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算是非常简单地讲完了唐朝的这两次重要的佛道之争，之所以说简单，是因为真的只是讲了这件事，说了个皮毛罢了，没办法，水平有限，而且这东西讲深了估计多数道友也不喜欢看对吧。相对来说其他那些争斗影响力就比较有限了，不过有一个人却需要单独提一下。他是一位大儒，代表了一大部分儒家对佛教的态度，他在场外，通过另一种方式，算是为前面两次佛道之争呐喊助威，他就是著名的韩愈韩大家。韩愈名气之大自然不用多说，仅一个唐宋八大家之首就足够我辈高山仰止了，不过道友们是否都知道他曾经有过两次重大的贬谪？一次是发生在德宗时期，803年，他因上了一份《论天旱人饥状》疏，从名字上也能猜出来怎么回事了，被贬到了连州阳山县当县长去了。这次遭贬就算了，我们关心的是第二次，那是发生在宪宗时期，819年，由于他上了一份《论佛骨表》被贬到了潮州。从这份表的名字也大概能猜出来，这第二次被贬，实际上是和反佛有关的，下面就简单聊一聊韩愈的这次反佛被贬的事。韩愈是一位倡导古文运动的儒家学者。我们现在经常把一个守旧的人叫老古董，在当时，包括宋代，大量的名儒都支持韩愈的古文运动，当然他们是为了恢复儒学的地位，放在现代人眼中，这些复古、守旧的老古董是很固执的，认为老祖宗传下来的才是最好的，对外来事物天然就有抵触。韩愈可以代表一大批儒家学者，对佛教肯定是谈不上有好感，所以道教反佛时才能一直拉上儒家做帮手。韩愈反佛的热情虽然比不上傅奕、李荣等人那么高涨，他看佛教也不是那么顺眼的，当然对道教也不怎么感冒，比如他曾在《原道》一文中说：“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得强迫那些和尚还俗做人，再烧了那些佛经，然后把寺院全部改造成为民房，挺狠的。这里肯定有道友会反驳我说韩愈的这篇文章可不仅是反佛的，人家可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反佛也反道的，而且也要让道士还俗，道观也要改成民居的，不过这个还是有主有次的，当年李渊不也是沙汰佛道嘛。也许还有道友不同意我的观点，其实您看看《原道》的开篇，韩愈并不反对老子的“道德”，他只是认为道教的道和德有点小，不如儒家的博大罢了，至于佛教，都没有道和德，都没办法评论。另外，道友们往下看就知道，韩愈对佛教太不了解了，所以他就没办法从深层次去评价佛教。当然，以上纯属个人观点。韩愈还有一篇文章叫《原性》，提倡大家要好好学习研究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之心性论，最后又说夹杂了佛、道的观点以后的人性的观点就会发生变化。819年正月，崇佛的唐宪宗听说凤翔有佛骨，于是就派人去迎佛骨，关于迎佛骨的这件事，历史上也比较有名，道友们可能都知道，就不多讲了。当皇帝如此兴师动众地去迎佛骨，“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落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背而求供养者”，从而在长安掀起了一股崇佛狂潮。所以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大冬天的就一桶冰水浇了下去，上了一份《论佛骨表》劝说皇帝不要玩了，佛这东西就是夷狄，既不懂得我们华夏的君臣之义，又不顾父子之恩，崇信它不是嫌祸事少吗？就这么一块破骨头有什么值得供奉的，你烧一下试试，和别的骨头没区别一样得化成灰。您瞧瞧把这京城弄得乱的，为了不让这东西再为祸，您还是把它烧了，断了根最好。宪宗一看到这份奏表脚气病都犯了，一手捂着心脏，无名火噌噌往上冒，当场就要用极刑好好招待招待韩愈，好在裴度、崔群这些人连拉带劝的半天，才勉强保住了韩愈的小命，被贬到潮州去当了个刺史，这就是第二次被贬的大体情况。而通过史料分析不难看出，实际上真正让宪宗发这么大火的并不是迎佛骨的这件事，而是韩愈说了一句“事佛乃年促”。意思大概是说佛教没有传进中国以前，皇帝们个个都长命百岁，国家繁荣富强。自从佛教传进来以后，国祚不长，皇帝短寿，特别还重点描写了一遍前面我们讲到的以身事佛的梁武帝被活活饿死的事，所以宪宗一看这不是咒我早死、大唐快亡国吗？所以宪宗说“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感夭促，言何乖刺邪？”
