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谋士。这也是许攸在袁绍集团的地位连续被田丰、沮授、审配、逄纪、郭图、淳于琼等人超越后，投降曹操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也不怪许攸，他从年轻时便跟着袁绍，其之于袁绍如郭嘉之于曹昂。可袁绍显达之后，封赏的却都是些没什么功劳的人。田丰做了别驾，成为袁绍的第一谋士；审配做了治中，总领幕府，又统军事，成了袁绍势力第一文臣；沮授做了奋武将军，监军，掌兵权；郭图、淳于琼做了都督，主管一军；就连逄纪，也授予了兵权，唯有他许攸自视甚高，却啥也不是，如何能没有怨言，投降也就不奇怪了。不过现在的许攸，还摆着他袁营第一谋士的谱。因此他第一个开口道：“明公，这传国玉玺不能交出去！”
许攸这一开口，就不像是在跟袁绍商量，而是要让袁绍按他的意见来办。不过袁绍也习惯了许攸的风格，而且此时他身边没人比许攸更多谋，因此并不怪罪，而是问道：“子远此言何意？”
许攸早就清楚袁绍的心思，便道：“明公，这传国玉玺，乃天子之信物，谁有传国玉玺，谁才是正统？”
不少人还听得稀里糊涂，难道袁绍拿了传国玉玺就能当天子了？可袁绍已经明白许攸的意思，他不是想另立新君吗？可凭什么让天下人接受？凭的除了他袁绍的名望，还有这传国玉玺。原来只是想想，可传国玉玺在手，这事就有了可操作性。谁不喜欢传国玉玺，袁绍也想将他握在手中。不过他也不是傻子，身为臣子，私藏传国玉玺，本是大罪，而他又没有匿下传国玉玺的正当理由。于是袁绍试探着说道：“交给大司马也是可以的。”
许攸听了，立即又说道：“刘伯安（刘虞）虽有贤名，不过此人素来迂腐，将传国玉玺交与此人，后果实难预料，万一他将传国玉玺奉给董卓，岂非助纣为虐乎！”
虽然刘虞是大司马，许攸却看不起他，认为他空有其表。当然许攸的评价也不算错，刘虞这人，就剩个“贤”字了。许攸说完，其他几人也纷纷赞同。这时许攸又说道：“刘伯安心思难料，此番讨董，他便不与明公一同。明公虽要送他一场泼天富贵，可刘伯安能不能接住，尚不好说。主公将传国玉玺置于手中，到时候进退也可从容。”
袁绍听了，沉思起来。其实袁绍也不想将传国玉玺送出去，他只是需要一个不给刘虞传国玉玺的理由，许攸的说法，勉强能说得过去。“子修让我将传国玉玺交给大司马，可若是不给，如何跟子修交代？”
袁绍除了要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还要让曹昂接受。否则曹昂若不愿意，虽然不可能跟他来抢，可势必会生出乱子。许攸听了，立刻笑道：“子修乃是明公之婿，如何会亲刘虞而远明公。明公只要去信一封，诉之刘虞之迂腐，子修必然理解明公。”
袁绍点点头。既然曹昂能主动将传国玉玺交出来，说明也不是太在乎传国玉玺。袁绍自信算是曹昂长辈，能说服对方。袁绍等人，就这么留下了传国玉玺。不过这种事也瞒不了别人。虽然袁绍扬言担心“大司马为董逆蛊惑，贸然交出传国玉玺，遂暂代保管，”但世人是否相信，那就难说了。而且袁绍手握传国玉玺，让世人也羡慕的紧。尤其是袁术，自认为兄长袁基死后，他便是袁家的继承人，因此对袁绍颇为不忿。袁绍成了联军盟主，又手握传国玉玺，稳稳压他一头，这让袁术更无法接受，兄弟的感情几乎到了破裂边缘。而此时在洛阳的董卓，更是怨怒的很。传国玉玺落在袁绍手中，让董卓生出一股危急感。为了振奋士气，董卓立刻集中主力，从小平津偷渡黄河，突袭联军驻扎的河阳津。而河内郡太守王匡误以为敌军会从平阴县（治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北，即后来的河阴县，与山东省平阴县非是一地）渡河，因此一直死守河岸，为董卓军前后夹击，全军覆没。这一战大大挫伤了联军士气。袁绍为了报复，乃将之前扣押的前往河内劝降的执金吾胡毋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瑰等人全部处死。胡毋班、吴修、王瑰等人皆是一时名士，胡毋班、吴修二人更是出身兖州大族。袁绍此举，使得联军内部，尤其是兖州诸军，跟袁绍越发离心。不过袁绍也顾不得兖州诸军了，他忙着拥立刘虞的事，而且焦头烂额。曹昂上了一道《请奉大司马刘虞监国》的文章，刘虞当然拒绝了。监国素来是太子做的事，他可不愿让人以为有等夷之志，落个僭视君权的罪名。曹昂根本不在意刘虞的想法，刘虞一拒绝，曹昂就不管了。而袁绍这边，却是想着直接一步到位，既然刘虞不做监国，直接称帝也是好的。于是便和韩馥商议“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大司马刘虞，宗室贤俊，欲共立为主。”
韩馥在《三国演义》里是个懦弱之人，主要事迹就是让位袁绍，但韩馥做过御史中丞，又能成为一州之主，如何能是个庸人。韩馥也有自己的盘算，他在冀州，处处受置，河北世家大族，皆心向袁绍，他眼瞅着已经无法再压制对方。若能拥立刘虞，虽然袁绍会掌握大部分权利，可他联合刘虞，也能与袁家分庭抗礼，所以袁绍的建议一提出，韩馥便同意了。二人约定之后，袁绍便一边动手说服刘虞，一边给各路诸侯写信，邀请众人一同参与此事。可袁绍没想到，各方反应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