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军事生涯讲述完毕了，接下去该讲讲内政了。我知道大多数的读者会对军事战争又或朝廷斗争类的历史比较感兴趣。相比之下，政治内政类的就会相对无趣一些。但是这也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乱”和“治”从来是分不开的。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刘邦明白大乱之后需要大治。从西汉建立开始，基本的国策一直是“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文景时期的六七十年间基本都是如此。刘邦采取的是远低于秦朝的十五税一的税率。因为平民出身的刘邦比任何人都明白百姓，只要别像秦朝那样没完没了的摊派徭役赋税，百姓的自我发展能力一点都不低。后来，因为常年征战，平定叛乱，耗资巨大，刘邦增加过赋税。到刘盈继位，国家太平，又降回到十五税一。 此外，刘邦还推行了“田制”。简单来说就是按照人口来分配土地，基本做到了人人有土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分配土地并不是国家租卖给百姓，而是真正的分配给百姓，百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可以随时自由买卖。政府只管收税，不管土地归属。当然，这个政策也有弊端，以后说到汉武帝的时候我们再说。 于是，勤劳的中国百姓越来越富裕，西汉的国力也随之越来越强盛。到了文景时期，税率已经降到了三十税一，甚至还取消过赋税。 刘邦还颁布过诏令：凡是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大批的奴隶由此恢复了自由身。然后国家再遵循“田制”分配土地给他们，只要按时按数交税即可。这也大大的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是国家和百姓皆大欢喜的双赢局面。 其实，奴隶制社会终结在战国时期。秦朝已经是第一个封建制社会了。但是一直到汉朝成立，奴隶制依然存在（奴隶制社会和奴隶制是两种概念）。个人认为，这种制度是极其残酷、极其不人道的。而刘邦正是第一个明文诏令释放奴隶的人。在我看来，仅从这一点来说，就可称得上功德无量。这也比西方国家解放奴隶至少早了一千六七百年。 当然，后世也有个别几个时期曾短暂的恢复过奴隶制。例如元朝。蒙古人来到我们的土地上，毫不客气的把自己划为“上等人”，把我们汉人划为“下等人”，给他们为奴为婢。结果作为历史上疆域最为广阔的王朝只延续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统治中国北方超过一百年）。 再说说其它方面。西汉刚建立时，刘邦就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把秦法中那些苛繁、严酷的全部删除，新的律令章程等等更为简明合理。 萧何制定的法典称为《汉律九章》，是依照秦法而制。秦律本来只有六章：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是依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的《法经》为蓝本而成。历史早就告诉了我们，诸子百家中，法家的思想绝不是最理想的，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但却是最为实际的且是唯一的选择。 萧何制定的九律，前面六章大致和秦律相同。新增的三律是户律、兴律、厩律。之后两汉四百年都是以《汉律九章》为主要法律。甚至对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的法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之后许多王朝的法律都是以《汉律》为蓝本而制定。所以《汉律》被称为“律令之宗”。可惜，不管是《汉律》还是《法经》，原书都已失传。 还有一个值得一说的就是叔孙通制礼仪。“礼”这个东西在古代是相当重要的。它并不是今天的我们和人打招呼说声你好这种礼貌；也不是正式场合穿着、用餐时要注意的礼仪等等那么简单。