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道教发展史中，道教从明、清两朝开始进入衰退期，乾隆时代则是这一阶段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很多网文作者有一个很相似的观点，他们对历朝初期的那些盛世、某某之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新朝人口数量减少，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再分配，所以只要无为而治就会国富民强了。如果按照这个观点来看，所谓的康乾盛世并不是满清人有多高的内政水平，到底是不是如此就不多研究了，不过有一个事实却不能否认，就是当时的君主专制程度几乎达到封建社会时期的巅峰，特别是到乾隆统治时期，这可不是无为而治就能做到的。既然是专制程度高，对于道教的管理自然也不会松弛，专制的结果使道教从那时起便一蹶不振了。影响乾隆对道教的态度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信仰佛教。乾隆和三世章嘉从小就在一起玩，一起长大，二人关系非常亲密。登基后，乾隆对章嘉同样非常照顾，比如乾隆九年（1744年），专门把雍王府改成雍和宫，作为皇家直属的喇嘛庙，同时还派了大臣专门负责管理，俨然成为了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管理中心。乾隆信仰藏传佛教，便在宫里装修了不少佛堂，比如养心殿里就有一座，方便自己随时随地烧香礼佛。当然了，宫外也得有寺庙，包括弘仁寺、阐福寺等都是皇家专用的藏传佛教的寺庙。另外乾隆还看了很多佛经，并且安排人把藏文的经书翻译成满、汉两种文字，着实为藏传佛教的传播做了巨大贡献。去过清东陵的道友肯定进过乾隆的裕陵地宫，那是被人赞为地下佛堂的陵寝，从第一道石门往里，水平墙、券顶上全是藏文、梵文的佛经，处处显示着这位帝王对藏传佛教的虔诚。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正式接受了三世章嘉活佛的灌顶，从那以后就有点膨胀了，当然也可能是真的开悟了，总之是感觉自己佛法实在是太精深了，已经达到宗师的境界了，甚至还说自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转生这一世就是“转轮圣王”。道友们可想而知，一个如此痴迷佛教的皇帝对道教会有什么态度呢？另外，乾隆比较重视萨满教和满族人传承下来的其他宗教信仰，因为这些对于族内的团结友爱还是挺有用的。比如他曾经安排庄亲王允禄等人把满族的各种祭祀仪式、祝辞、服饰等等全都整理了出来，1747年集成了一部《满族祭祀仪式大典》。书成的时候，乾隆不但亲自给书定名，还亲自作序，命令用满文印刷，显然对其代表的民族价值非常重视。时间先回到雍正暴毙那一年。1735年八月雍正驾崩后，当时的大事小情都需要乾隆操心，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却下了这样一道口谕：“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意思很简单，是说我听到了外面有一些流言，所以要为老爸辟谣，澄清一下。我老爸雍正帝当年根本就没有吃什么丹药，更没有天天炼丹不务正业，至于西苑的那个丹炉，那是他老人家工作累了以后用来消遣娱乐用的。另外还有人传言雍正养了很多道士，也是为了帮他炼丹，这就更不可能了，因为雍正心目中的道士就是一些不务正业的市井无赖，怎么可能供养他们呢？无论别人是怎么想的，反正乾隆怀疑雍正是吃丹药中毒死的，所以，他马上就处理了那批参与炼丹的道士，还不错，没有把他们推到菜市口砍了，而是教育、警告了一番，下过封口令，就是禁止乱说雍正的坏话后全部赶跑了。其实乾隆自己也应该清楚，再掩饰用处也不大。别人传言雍正炼丹吃丹，这个你可以否认，但是雍正时不时的就赏赐给大臣几颗丹药，分享自己的劳动果实这总没办法掩盖吧，而且那首流传出去的《烧丹》诗也是白纸黑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那首诗写得还真不错。所以乾隆这么着急想掩盖，反而令人更加怀疑雍正的死因，您想，这位从小就和佛教关系亲密，自称菩萨转世的皇帝，对道教怎么可能会有好印象。还有，前面讲到过那些民间的宗教势力在乾隆期间同样没有安稳多少。比如1774年发生过山东清水教起义，1786年有天地会起义，这个在小说里经常会提到，这些和宗教有关系的起义使乾隆对于宗教，特别是一些巫祝类的民间信仰越发警惕，也越发反感，限制甚至打击也就正常了。当然，乾隆本身还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是脑袋一热就会冲动的人，不会对道教施行过激的政策。