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书记。在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在波罗的海三国，按照联盟的政策，市以及加盟共和国的第一书记，基本上是由本地民族的党员来担任的，但第二书记则疑虑不能由本地民族的人来担任。这项政策是在一九四七年经由政治局讨论后决定的，就在那一年，联盟撤销了中央书记处下属的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爱沙尼亚三局，将大全下放给了三个加盟共和国，不过，当时的莫斯科对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并不信任，这才出台了这样一条规定。同样的，按照这条规定，波罗的海三国地区内各层级党员中，第二书记的权力也非常大，因为他们还肩负着监督地方领导干部的职责，同时，还可以接受地方上的投诉和不满，并向莫斯科做汇报。就像因格丽达·玛邱罗尼塔，她虽然只是立陶宛一个城市的第二书记，但却可以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提交报告，汇报立陶宛的某些情况。说起来，为什么莫斯科如此的不信任波罗的海三国？这里头当然是有原因的。就像维克托手头的这份报告一样，身为考纳斯第二书记的因格丽达·玛邱罗尼塔，在报告中将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身为立陶宛中央第一书记的安塔纳斯·尤奥佐维吉吕·斯涅奇库斯。玛邱罗尼塔指责作为第一书记的斯涅奇库斯，说他不仅在集体化推进工作中毫无作为，而且排斥非立陶宛族的调任干部，在维尔纽斯营造“小集团”、“小团体”。玛邱罗尼塔的报告篇幅很长，洋洋洒洒的足有十多篇，但里面真正给出来的实际证据，却是少之又少的，若是咋一看上去，只会被人当做是一份查无实据的诬告材料。但是，尽管没有提供出有关斯涅奇库斯搞小集团的切实证据，但玛邱罗尼塔却反映出了立陶宛组织发展工作中所存在的重大问题。按照玛邱罗尼塔的说法，如今整个立陶宛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包括预备党员在内，总共也只有两万一千多人，在这其中，还有六千多人是非立陶宛族的调任干部，也就是从联盟其它地方调任到立陶宛来的干部。而在三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七年联盟撤销立陶宛局的时候，立陶宛拥有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人数为一万六千余人，换句话说，在过去长达三年的时间里，立陶宛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人数只增加了不到五千人。除了组织活跃度不高之外，玛邱罗尼塔还批评斯涅奇库斯消极应对立陶宛的“苏维埃化”改造，他对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工作欠缺关注，致使整个立陶宛的农业集体化进程严重滞后。他排斥联盟向立陶宛输入移民的政策，尤其是排斥俄罗斯人进入立陶宛，事实是，在过去几年中，联盟一直在推动向波罗的海地区移民，借以推动波罗的海三国的“苏维埃化”变革进程。但是就像玛邱罗尼塔所说的，在波罗的海三国当中，的确是立陶宛的移民工作最不顺利，因为这项工作遭到了整个立陶宛官方的抵制。将整份报告从头到尾的浏览了一遍，维克托抿着唇角，一只手在沙发的扶手上轻轻敲击着，面露思索的表情。作为联盟国家安全工作的负责人，维克托当然知道立陶宛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自然也知道斯涅奇库斯是个什么样的人。实际上，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不仅仅是斯涅奇库斯，包括爱沙尼亚的尼古拉·卡罗塔姆以及拉脱维亚的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都在民族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而且，在这些人中，斯涅奇库斯还算是表现的比较收敛的了，尽管他在某些问题上对莫斯科阳奉阴违，但就总体而言，他还不敢同莫斯科对着来，更不敢改变莫斯科下达的命令。在波罗的海三国的领导人中，问题最严重的要数爱德华斯·别尔克拉夫斯。不要误会，此人并不是拉脱维亚的第一书记，而是拉脱维亚部长会议副主席，不过，因为一些历史性和民族性的原因，此人在拉脱维亚党内的地位、资历以及威望都很高，身为第一书记的尤尼斯·卡伦别尔津斯，很难在党内对其形成约束和压制。在过去几年中，拉脱维亚第一书记与部长会议副主席之间的斗争就没有停息过，后者在拉脱维亚各级党委、苏维埃执委会中，大肆安排、提拔拉脱维亚本族干部，并以此为手段，对前者逐渐形成压倒性的政治优势。按照联盟做出的规定，波罗的海三国必须使用俄语作为公务往来的官方用语，至于拉脱维亚语则是不能进入公务往来领域的，但身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别尔克拉夫斯，却在他所负责的部门领域内提出完全背离莫斯科规定的要求，即要求所有进入相关部门的公务人员，必须在两到三年内学会使用拉脱维亚语，否则的话，就会被逐出任职的部门。是的，不要觉得惊奇，这就是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实际情况，可以负责任的说，尽管这三个国家现在属于联盟，是联盟的加盟共和国，在那里执政的，也是由莫斯科所任命的党员干部，但在实际上，那里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分离主义情绪，从来都没有得到过有效的扼制。与此相反，尽管最近几年里，联盟的内务部门一直都在清剿三国的民族主义游击队，但那里的民族主义情绪，却已经通过党员干部民族化的形式，渗透到了三国的党组织内部。“我的看法是，莫斯科必须对各加盟共和国内部日趋泛滥的民族主义情绪、党员干部民族化的现象，进行一次深入的、彻底的批判和清剿，”苏斯洛夫在一旁继续建议到，“否则的话，假以时日，这些问题将复杂的难以解决。”
维克托抬起头，他将手中的文件交还给对方，略微沉吟了一会儿，说道：“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同志，我认同你的意见，而且，长期以来，我一直都认为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是一个攸关我党内部团结，攸关联盟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我们党内，的确有一些阴谋分子、野心家，正在利用这一点，疯狂的攒取权力，拉帮结派，搞小团体、小集团......”摸摸裤子口袋，口袋中空荡荡的，习惯装在口袋里的香烟，此刻正躺在不远处的办公桌上。旁边的苏斯洛夫显然是知道维克托在找什么，他抢先递过来一支香烟，同时，眼巴巴的看着维克托，期望他继续说下去。苏斯洛夫同志在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的问题上，同样也有着鲜明的立场，毫不客气的说，他是坚定站在维克托这一边的，之所以如此，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能够认识到党员干部民族化的危害性，还因为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对他是有利的，准确的说，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这一点，对大部分莫斯科的高层党员干部都是有利的。党员干部民族化的现象，主要是在各个加盟共和国比较常见，而莫斯科并不存在这种现象发展的土壤。从这一点上讲，党员干部民族化与反对党员干部民族化，其实也是地方干部与中央干部之间的分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