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南方宋人的纸醉金迷的繁华相比，在北方金人统治下的百姓不只在接受着生活的苦难，精神上还要忍受着异族的压迫，因此就有了向宗教寻求精神安慰的需求，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中国北方先后出现了三个新的道派。北方的新道教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在阶级和民族两座大山的压迫下的产物，列宁曾经总结过，这是宗教最深刻的根源。当人们对现实失去了希望，孤立无助的时候，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安慰似乎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途径。我们有幸生活在新社会，生活在新时代，文明的进步，让我们对当时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屠杀没有直观的感受，理解不了那时底层百姓的绝望和无助。1130年，被女真人掳掠来的三千多中原士大夫们，为了活着就在路边要饭，结果被左路副元帅宗维这家伙看到了，对手下说：“这么多南人聚集，万一闹事了怎么办？”
于是指挥军队把这三千多人像赶牲口似的驱赶到城外，挖了个大坑全部活埋了。这还是对待士大夫，对待底层百姓是什么样的更不用说了。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对这个被女真人按在地下拼命摩擦的大宋皇朝存在着挺大希望，幻想着不久的将来岳飞、韩世忠这些将军能带领军队打回来，所以中原地区、太行山里处处有义军，处处有反抗武装，特别是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小的几千人，大的上万、十几万人，一直坚持着抗金战斗。不过他们的结局最终都是悲剧，软弱的赵家的子孙让中原人民的希望一次一次地破灭，直到彻底破灭，所以，更多的南人不得不向命运低头，默认了、接受了自己甚至比猪狗还不如的地位，加上女真贵族的默许，北方新道教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慰藉而迅速崛起了。北方三大新道派的开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知识分子，而并不是偶然。后人对当时的文人士子的心态有很深刻地剖析，对这三个创教代表同样分析得非常透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文人、士族相比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优势的，出路也相对多一些。如果他们没有勇气尽散家财拉起一支队伍去抗金打游击，又不甘心跪下来舔女真人的脚面，那么就可以投身宗教，准确地说是投身道教。他们为什么选择道教而不是佛教呢？原因实际上很简单，首先佛经多是舶来品，相对来说还得学点外语才能深入研究，翻译过来的佛经相比道经来说也要难读得多，远不如从小就读的《道德经》更亲切；其次是当和尚还得弄个光头，这个对于老先生、大才子们来说委实有点难以接受，头发可是爹妈给的，哪能随便就剃了，还是道士更亲民，换个发型就OK了，而且衣服嘛款式也还不错；还有就是当了道士还可以逃避各种徭役，从此吃穿也不愁了。当然了，也不是全都当道士了，只不过是当和尚的相对要少一些罢了。太一教的创派祖师萧抱珍是河南人，他创立太一教的原因“远法汉仪，近追前代，上稽下考，乃立教焉”。北宋被灭以后，金国得到了广大地盘一时来不及纳入版图，而且他们也需要时间来消化、处理战争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更重要的一点是得需要一个代言人帮他们暂时管理、搜刮这些地盘，于是大家一商量，就强迫张邦昌当了皇帝。正史对张邦昌的定义多为奸臣，近现代史料也基本上是差评，其人其事这里不多研究了，但当皇帝这事前前后后可能还真有点冤枉这位奸臣了。总之，张邦昌当皇帝这事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群起而攻之吧，所以当了一个月皇帝以后，张邦昌也就下台了。接着，1130年金人又把刘豫推上的皇帝位置，而且还是经过了宋高宗的册封并建立了伪齐，负责为金国管理陕西、河南等地。史书对刘豫的评价就更差了，这家伙祸害了中原百姓长达八年，直到1137年被废。经过这几年的消化，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正式成为了金国的行政区，这片土地上的南人们也正式加入了金国国籍。