在农耕社会，乾隆最重视的自然是农业，对于那些既不上税又不出徭役的道士非常有意见，特别是这些人还不劳动，又讲究吃穿，据手下分析说至少需要三个勤劳的农民才能勉强供养一个道士，当然和尚也一样。于是乾隆扳着指头算了算账，最终得到了一个结论：少一个和尚或者一个道士，不但增加了一个农民，同时还解放了三个农民，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原来可以增加这么多劳力啊。慢慢限制道教发展，还能增加劳动力，完美。当然，乾隆的这个思路也不尽对，就如同现在的社会，大量的不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群也是社会发展离不开的。在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封建社会，宗教是民众们重要的精神食粮，不能只重视创造实物价值的行业而看不到从事精神粮食生产的人群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得抓才可以。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反正乾隆是清初几代帝王中对道教限制最为严厉的一个，具体都有哪些限制，先从前面提到的天师降格事件说起吧。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乾隆四年（1739年）朝廷曾经专门就道教的活动限制问题开过会，当时的决议是限制道教只能在龙虎山一带开展活动，其他地区则禁止传教。乾隆七年（1742年）张遇隆进京朝觐，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接任天师的事情需要和乾隆说一声，顺便得到皇帝的正式加封。张天师平时在龙虎山上一住，存在感本来还是挺低的，很多朝廷大员平时都想不起来他，可是张遇隆这次一来，却让鸿胪寺卿梅瑴成注意到了，于是便给乾隆上了道本子状告张天师。梅瑴成字玉汝，安徽人，梅文鼎的孙子，祖孙两个名气还是挺大的，属于典型的儒家官僚，瞧张天师不顺眼太正常了。告状信的原话就不引用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天师也好，道士也好，都会一些祈禳驱邪，画符捉鬼之类的专业技术，让他们凭这些本事生存发展还是可以的，但是让一个江湖道士和我们这些儒门大臣们一起参加如此严肃、正式的朝会，参与商议国家大事，这风格也不搭嘛。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个道士的品级还不低。可以理解，在这些十年寒窗苦读，秀才、举人、进士一路考过来，再进翰林院或者到地方慢慢熬资历升上来，胡子都白了才能在朝堂上有个位置的士人眼中，一个道士凭什么就和我一样，甚至品级还比我更高？乾隆想想也是这个理儿，正好张遇隆来了，于是就很正式地对他说：“以后你不用年年都来了，路挺远的，又没有飞机、高铁，来一趟挺不容易的，而且你来了也没什么正事，以后就三年来一次吧。”
其实乾隆主要是想说，你别没事总来北京晃悠了，没看到那些大员们看到你眼睛红的都跟兔子似的了？事情到这还没完，1747年，想想那个讨厌的张天师又快来了，梅瑴成又给乾隆上了个折子，直指张天师的品级待遇过高的问题，认为张天师天天整些没用的旁门左道，凭什么给他这么高的待遇，应该降级降品。于是乾隆又接受了这个建议，命礼部把张天师从正二品降到了正五品，银印也没收了。由于梅瑴成的几次出手，对龙虎山打击有点大了，面对这种局面，张遇隆也是心急啊，吃不下，睡不好，起了满嘴的水泡。就这样熬了二十几年，龙虎山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天下大旱，每逢天灾必定是道士出手的好时机，就算乾隆不怎么待见道士，还是被迫请来了张天师，对了，此时已经是五十七代天师张存义了，举行祈雨大醮。万幸这次祈雨很成功，总算让乾隆对龙虎山有了点好脸色，不但把张存义升为了正三品的通议大夫，其他奖赏也不少，要知道在最落魄的时候，张天师的品秩比娄近垣还低。而娄近垣只不过是龙虎山上的一个法官，并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所以这次升官，对于张天师来说真是去了一块心病。可惜好景不长，乾隆五十四年的时候，乾隆又对张存义说，你以后别再三年来一次了，五年来一次就行了。乾隆对于龙虎山总体上还算是有些优待的，当然了，对张天师的这些恩遇并不表示对道教的政策发生了改变，有人说乾隆对于张天师这种态度是清代儒、道之争的一种反映，感觉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