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等于说这病历找出来后，不止没有解答到疑惑反而是加深了疑点。 怪不得袁芳老师刚在这里找到病历后，自己琢磨着，好久时长不先表达自己的意见。 原来如此。如李启安同学他们之前看不出问题的，终于听明白谢同学发现的“金子”在哪了。 这样说的话，难道是科研人员搞错了什么吗？ 先要说到，这是收集到数据库里的数据。在没有引用到科研课题论文里头的数据前，和科研没有多大关系的，至多用到今天的教学上。 普通的数据收集极有可能是学生帮老师做的病理切片。诊断的话，学生暂时引用临床医生的最终诊断做标签，不能说完全有误。 “说绝对不是心梗？现在暂不能说完全排除。”
曹育东再说道。 对一些病史道不清楚的疑难杂症来说，医学诊断要明确下来太难，更多情况下只能是成为医学圈内讨论的一个点。 除非病人家属有后续需求让医生追求真相，否则的话只能等医生们或科研人员们突然有这个兴趣或有任务需要，再慢慢深度去探索这个病例。谁让无论是科研或是临床工作全是太忙了，要处理的病案太多。况且是大佬都知道，如这种病例很有可能讨论完一圈再一圈最终继续没能获得正确答案。 可能这时候有人想到法医了。法医是否能完全破解所有人死亡之谜。答案是否的。 法医学的基础之一是医学。医学未能解除所有医学不解之谜的情况下要法医自行搞突破，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在新闻上会发现，有些争议很大的案件，大家纷纷怀疑是谋杀的案件，最终法医给出的结论却是没能给出确凿的杀人证据，只能说这病人是死于普通的多器官衰竭之类。 说到这里，袁芳老师再次提起谢同学的谨慎作风：“她没说不是心梗只说不典型，想再查找病历和大体标本核对。”
大体标本和病历如果能佐证出是心梗的话，这块病理切片可以成为心肌梗死病理切片中的特殊病例，作为不典型案例的宝贵教学资料。所以谢同学的谨慎怀疑很有意义。 “大体标本有吗？”
曹育东问同事。 袁芳老师说：“这个恐怕不一定有了。”
大体标本比切片标本更加难以保存，占用体积，耗费更多资源。一个遗体不是全身器官都能保留下来大体标本的。做大体标本的器官要进行挑选的，一般是选有研究价值的进行保存。而且，在保存过程中，长年累月的时间里因为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导致有些大体标本出问题的话只能淘汰掉。 总之一句话，科研所搞这些东西，拿死人做研究一样是很烧钱的。 没有大体标本的话，想要继续探索这个病例只能靠目前仅有的这些碎片资料。 说到这块病理切片的最大特点是大片心肌纤维化。如果记得萧树刚的病例，里头曾经讲到缺血导致心肌细胞死亡变成心脏瘢痕，指的正是心肌纤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