲避了典籍被毁的厄运。和法相、天台、华严宗等重义理的学派不同，禅宗追求的是以心传心，它不在文字阐释上下功夫，而是把功夫放在了由开悟禅师引导，追求明心见性上。禅宗史上有一花开五叶之说，就是指晚唐五代时期南宗禅衍生出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五个分支的事，其中这个沩仰宗大约就出现在会昌法难，临济宗则稍晚一点，但也没差几年，大约成立在宣宗时期，对于佛教来说这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吧。这里提到了明心见性，道友们应该会想到著名的慧能禅师吧，还有那个他和神秀有关的著名的“菩提本无树”的偈语吧。打住，再说又多了，我这点佛学水平也要露馅了。最后一点影响，对于其他从西域传来的宗教，诸如祆教（就是拜火教，这里的祆字读音是先，不是祅字啊）、摩尼教和景教（基督教分支）等均受到打击，部分成为地下佛教，秘密进行传播，以后逐渐出现了以弥勒佛和摩尼教的明王治世融合而成的白莲教，是不是很熟悉呢，这些宗教在现代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出镜率可以相当高的。武宗的大刀挥下，是彻底得罪了广大佛教信众，收获有限，但也对统治带来了危机，社会开始出现了动荡。846年，会昌六年三月，“帝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受法箓。至是药躁，喜怒失常，疾既笃，旬日不能言。是月二十三日，宣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枢前即位，是日崩，时年三十三”。基于对道教的信仰，对长生的沉迷，李炎最后终于献身于吃仙丹求永生的伟大事业，扔下个烂摊子找老君去检讨去了。随着李炎离世，宣宗即位，按唐书记载，先是诛杀了刘玄靖等十二个道士，特殊优待了赵归真，一顿乱棍打死了，接着下令复兴佛教，毁佛也就没有再进行下去了。当然，前面也讲了，刘玄靖是否被杀存疑，据说赵归真也有奇遇，据《剧谈录》记载，赵道长还是很有些法力的，最后“窜逐岭表”逃过了杀身之祸。《剧谈录》是晚唐康骈写的一部传奇小说，小说嘛，真实性和故事性是要作者说了算的，对不对？对了，令人无语的是，我们这位要复兴佛教的宣宗皇帝最后也是吃了“太医李元白所治长年药”，最终“疽发背而崩”，光荣地成为唐代服丹药而亡的六位皇帝之一，当然和这次毁佛没什么关系了。上面我也只是把会昌毁佛肤浅的东西讲了一遍，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更深入地分析深层次的问题，还是那句话，那是学者们的事，我们只是对这段历史有个相对完整的认识就可以了。必须要说，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唐武宗的政治智慧，他的毁佛也绝不是受道教的影响而一时的冲动的行为，更谈不上是为了扶持道教而去打击佛教。我们的分析是片面的、有局限性的，如果对武宗总体研究后就能发现，里面还有儒、佛间的矛盾，比如韩愈就是一位代表人物，是位反佛崇儒的代表（下面还会具体讲），其他的还有姚崇、李夷简、石昂父子等。唐代的儒、释、道三教都很繁荣，早期三教间还存在比较激烈的竞争，而且还经常有儒、道合伙对抗佛教的情况，但是到中晚唐以后，三教的相互融合、吸收取代了原来的竞争排斥成为主流，所以学者们普遍认可的是，“会昌毁佛”不是宗教斗争的结果，而是世俗政府对势力过于膨胀以至于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宗教组织的一次打击行动。在垂暮的大唐皇朝毁佛的时候，远在吐蕃的达玛赞普似乎有心灵感应一般，几乎同时开始了灭佛行动，二者在时间、内容、结果以及对后世影响等诸多方面都惊人的相似，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呢？由于音译的原因，达玛这个名字在不同文献中可能不同，比如朗达玛、达玛日玛、达磨、赤达玛•乌东赞等，敦煌古藏文里叫乌依冬赞、乌依冬丹、乌东丹等，道友们知道是一个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