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做事的逻辑，是那种基本不算大顺人的人，或许难以理解的。
比如一部分已经不算大顺人的大顺人，就难理解，为什么要在灾年加战争期间修三大殿？为什么现在还要保持个基本没啥用的南苑，不把南苑垦荒？以及后世发生的为什么在甲午战争期间还要修园子……
等等，等等。
那么修几条铁路,并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如同南苑一样派人专门维护，哪怕可能三五年就用不了一次，也很正常。
平日里不跑车，需要的时候，再运军队、运粮食、或者运走灾民,这对皇帝来说、尤其是可能每年会多出来二三千万两收入的皇帝来说，这也是很正常的。
在刘钰看来,李淦其实是个挺好的封建帝王了。
这种好,就类似于，别人家的狗，被训的能自己去厕所拉屎、能自己开门、能帮主人去买菜等等。总不能撇撇嘴说：这算啥呀？我七八岁的时候就能干了，这也叫好？哪个人到七八岁还不知道自己去厕所拉屎？
所以评价封建帝王好坏，并无意义。这是拿人的标准，去看猫狗，有时候会不自觉地把人的思维带入到狗身上，甚至看到狗拉屎，便觉得人也拉屎，所以其实狗就是人的思维。
就此时中国的体量、贸易优势、技术优势、国际地缘优势而言,一个合格的现代的中国的政权，这要是不在三十年内，动员出高效组织力量，把北美、大洋洲都占满了，那都可以说纯是废物，及格线都没到。
大顺在工业革命前在世界贸易地位，到底什么样,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想要搞生产、居然能一定程度上促进孟加拉纺织业的发展,这只能证明历史上这个时代中国的统治阶层，都是一群废物。
劳动人民靠双手创造出这么大的优势，统治阶层废物到根本把握不住。若是知道原本历史的人，没有比看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其实是为了买货这件事，更讽刺、更想苦笑的了。
在这个急速变化的时代，真就是应了那句话：天下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在这种急速变化的时候，昨天的激进派，可能今天就成了保守派，后天就成了反动派。
牛二其实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大顺人。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而已。
因为即便他设想的移民、占地，也压根不是从传统封建王朝的“开疆拓土”去考虑的。
他对移民占地的思索，本质上还是如何应对他设想的工业化如何转型。占地的目的，是提升人均资源占有量，确保在进一步的快速转型之下，还能保证百姓有粮食吃，不会造反。
人均4亩地，和人均40亩地，哪个容易饿死？这个，一般来说，也用不着什么太高深的学问才能做出判断。
包括他对印度征税的建议，都不是站在一个传统帝国对边疆羁縻区统治的角度去考虑的。
大顺和欧洲都在发生启蒙运动，只不过两边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线。
欧洲选择的，是意识高于物质；而大顺秉持的，是物质决定意识。但本质上，还是两边的物质基础、人均资源等等所决定的。
对大顺而言，道德、说教、理想国、三代之治这样的设想，不要太多。
大顺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其实是两幅面孔，更像是后世苏、美的结合。
伏尔泰的夸奖，是为了创造一个理想国，是天真地设计一个新世界，并且渴望一种“它种文明”的理想化。
孟德斯鸠的讽刺，是为了借中讽法，《论法的精神》里的中国制度，也是对教会的一种隐喻。
狄德罗对儒学和佛教的争端的阐述，也是将佛教和原始自然神的儒家，做了个切割，借佛教讽刺封建迷信。
好的，坏的，都是她。
但无论讽刺还是夸奖，终究还是以一个“迷信的无神论者”为相对欧洲的高等文明的为基础的。
这个高等文明，他们有着自然神论的观念、崇拜孝顺、公平、道德、认可天赋人权或者压根不需要认可，尤其重要的是【无需在人的问题上，仰仗神启这种说法】，人就是人不需要上帝赋予你是人的权利，也就不需要神启。
这种启蒙，当然对欧洲是有巨大意义的。
但在大顺，与过程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卵用。比如神启、神赋人之权这些东西，在大顺压根就是驴唇不对马嘴的玩意儿。