道友们可以看看《韩愈传》，他的《论佛骨表》其实写得真的是没什么水平，就是一个否定佛教的顽固的儒家的形象，对于佛教和国祚短、皇帝短寿等以及佛教的危害都没有能从深层次分析出一二三来，整个就是对佛教认识肤浅的表现，也的确说了很多不适当的过激的话。那么这么一个大学问家，怎么会写出如此失水准的文章？况且这还是给大老板写的，还如此不用心？实际上，细读《论佛骨表》就不难发现，它和前面讲过傅奕的《请除释教书》内容非常近似。《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都有傅奕这篇文章的全文，道友们可以细读一下，两两对比不难发现，韩愈说佛教的两段文字基本上就是照着傅奕的櫽栝而来。不好意思，一不小心用了个刚学来的词，櫽栝大概就是说把原来的文章发挥、改写一番的意思。当然，这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认为的，比如宋代的魏仲举注解这篇文章时就说“予谓愈之言盖广奕之言也，故表出之。”
韩愈之所以这么失准，和他对佛理研究不深有关系，自己没有能力从佛旨的高度来批判佛教，所以就把傅奕的文章改了改，因为他和傅奕有三个观点大体一致，即排佛，佛教是夷狄和寺庙经济劳民伤财。但是韩愈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傅奕的一心反佛的，他那么写没毛病，但您韩大家却是以一个儒家的身份，一个臣子的身份，用忠孝纲常的儒家思想排佛，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欲为圣明除弊事”，就是说想用儒家的观点批评佛教的风化这类问题。所以，皇帝首先看到的是韩愈是在咒我早死，国家早亡，最关键的是他还没什么事实支撑，全是凭空想象，片面把王朝灭亡、皇帝短寿归到佛教的身上，谁听了还能不生气？前面讲到过隋朝有十恶之罪，大唐律发展以后同样有十恶之罪，其中第六条就是“大不恭”罪，韩愈就是犯了这条死罪，所以最后侥幸没死，被贬以后也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了，赶紧写表向皇帝表示自己认罪。824年十二月韩愈病故，二十年后武宗灭佛。和韩愈观点相似的还有一位李翱。李翱字习之，曾经跟随韩愈学过古文，也受韩愈影响，推行古文运动，崇儒排佛，著有《复性书》，主张“性本无善无恶”，“凡人之性，犹圣人之性欤；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欤！”
也就是说，他主张恢复本性，文以明道，反佛复性，发扬中庸的“天命之谓性”。他的思想虽然发源于《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实际上可以看得出他已经受到了佛家的明心见性说的影响，唯心色彩较韩愈更加浓厚，和韩愈的《原性》中的性有些不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成为了宋初道学的发源，开了理学的先河，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当然这就不是我们研究的范畴了。说实话，我这点文学功底，着实驾驭不了韩愈和李翱的思想，所以写不出深层次的东西，就不献丑了。至此，唐代的佛道之争，就告一段落了，简单总结几句吧。早期的佛道之争中，由于道教还没有建立起来完备的哲学理论体系，全凭那些飘渺的白日飞升、成仙长生这类故事忽悠人，总是显得太过空泛，打嘴仗也不会占优势，所以经常要拉上儒家来一致对外，这就是早期的夷夏之争的阶段的特点。随着儒家的加入，二比一就有些优势了，比如范缜在《神灭论》中就从理论上对形神和因果等问题对佛教加以批判，并且还直指佛教对封建统治造成的“害政”和“蠢谷”两大危害，包括出家、绝嗣，破坏礼教等方面，切中要害，杀伤力不低。总体来说，傅奕的立场和范缜没有大区别，同样针对佛教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造成的危害，诸如不事二亲，不忠不孝，剥削民财，割截国贮等，同样批判佛教的轮回、因果、报应，同样对封建君主的伦理观加以维护。李渊也好，李世民也好，都说道教比佛教排名更高，也都在扶持、偏帮道教，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给了道教的更多的是虚名，究竟道教比佛教高尚在哪里，甚至比儒家高了多少，表现在哪里了？所以，皇帝只是借道教来提高自己的家族的血统和地位，让皇室更加尊贵，让统治更加巩固，让百姓更易教化，这才是道教存在的真正意义，佛教也同样如此。特别是644年，李世民杀了那位膨胀过度的秦世英以后，道教并没有真正享受特权。随着政治的成熟，李世民的宗教政策非常平稳地执行道佛并重，并一直沿续了下来，当然，那个武宗李炎是个例外。下面几章，将给道友们介绍几个高道，有的可谓家喻户晓，有的仅在道教圈子里有名，他们代表着唐代道教的发展，当然了，能讲的毕竟是少数，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