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
孟子说:“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宣王不听,“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子。”
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未见用。他本来打算依靠齐宣王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
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公孙丑下》记,孟子离开齐国,在齐的边境昼地停留了三宿。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迟缓呢?他说:“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
“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
又有人说,“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样子。”
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何为不豫哉?”
他以历史循环理论的观点认为将要有“王者”兴起,来统一天下。他寄希望于齐宣王,企望在齐国有所作为,但愿望落空了,只得离开齐国。齐楚曾经有合纵之约。秦使张仪以土地之利诱骗楚怀王与齐绝交。楚齐已经断交,楚也发觉见欺。公元前312年,楚大发兵与秦战,两次大败于秦。当秦楚正要交战的时刻,孟子从齐国到宋国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记,宋牼听到秦楚要打仗,准备去说秦、楚罢兵。孟子问宋牼,用什么宗旨去说秦、楚?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
孟子反对言“利”,主张讲“仁义”。他说:“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
“君臣、父子、兄弟终(尽)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他说:“先王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孟子再游宋时,宋君偃早已自立为王。《滕文公下》记,孟子的弟子万章问:“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
孟子说,汤、武行王政,他们的征伐,是从水火中拯救百姓,诛杀残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而无敌于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不久,孟子便离开宋国到了鲁国。这时候正是鲁平公(约于公元前322年至前302年在位)将要使孟子的弟子乐正子为政。鲁平公将要去拜访孟子,因为他所宠爱的小臣臧仓说了孟子的坏话,而又改变了主意。乐正子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这时已经六十几岁,便回到老家邹国,不再出游了。与儒家争鸣者以墨家和杨朱学派的势力最大。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孟子痛斥杨、墨学派,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
他说,他这样严厉地驳斥杨、墨的异端邪说,是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个圣人的事业,他要正人心,就必须辟杨、墨。他的弟子公都子告诉他,别人都说他好辩论,他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一生的经历,也很像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他在家乡与万章等人整理《经》、《书经》,阐发孔丘的思想学说,写成《孟子》一书,共11篇,现存7篇。孟子的主要思想就是:仁、义、善。《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数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全书虽非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
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