它是行为规范，是道德约束，甚至是社会制度。这还只是道德层面上的体现。如果深挖“礼”的内涵，就会发现，古人在精神、思想、行为、道德、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习俗等等，无不在受着“礼”的影响和约束。 刘邦恰巧是一个不喜欢守礼的人。不单是他，他麾下那批开国功臣也大多是不喜也不会守礼的人。因为大家都是出自平民。不但平而且贫，布衣中的布衣。每一次的宴会之上，酗酒争功、胡乱叫嚣者，比比皆是。已经贵为天子的刘邦对此深为厌恶。于是叔孙通请刘邦批准，让自己再来制定一套朝廷礼仪。刘邦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太繁琐，布衣天子怕自己做不到。 后来叔孙通召集了鲁地儒生三十多人，加上朝廷本来的学者以及自己的学生总共一百余人，制定了一套适合刘邦品性以及当时形势需要的政治礼仪制度。撰写了《汉仪十二篇》、《汉礼度》等等著作。刘邦看了后，感觉自己能够做到，于是下令群臣学习。 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成，群臣朝贺，启用新定朝仪。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一切井然有序。刘邦感慨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两年后，又调任为太子太傅。
后世对叔孙通有不同的看法。司马迁称叔孙通为“汉家儒宗”，给予了肯定。司马光则认为叔孙通只是为逞一时之功而制定礼乐，致使古礼失传。 不管如何，新朝新气象，一切百废待兴。不管哪个方面，都需要一套明确的、官方的统一制度来让人遵守的。哪怕其中存在瑕疵，也比没有标准来得强。 同时，刘邦是个十分注重人才的人。起义之初就常怀求才之心。所以他的属下也乐意向他推荐人才。像韩信就是夏侯婴、萧何推荐的；陈平就是魏无知推荐的等等。称帝之后，刘邦更加明白到身为君王绝离不开贤臣的辅佐，于是发下“求贤诏”，令各地官员去察访推荐有才能的人来辅佐治理天下，这也开启了汉代“察举制”的先河。现代人所熟悉的“科举制”其实要到隋朝才创立，所以“察举制”是汉朝选拔人才特别重要的一条途径。之后这条制度也会越来越完善。 被刘邦网至麾下的众多人才里，诸异姓王是基本没有善终的，我们已经说过。但其余开国功臣大多数都得到了善终。这一点刘邦要比后世的朱元璋好上太多。刘邦虽然也杀功臣，但远没有朱元璋来得彻底。我钻研历史时，经常喜欢拿刘邦和朱元璋两人做比较。原因也很简单，大一统皇朝的开国皇帝里，只有刘邦和朱元璋是彻底的布衣贫民。 当然，汉初的众开国功臣里也有差一点没有得到善终的，例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萧何和樊哙。 刘邦晚年变得猜忌、多疑。这是人处在位高权重的位置上，久了就会产生的通病，何况是皇帝这种唯我独尊的位置。刘邦平定叛乱时，每次萧何从后方派人输送粮秣至前线，刘邦都会问来使，丞相在长安做些什么？使者每次都据实以答，述说萧何爱民如子、体恤百姓、声望日隆等等。刘邦听闻，总是默不作声。 后来萧何才意识到这是刘邦有疑己之意。于是听从门客建议，故意强买民间田宅，弄得怨声载道。刘邦听闻萧何不得民心了，果然大喜。 刘邦还曾将萧何下狱，后来还好经人劝说才释放了萧何。萧相国才得以安享晚年。 还有樊哙也差一点死在刘邦谕令之下。樊哙是第一批跟随刘邦的人，而且还娶了吕后的妹妹吕嬃为妻，是刘邦和吕后的妹夫。刘邦病重之时，吕后权势已经开始膨胀。樊哙因着妹夫的关系，自然被划入吕后一党。有人向刘邦进言，一旦皇上驾崩，樊哙必然相助吕后铲除戚夫人、刘如意等这些皇上亲近之人。刘邦闻言大怒。当时樊哙正在带兵征讨卢绾，刘邦下令陈平用车送周勃去代替樊哙，得到兵权之后就在营中将樊哙就地正法。 陈平周勃两人一合计，樊哙杀不得。一来樊哙是开国功臣，劳苦功高，现在刘邦正在气头上，以后可能会后悔；二来樊哙是吕后妹夫，日后吕后当政必然会秋后算账。于是两人决定将樊哙押回长安，让刘邦亲自处理，这样两头都不得罪。结果走到半路就传来了刘邦驾崩的消息。吕后听闻樊哙未死，自然大喜，恢复了樊哙的爵位和封邑，樊哙终得以保全。 最后再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是直接影响到王朝盛衰的问题——继承人。早在刘盈六岁的时候，已经被册立为继承人了。毕竟是嫡子嘛。