大顺认可结论，但不认可推理过程，这是大顺此时拔苗助长式的实学风气的特色——比如大顺实学派的所有人，都认可万有引力，并没有多少“宗教”上的阻碍，因为这很正常，而且绝大多数学实学的也没看过那册《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而此时万有引力在葡萄牙依旧是要上宗教审判所的，在法国也是刚被伏尔泰和情妇翻译成法文，苹果的故事才开始大规模流传，这也很正常。
宗教影响的程度不同，所谓启蒙的侧重点，也就不一样。各有特色而已。
同样的，让大顺的人，接受从经院哲学，引申出的突破天启，再到天赋予人之权这样的推理过程，其实在大顺真的是说不明白的。
远不如造反有理这样的道理，更容易说清楚。
法国咖啡馆里现在在讨论的那些东西，能否解决大顺这边头顶上可以预见的几个大事？
或者说，法国咖啡馆里讨论的那些事，能否让大顺达到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相对封建贵族的力量对比？能否让大顺按照2600万人3.5亿亩耕地的人均资源配置？
比如，随时可能大决口，直接改道北流的黄河，这个能解决吗？
比如，人口不断滋生，亩产其实比英国农业革命后的亩产高得多，但依旧常年灾荒，动辄大饥的问题，这个能解决吗？
比如，能否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
像是牛二这种实学出身的、被刘钰影响颇多的、典型的大顺这边的启蒙分子，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是粗陋的，但却有一个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模糊概念：
即：商周、春秋、两汉、隋唐、宋、明……不管是赋税制度、财产制度、土地所有制、工商业、货币上，都是不断变化的。
他们确信，物质的改变，将会产生一种与新时代适应的，赋税、财产、土地所有制、货币、乃至于朝政、官员选拔的变化。至于会变成什么样，他们只是模糊地，按照历史传统去认为，届时，自有周汉之别、汉唐之别、唐宋之别、宋明之别。
他们常年被潜移默化地灌输和影响，内心潜意识里相信，思想、制度是搭建在物质基础上的。
他们不是欧洲启蒙派的莱布尼茨乐观主义者，而更倾向于理性狂热的进步主义者。
和明末那群思想家们秉持的传统的民本主义引申，还不一样。
大顺的这群实学派的思想，很杂，很杂，唯一能把他们统称为一个“学派”的缘由，就是对未来的、纯粹生产力角度的设想。
而在生产关系上，杂的比彩虹还乱。
某种程度上，他们其实有点像是明末的东林党，没有一个具体的组织。区别就是东林党对道德主义的认可，而新学的实学派是对生产力角度的认可。
皇帝现在问的这个问题，虽然奇葩，有些叫人意外，但实质上就是旧势力和新时代的分歧。
来之前，刘钰和牛二说过，说有什么就说什么。
但可并不包括这种压根儿没想到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回答是先修铁路还是先移民，而在于修铁路要不要给商贾阶层足够的利益、是否让他们把持对铁路的控制，或者说是否要让商人阶层来包办这条铁路成为如同一些在南方已经出现的私营运河一样的存在。
或者说，这个问题，最完美的回答，就是认为这是个问题。
如果这不是个问题，那么是有答案的，那就是让资本入场修铁路，不就解决了？
只有默认不能让松苏的资本入场掺和铁路问题，这才是个“两难的选择”。
是一种默认“某种做法不可取”之下才有的两难选择。
皇帝不是要一个答案。
而是要一个“某种做法不可取”是一种共识、一种理所当然。
以证明，新学实学派的人，并不是全然站在松苏资本那一边的，相反对他们是充满警惕的。只是将他们作为工具，而不是成为他们的附庸。
所以，牛二的回答，不管是“应该先修铁路”，还是“应该先移民”，都是对的。
错的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官营移民、资本修路，此问题可以两全其美”。
牛二在沉默地思考了一阵后，给的回答倒是也蛮有趣的。
“臣之愚见，以为此事当可分轻重缓解。”
“要先修一条从京城到张家口的铁路，从而让蒙地的羊毛可入天津，如此工商可振，边疆蒙人亦再无控弦弯弓之势。”
“然后修一条自开封往关东。便于百姓迁徙。既可实边，亦可减缓人口之繁。且关东之米麦，皆可运输往关内，若有灾荒，则可大赈。”
“再然后，便可全力移民于海外。”
听到这个回答，刘钰心里默默地擦了把汗，心道可吓死我了，这回答倒是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