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副主席，维克托的工作就是在情报问题上对政治局直接负责，所以，他有资格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将手中的文件合上，随手放在一边，维克托四处找了找，翻出一份崭新的信纸，先给自己的点上一支烟，随后拿出钢笔，直接下笔。针对当前巴勒斯坦地区英国人与犹太人之间日趋尖锐的矛盾，维克托认为莫斯科应该进一步表明自身的立场，即谴责犹太人的恐怖主义行径，支持伦敦在打击犹太人武装分子问题上的立场，更进一步，莫斯科应该在联合国重申反对恐怖主义的坚决离场，提出议案，将“伊尔贡”、“斯特恩帮”等犹太极端组织，列入国际制裁和打击的恐怖组织名录，在联合国成立一周年之际，将该议案作为重点议题来讨论。写到这里，维克托停下来，他歪着头思索了片刻，而后换了一张纸，在上面写下两个人的名字。第一个名字是伊扎克·沙米尔，毫无疑问，就目前来说，这名字所代表的那个人只能算是无名之辈，即便是英国人的情报机构，恐怕也对这个名字倍感陌生。但维克托却是非常的清楚，此人就是“斯特恩帮”现任的领导人，自从“斯特恩帮”创始人亚伯拉罕·斯特恩在四年前被英军击毙之后，作为斯特恩的战友，伊扎克·沙米尔便成为了这个组织的领导人。维克托之所以能够知道这一点，自然是得益于前世的记忆，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空里，伊扎克·沙米尔不仅是个双手沾满血腥的恐怖分子，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分子，他不仅做过两任以色列的总理，还活了将近一百岁，从他的身上，人们可以轻易得出一个结论：善恶有报这句话纯粹是扯淡。此前所发生的大卫王酒店爆炸案，伊扎克·沙米尔便是主要策划者之一，有趣的是，在维克托的记忆中，此人在随后英军发起的扫荡行动中被抓获了，可英国人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不仅没有将他处死，甚至对他的监控都不算严格，以至于他在被流放两年之后，便轻而易举的逃脱了。至于维克托写下的第二个名字，则是之前提到过的梅纳赫姆·贝京，伊尔贡组织的现任领导者，也是后世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他也担任过以色列的总理。大卫王酒店爆炸案中，梅纳赫姆·贝京也是策划者之一，他与伊扎克·沙米尔是完美合作者，也是臭味相投的好友。实事求是的讲，维克托本人其实对这两个恐怖分子头头并不怎么感兴趣，尽管他们在前世的时候，都曾经做到过以色列的总理，可就当下来说，他们就是两个恐怖组织的首脑，除此之外，再没有其它什么身份了。他们没有三头六臂，也不是超人，相对于本·古里安那样的人来说，这两人只能算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没有被英国人铲除掉，是因为他们隐藏的比较深，英国人暂时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否则的话，就像亚伯拉罕·斯特恩一样，只要真实身份暴露出来，英国人总是可以找到他们的。现在，维克托之所以关注他们，单纯就是希望拿他们的人头，在英国人那里增加几分谈判的筹码。一场大卫王酒店爆炸案，等于是将艾德礼政府架到了火堆上，迫于英国国内的舆情，艾德礼政府必须在对抗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问题上，取得足够亮眼的成绩，否则的话，他们甚至有可能失去自己的选票基本盘。维克托现在想要做的，是向驻特拉维夫情报站下达命令，让他们集中力量找到这两个人，并设法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监控。维克托的要求是，特拉维夫情报站的人不仅要掌握这两个人的行踪，还要摸清他们日常与什么人接触，在将来的某一天，这些情报信息都会是与英国人做交易的重要筹码。实话实说，自从进入莫斯科领导核心的外围以来，维克托做过的工作也不少了，不管是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还是某个部委的一把手，乃至于中央书记处的中层，在他眼里，似乎都没有情报工作做的顺手，他似乎也只有在做情报工作的时候，会做的最有激情。在办公室里忙了将近一个上午，直到临近中午的时候，维克托的工作才算是告一段落。当然，他正在起草的报告还没有最终完成，作为一份需要提交给政治局的重要建议性报告，肯定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他需要先将报告的大致脉络拢出来，然后再构思填充，最后，经过反复修改，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才能正式提交上去。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花费三五天的时间。带着整理好的情报目录，维克托离开自己的办公室，他还需要先去一趟外交部，向莫洛托夫同志报告今天的主要情报内容，随后，再赶往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同志做汇报。从早上就开始下的小雨，依旧在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伏尔加轿车行驶在莫斯科似乎被冲刷一新的街道上，速度不算很快。车厢内，维克托坐在后座上，目光透过蒙着点点雨水的车窗，毫无焦点的投向街边的便道，他的脑子里在构思着稍后向莫洛托夫同志作报告时的言辞。从某种程度上看，如今莫洛托夫同志更像是与马林科夫、贝利亚两位同志结成了盟友，他们有了共同的政治对手，那就是日丹诺夫同志。必须承认的是，莫洛托夫同志没有太大的野心，他对自己目前的政治地位非常满意，但他不能容忍的，是有人挑战和威胁他现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