但其实刘盈的继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刘邦晚年开始宠幸年轻貌美的戚夫人。相比之下，吕后就显得年老色衰，不受待见了。而戚夫人所生的刘如意更是酷肖刘邦，大为刘邦所喜。加上戚夫人常伴刘邦左右，在日夜不停的“枕边风”攻势下，刘邦渐渐产生了废掉仁惠柔弱的刘盈，改立刘如意的想法。 刘邦询问群臣意见，众人纷纷表示反对。其中又以御史大夫、汾阴侯周昌最为坚决。刘邦问其原因。周昌为人口吃兼且正值愤怒，说道：“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刘邦听闻，直接被逗笑。又见群臣尽皆反对，于是暂罢此事。
吕后听到了周昌的一番话，大为感激。乃至于见到周昌后，向他跪谢，保全了太子。我对跪谢有些怀疑，毕竟一个是主子，一个是臣子。但史书尽是如此记载，可以想见当时吕后的感激之情。也说明了刘盈继位对她的重要性。吕后是明白人，她完全明白自己权利的来源，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刘盈登基。 吕后更明白，刘邦只是暂且罢手，并不代表已经放弃了易储的想法。惊恐无助间，有人向吕后提议，找张良来出谋划策。 张良自从刘邦称帝后，一直很低调。刘邦明白张良功大，让张良从齐国任意挑选三万户作为自己的食邑，张良坚决不受。只愿受封留县，称留候。留县就是刘邦与张良最早的相遇之地。 随刘邦定都关中后，因为体弱多病，张良更是整年闭门不出，专心修道。据说已经达到辟谷的境界。所谓辟谷，简单来说就是不食五谷。在下曾经也尝试过，权当减肥。七日七夜间，只喝白水。结果就是暴瘦二十来斤以及脸色灰白。七天过后，思想境界毫无提升，食欲反而大增。一段时间的暴饮暴食后，体重迅速反弹，比之前更胖了几斤。对自己实在无语......。 当然，张良专心修道，除了体弱多病外，更重要的是懂得明哲保身、鸟尽弓藏的道理。张良比较信奉黄老之学。老子的《道德经》中有一句话叫做“自知者明”。张良绝对是一个“自知者”。正因为“自知”，所以张良才能成为历史上开国功臣里，为数不多的得到善终的人之一。 说句题外话。有个成语叫做“字字珠玑”。可以用于一段话又或者一本书。我看过的书应该比大多数人都多上许多。如果让我只能选一本书来担得上“字字珠玑”这个成语，那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道德经》。全书只有五千多个字，我建议人人都去翻阅一下。 正因为张良不问政事了，更何况这是立储的大事。这种事情，站错阵营，很多时候就得掉脑袋。所以吕后担心张良不肯出力。于是让二哥吕释之挟持张良、逼迫张良出谋划策。如何挟持、如何逼迫，我没有查到。最终，张良给出的意见是请“商山四皓”来辅佐刘盈。 “商山四皓”分别是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里先生。这四人是秦末汉初非常有名望的隐士。曾任秦始皇的博士官。后来因不满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行为而辞官隐于商山。刘邦多次遣人请他们出山，对他们相当敬重。但“四皓”觉得刘邦向来对人傲慢，而且朝秦暮汉有辱臣节，所以次次都拒绝了刘邦出仕的邀请。张良认为，如果可以请来这四个人辅佐刘盈，将会有相当的震慑力。后来吕后派人卑辞厚礼，果真请得了四人出山。 说句实话，“隐士”这种人，你越请他，他越有身价。估计吕后这次出手比较重，送出的礼物高于了他们的身价，所以四人一呼即至。常说隐士都是贤者。一呼即至的“隐士”，再“贤”也有限。君不见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乎？ 四人投往刘盈后，正值英布谋反。刘邦当时已在病中，准备派刘盈前去平定叛乱。四人相劝吕后：刘盈已经贵为太子，就算讨伐英布有功，也不会再有封赏；相反如果有过，那必将动摇太子之位。而且此次跟随出征的都是刘邦麾下的老臣将子，让年少无功的刘盈统领他们无异于羊领狼群，必然无功而返。所以必须劝谏刘邦亲自出征。 吕后深感有理，最终劝得刘邦御驾亲征。 前文已经说过，刘邦在讨伐英布时，身中流矢。班师回朝后，伤情加重，易储的想法愈发强烈。张良劝说无果，称病更加不理政事了。太子太傅叔孙通以死相谏，刘邦才无奈佯装答应。 真正让刘邦打消念头的是在一次宴席之上，刘邦发现刘盈身边站着四位皓首老叟，于是垂询是何人。四人自报名号，刘邦才知道是自己屡请不至的“商山四皓”。