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行为。可以说，第一类和第二类倒爷，占了大多数。因为不是每一个想当倒爷的人，都有后门可走。金宝昌世居沪海，在本地树大根深，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在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倒爷。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许多产品的国家统配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抬高。比如原煤价格从每吨14.52元提高为32.32元，统配水泥由每吨40元提高到90元。而另一方面，国家也允许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可以按市场价格出售。这就形成了“双重价格”，也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国家统配价和市场价同时并存。这样的背景下，市场价格比国家统配价时常会高出一到两倍。也就是说，同样的一吨水泥，你要是按市场价购买，就需要两三百元。可你要是有批条，按照统配价从厂里提货，那么就是90元一吨。同物不同价，就看你有没有后门。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个亲戚在水泥厂当领导，能给你批条，就可以理解为批的不是条子，批的那是存折啊！这里面的差价太大，太诱人了。不用劳动不用生产，只需要有一家好亲戚，就可以大发其财。于是就催生了大量的倒爷，同时衍生出来的还有大量的“皮包公司”。所谓的皮包公司，就是既没有场地也没有员工，只有注册人挎着一个皮包，里面放着公司的印章等物，这就是一家公司。就可以到处倒买倒卖，大发其财。这种情况，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不公，老百姓对此颇有怨言。国家也发现了这一情况，于是从87年开始对倒爷和皮包公司进行严厉打击。金宝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后门可以走，他只不过就是本地的原住民，身边的人脉就是些比较分散的小干部。这些小干部手里权力不大，在一些紧俏物资方面，只能做出有限数量的批条。不过这也足够金宝昌忙活的。每个人脉手里批一点，积少成多，那也是相当挣钱。梁进仓是在86年的年底认识金宝昌的。那一次他是陪着表姐去看订货，办完事以后顺便就来沪海的货场看一下。因为沪海这个基地太重要了，梁进仓只要出发，哪怕不是顺道，拐个弯也要过来看一下，指导一下工作。那天正好金宝昌要发一批钢材，需要的运力比较大，到货场来找车。当时梁进仓看到他，就有眼前一亮的感觉，感觉这个标准的沪海本地人，如果为己所用，那么就像书上说的那样，“得此人可得沪海”。梁进仓不动声色，一开始并没有表明自己是货场真正的大老板，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看他跟配货的工作人员谈生意。金宝昌跟工作人员谈运费的问题，口口声声并不计较运费的高低，他只在意运到的时间是否准时，以及货物的安全问题。并且大谈他手里有大宗货物需要出货，而且常年有货，如果货场跟他结成长期的业务关系，他将会是货场最大的客户，云云。反正说来说去，就是引诱工作人员给他降低运费。而且听起来真的很难让人拒绝的样子。工作人员一看他这次的运量并不低，而且也想拉住他这个大客户，于是就在运费价格方面，跟金宝昌展开商讨。这时候，梁进仓站了出来。“咱们做生意的，碰上大客户，该让利的时候就要让利，让我来跟这位金老板谈谈吧！”
金宝昌一看，业务纯熟的工作人员站到了一边，换上了一个土啦吧唧的年轻人，当时就有些不高兴了：“你是谁？”
梁进仓说道：“我是这家货场的老板，我姓梁。既然你是大客户，那么你的业务，必须要我亲自跟你谈。”
金宝昌当时有些狐疑。作为沪海的老江湖，看着面前的梁进仓，他居然怀疑自己是不是遇到骗子了？首先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老板，很年轻，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如果年轻人是沪海本地人，或者他是个南方人也行，这么年轻干成大事，也情有可原。可是，梁进仓说的是带着浓浓北方口音的普通话。而且穿着打扮，很让人怀疑他是一个北方的农民。所有的种种外在观感，都能证明这个年轻人不可能是这家货场的老板。因为这是沪海最大的配货点，运输线路遍及全国各地。能做到这种程度的人，绝对不会是看起来很像农民的北方年轻人。金宝昌阅人无数，这一点眼光他还是有的。他有这个把握。只是他不明白，配货点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也承认这个年轻人就是真正的大老板？既然所谓的“大老板”亲自出来跟自己谈生意，金宝昌就跟他谈谈，看看这个年轻人到底什么来路，有什么用意？梁进仓首先向他保证自己运输车队的运输能力绝对没问题。然后他向金宝昌确认：“金老板，你是否真的手里有大宗货物要出，而且是常年出货？”
金宝昌似乎很不满意对方有这样的疑问，冷冷地说道：“梁老板是不是以为，我为了让你们降低运费价格，故意编瞎话骗你们？我是做大生意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货物能够按时送到，运费并不重要。但是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矩，我这么大的客户，这么大的出货量，你们没有优惠。这是不是对我这个大客户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