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萧抱真站出来了，而且是跑到了女真人的老巢去正式立教，他想紧追的前代，自然就是北宋了，是表达自己对异族统治的不满，还是弄个口号收买人心就难说了。大道教的创派祖师刘德仁是沧州人，“读书通大义”，自然也是个高学历的。他亲历了国破家亡，于是闭门十五年以后，于1142年自称太上老君“授以宗乘，传以神笔，俾兴大道正教，以度末世黎民”，于是这些末世的黎民翕然从风，纷纷加入大道教，跟随这位教主，接受他的拯救。金初时全真道则是融合三教，继承了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和内丹学，融合禅宗，吸收儒家伦理，并迅速发展成为北方新道教的代表。至于广为人知的教主王重阳，同样是“少读书，系学籍”的文人，据说家里也很有钱，“以财雄乡里”。王重阳同样是看不惯女真人的行径，更不能忍受他们的统治，也有学者说他是得不到女真人的重用，总之就是“日酣于酒”，最终高呼“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动，吾今已过之矣！”
于是失去了在金国出人头地的希望以后便投身于道教大业了。事实证明，金国失去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官，中国道教却多了一个传承近千年的道派。1159年，王重阳正式把自己的名字从王中孚改为王喆，自号重阳真人，开始了他的创教之旅。关于王重阳的传说在金庸先生的小说里讲过不少，与事实也相差不大。他先是装疯卖傻，自称王害风，又在村外挖了个地洞住在里面，这就是著名的“活死人墓”，武侠小说里也有描写。接着他又在这个土洞的四隅，就是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角上各栽海棠一株，然后称“吾将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说我在追求功名的道路上失败了，那么我就要一统江湖，成为道教至尊。谁能想得到，就是这个土洞最终成为了全真教的祖庭圣地，全真教也最终发展成为了道教北宗，和南方领了三山符箓的正一道的内修南宗南北分立。所以说，北方新道教的发展是有着鲜明的特点的，那么它们究竟新在哪里了？这三大道派都是在女真人的入主中原以后，在异族统治下创建并发展起来的，如果完全沿续和继承传统的道教，必然会和宋朝的旧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和南方的道教是一个系统的，这是女真人的高压的民族政策所不允许的，所以，这些创教的教主必然会寻找出让女真人愿意接受，至少是不反对的一条新的道路出来，这就意味着必须对旧道教加以改造，表面上要和旧道教划清界线，这样新道教就和旧道教不可能存在什么师承关系了，没办法，只能是为了照顾统治阶级的想法做出妥协。在此基础上，新道教的教旨就有了新的变化，比如全真教“以柔弱谦下为本”，大道教“以无为清静为宗”，太一教声称“弱者道之用”，向金国贵族们表达了自己是追求“柔弱”的，我们是“无为”的，完全不会反抗你们的意思。由于道教从南北朝开始，特别是唐和北宋时期受到了统治阶级的尊崇，可谓风光无限，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养成了清高的性情，脱离群众了。如果两宋相交这段时间，新道教继续继承旧道教的这种高高在上的脾气，那么普通百姓哪敢去高攀，所以新道教就不得已作出改变，以能解决、消除他们的精神痛苦为己任，这样才可以吸收底层百姓以及如迷途的小羊般的文人士子的加入。所以，与传统道教相比，新道教的组织、教义、发展等方面都表显出了不同的特征，总体说就是圣与俗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宗教和社会生活更加全面、细致、紧密地融合，或者说道教离寻常百姓更近了，越来越接地气了。那么南方的道教呢，同样有这样的需要发展而出现了诸如净明道、清微道以及内修南宗等，双方的共同特点都是更加侧重于争取底层民众的信仰。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时曾经说过，宗教的苦难就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同时又是对现实的苦难的一种抗议，经过这些文化人的改造后的道教，适应了女真的压迫，满足了底层南人的需要，也只有这样，才会得到立足之地才会得到发展。至于在新道教发展过程中，委婉地、曲折地、消极地、脆弱地表达出来的那一丝丝不满还是不提也罢，令人扼腕的是它们最终还是被女真人所收买，甚至成为了奴役、麻醉南人、镇压起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