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聊聊城市，首先说京城。大宋有四个京城，一个首都，三个陪都。一个首都是东京汴梁，也称作开封府，三个陪都分别是北京大名府（在河北大名县，看来现在级别降低了），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在今天的河南商丘），这四个京城是贯穿整个大宋始终的，也包括南宋，历史课本上说，南宋的首都是临安府，也就是杭州，这是我们现代人形成的一种历史共识与文化认同，但是在南宋，则不是这个样子，南宋人上至天子，下至一般的平民百姓，都并不认同临安府是京城，在法律意义上，京城仍旧是那四大京城，首都也仍旧是东京汴梁，南宋的人们有着你想象不到的“故都情节”，很多爱国志士一直心心念念要把四大京城全部收复，比如说陆游陆放翁生平第一大快诗《闻武均州报以复西京》，诗歌的末尾写到：“悬知寒食朝陵使，驿路梨花处处开”，看来，大宋收复了西京洛阳，在大诗人陆游心中极大的体现出中兴气象，那怎样才能算是真正的中兴呢？那就是：东西南北四个京城全部收复，至少这样，才算中兴。那么杭州，究竟是怎样一个名分呢？既然不是首都，那又被南宋人称之为什么呢？杭州在宋高宗绍兴年间被升格为临安府，在南宋是实际意义上的首都，法律意义上的行在。何为行在？何为临安？行在者，皇帝出行巡幸之所在地是也，临安者，临时安定安稳之所是也。之所以在法律上称之为行在，又之所以在名称上称之为临安，那是为了表明，为了昭告天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宋人不会忘记靖康之耻，不会忘记故土沦丧的耻辱，要奋发图强，要多难兴邦，但是，后来的统治者因为种种原因，不思进取、偏安一隅，南宋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主和派占据上风。但是，植根在人们心中的故都情节不会改变，朝中爱国志士如此，在野爱国志士亦然。因而主战派虽然不是主流，但是人才辈出，高宗朝有岳飞、韩世忠、张浚等人，孝宗朝有虞允文、辛弃疾、陆游，光宗、宁宗朝有一心主战的宰相韩侂胄，而对于民间的志士，让我想起了因为一首诗留下英名的书生林升，在都城临安的邸店，他看到了南宋的歌舞升平，他看到了人们醉生梦死、纸醉金迷，愤然写下《题临安邸》，诗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看来，杭州虽然是实际意义上的都城，但是，在人们的心中，尤其是在志士仁人的心中，被金国人占领的汴京，才是真正的大宋首都，永远，永远。再说说三大陪都之作用。大宋王朝有不杀士大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士大夫犯了错误，只要不是谋反谋大逆，基本上不会受到太重的处罚。我感觉最重的处罚，莫过于苏东坡、胡铨等人贬谪海南这种处罚，这些人在当时普遍与主流价值观相违背。不过问题来了，要是某些官员没有那么令人生厌而又曾经位高权重，或者说在朝廷里为主政大臣所不容，但是后台就是皇帝，那么，会怎么办，应该怎么办？三大陪都发挥了很多作用，安置了很多很多不太受欢迎但是皇帝又不愿意他们挨整的老干部，首先，安排这些老干部到三大陪都当个闲差，大多都是美差，绝大多数人都在那里干出来了成绩，因为三大陪都，虽然是陪都，但也是都城，到那里做官，算不得官场失意，算不得被贬，因而大多数到那里干活的老干部美滋滋，没有怨言，而且，那里没有骂人的御史台官员、没有太多朝堂上尔虞我诈的斗争，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清闲、事情少、心静，在这里很容易干出成绩，一不小心就青史留名，一不小心就搞出石破天惊的创作。比如说，钱惟演当西京留守的时候，模仿李商隐，写出了许多西昆体诗句，使得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西昆体曾风靡一时。无独有偶，司马光担任西京留守，十几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写下煌煌巨著《资治通鉴》，被宋英宗高度评价：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而得名“资治通鉴”。再者，南京留守，应天府知府晏殊被朝堂上大臣骂的挺惨，但是大boss，大leader，仁宗皇帝一心想要“保护”好他，就派遣他到南京应天府做主官。晏殊到南京应天府下车伊始，全心全意抓经济，一心一意搞教育，一方面劝课农桑，一方面聘请名师，劝课农桑使得南京应天府“稻米流油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聘请名师，主要是邀请了大佬，当然也是晏殊自己的门生范仲淹，当时范仲淹正在为母亲守孝，守孝期间不能够当官，但是当教书先生还是可以的，所以范仲淹一方面在自己的母校应天府书院教学，一方面又担任教导主任，抓成绩，抓学风，严打作弊、浪费等一系列不正之风，应天府书院教风、学风得到改善，一度成为四大书院之首（在白鹿洞书院还没有太出名之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好比是末流211摇身一变、脱胎换骨，成为了顶级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