刘邦大为吃惊之余，深感太子羽翼已丰。自己都请不动的四人竟然投向太子并且是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太子地位已不可动摇了。 至此，刘邦终于打消了更换太子的念头。刘盈由此最终成为了西汉第二位皇帝。 该做的都做了，刘邦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了。在最后一仗讨伐英布时身中流矢的伤势也越来越严重。曾有医师来给刘邦看病，刘邦询问病情。又有哪个医师敢说皇帝没得救了？于是医师说道，此病可治。刘邦傲然道：“我以一介布衣，手提三尺之剑立不世之功，享有天下，此乃天命！命数在天，虽有扁鹊又有何益！”说完赏赐医师黄金，让他离去，拒绝看病。
纵观历代帝王，几乎没有不想多活几年的。励精图治的想再多干点政绩；荒淫无道的想再多淫乐几年。别说皇帝了，就说我们普通人又有谁不是如此？ 我特别喜欢刘邦这份乐天知命，因为我理解他。 在下今年38岁。35岁的时候因为急性胰腺炎住过一次ICU。入院当天甘油三酯高达49.6（正常人1.7）。医生说我抽出来的血机器化验不了，因为是半油半血。今年，又因血糖高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40，导致酮症酸中毒，再次住院。我经常半开玩笑的和我老婆说，我活到60岁就够了。她总是说我不负责任，因为女儿毕竟才6岁。 玩笑也有三分真。我是真真正正的觉得活到60岁就够了。当然，这不代表我一到60岁就会去寻死，我只是觉得60岁是一个我可以接受的年龄。这就像刘邦不看病，但是他也不会去寻死一样。 我曾仔细想过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近年来我开始慢慢涉猎一些佛经了。本来我以为是这个原因。但仔细想想又不是。我看佛经只是为了学习和借鉴其中的智慧，我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佛教徒。我更特别鄙视那些靠佛学敛财的人。什么开坛讲法、广收信徒。这些都是垃圾中的垃圾。骗得人倾家荡产还断了六亲。有我宝贝女儿在，老子就算可以修得立地成佛、羽化成仙也不干！ 如果我的读者中有正在这条路上走着的朋友，那我奉劝一句：佛教虽然不算宗教，但任何宗教、信仰、思想等等走到极致，就是毁灭！ 刘邦不是不怕死，因为没有人不怕死；也不是受了佛学的影响参悟了生死，佛教要在之后的东汉时期才引入中土；更不是生无可恋，他贵为天子，想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 我勉强可以算是一个词汇量比较丰富的人，但苦思了整晚，依然没有办法想出合适的措辞来形容刘邦这种心态。或许只能用那句比较欠揍的话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诸位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悟。当然，不悟也没关系。因为这件事，悟通了不一定是好事；悟不通也不一定是坏事。 拒绝治病的刘邦身体自然越来越虚弱。吕后曾问过刘邦身后之事： “萧相国之后，谁可接任？”“曹参可以。”
“曹参之后呢？”
“王陵。但是王陵憨直，需要辅以陈平。陈平智慧有余，但是难以独自任相。而周勃忠厚少文，久后安刘氏天下者必定是他，可以让周勃做太尉。”
“再之后呢？”
“那已经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乱世出英雄。刘邦所处的时代也不例外。战争有项羽；军事有韩信；内政有萧何；阳谋有张良；阴谋有陈平。他们每一个都是历史上杰出的人才。但是，论眼光，天下无人能出刘邦之右！他在病重弥留之际依然思路清晰、目光如炬。虽然有些事的发展，刘邦在生前不可能预计到，但是事情的结局最终还是回归到了刘邦的安排上。 “吾以布衣提三尺剑而得天下！此生足矣!” 公元前195年，刘邦驾崩长乐宫，年六十二。葬于长陵（今陕西咸阳东），谥号高皇帝，庙号太祖。 我曾说过我没资格写人物评价，就以一首刘邦自己所作的《大风歌》向他道别吧：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归故乡。 安得猛士守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