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确定下来的，尽管在经济大方针上，联盟没有采纳沃兹涅先斯基的建议，但五年计划中的很多内容，却都是由其制订并确立下来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联盟急需沃兹涅先斯基在经济方面的才能，逆转当时那种糟糕的经济状况，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沃兹涅先斯基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到了诸多的批评，但莫斯科的权力核心仍旧对他委以重用，因为当时莫斯科权力核心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联盟当时的主要矛盾并不在意识形态上，而是在经济领域——近乎全毁的国民经济与战后人们渴望改善生活的夙愿，已经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个矛盾如果不能得到缓和的话，联盟的局势就会出现动荡。所以说，必须明确的一点是，沃兹涅先斯基之所以能够安全的走到今天，不仅仅是因为背后有着日丹诺夫同志的支持，还因为他的存在符合了联盟时下的需求。后续出现的局面，显然证明了莫斯科决策者们的明智，从一九四六年确立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联盟的这个五年计划已经初步完成了，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恢复，在某些工业领域，生产和技术水平甚至超越了战前。在遭遇了战后连续两年的农业歉收之后，在进入四八年的这一年里，联盟的中央产粮区喜获丰收，国家终于在粮食问题上实现了自给自足。这一切都是成绩，而要说这些成绩都是由沃兹涅先斯基和他所领导的国家计委带来的，那委实是夸张了点，但必须承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沃兹涅先斯基是功不可没的，他为联盟战后经济的恢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是联盟崛起于废墟的英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矛盾的论述是精辟到位的，那句“矛盾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评述，能够将很多问题分析透彻。就像前面所说的，战后初期联盟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而是经济领域内的，所以，沃兹涅先斯基的经济学是否有问题，他个人的立场是否有问题，都不是那么重要的，只要他能够带领联盟从经济废墟中站起来，联盟的决策者们就能够容忍他，至少是短期内容忍他。最重要的是，当时还有一个日丹诺夫同志存在呢，作为沃兹涅先斯基的“领路人”，他能够给与后者足够的约束，使得联盟的大政方针不至于被这个“修正主义者”带跑偏了。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联盟的经济从垂死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了，经济领域的矛盾不再是国家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日丹诺夫同志病逝了，联盟意识形态领域的掌舵人不在了，于是，清除沃兹涅先斯基这个“修正主义者”，似乎就成为了当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了。是的，在联盟意识形态领域内，涉及经济领域的方针政策，向来都是严肃的，不同的经济观点之间，很可能会产生你死我活的斗争，当年斯大林同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斗争，有很多问题也都是体现在经济领域的。这种事情，若是放在维克托重生前的那个世界里，会让人感觉非常不可思议，因为在那个世界里的人们，已经不再讲究“主义”、“阶级”这些东西了，相比起经济数据、GDP、国家的综合实力，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都淡化了，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就是能够推动经济发展，能够促进生产力进步的政策，就是好的政策，能够让人们过上日子，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章程，就是好的章程，其它一切都不重要。而类似这样的观点，如果放在维克托当前的这个年代，嘿，谁敢说这样的话，估计结果不是被拉出去枪毙，就是被送进某家精神病院。在维克托前世的那个世界里，之所以人们会有那样的立场和观点，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出现的，那只是因为在同样的斗争和辩论里，与沃兹涅先斯基有着同等观点的人获得了胜利，所以，历史走向就不一样了。手里端着一杯伏特加，维克托紧紧抿着嘴唇。马林科夫没有与他兜圈子，在列宁格勒问题上，他的立场很明确：列宁格勒州市两级党组织并不是打击目标，甚至就连库兹涅佐夫都不是打击目标，此次真正要打击的，其实是身为政治局委员的沃兹涅先斯基，莫斯科的核心决策层已经容不下他了。站在政治局的角度，此次安排维克托去列宁格勒展开调查，他需要调查什么？事实是，政治局的委员们对列宁格勒市党代表会议选举舞弊的问题毫不关心，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列宁格勒按照沃兹涅先斯基的理论，所搞出来的那一套经济模式。作为国家计委主席，在过去几年里，沃兹涅先斯基依靠着日丹诺夫同志的支持，在列宁格勒推行了他的那一套经济理论，并由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回望之前的一个小插曲——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列宁格勒之行，那些南斯拉夫人在赞扬什么？真的是列宁格勒党政干部给与他们的超规格接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