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为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在《周易》学上出现了新现象，即把《周易》与《易传》合二为一，称《易经》，并为五经之首。而由此以后，凡《易》称，也不同于西汉初期及以前的《易》称了。从西汉中期以后的《易》称内容来看，《易》与《易经》的称法应是同一概念。最明显的是，西汉中期以后，出现的无论引用属《周易》一书的内容，或是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即统称《易》曰，虽没有出现过《易经》曰，但也不分开用《周易》曰，或《易传》曰。这种称法，我们前面所引《汉书·艺文志》里的一段文字里就出现引用属《易传·系辞》文章里的句子，既不称“《系辞》曰”，也不称“《易传》曰”，而称“《易》曰”。这已是约定俗成的把《易经》简称《易》来称了。再如《汉书·楚元王传》里记载刘向的上疏里有引用《周易》里的内容，也有引用属《易传》里的内容。但均用的称法是“《易》曰”。如“《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
这是引用《周易·涣》篇里的句子，而不称“《周易》曰”，却称“《易》曰”（当然“涣汗其大号”是刘向从今本《周易》，所谓《涣》卦里的爻辞中引用的。但刘向并没有称“《涣》卦曰”，而称“《易》曰”，显然用《易》曰，如同先秦诸子书籍里出现的《易》曰，所引用《周易》一书里文句那样，是把《周易》一书与史巫（算卦者）之用分辨开来。这里说明刘向把《周易》的文辞，是看成“义理”文章来运用）。如“《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这里前一个“《易》曰”里的内容是引用《易传·象》文（称“小象”）里的文句。而后一个“《易》曰”里的内容，是引用《周易·否》篇里的句子。这里引用的内容，无论出自《周易》或是出自《易传》但均称“《易》曰”。如“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
这里的“《易》曰”后面引述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文，但同样称“《易》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这些均是出自《易传·系辞》文里的句子，而刘向上疏朝廷的奏章里所引用时，皆用“《易》曰”来称。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这是现代人给的头衔。又是汉皇族楚元王四世孙，曾任谏议大夫等职。《汉书·楚元王传》里说：“向为人简易无威议，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这说明刘向是一个学者，虽然高官坐了一辈子。 《汉书》里又说了：“歆及向始皆治《易》”。这里说的歆（即刘歆）是刘向的少子。通过《汉书》里刘向的几篇上疏所见到引述的“《易》曰”内容来看。刘向治《易》，就是《易经》，即《周易》加上《易传》。看来刘向研究《易经》，研究的非常透彻，故在他的上疏里所引用《易经》里的内容，来博证所论述的事情恰到好处。说明刘向是精通《易经》的义理。把《易》（即《周易》加《易传》）当成《诗》，《书》那样的典籍来看待与运用。并且刘向所用的《易》称，已不是先前（即战国时期）那种《易》称的概念了。自西汉《易经》（今本《易经》加《易传》）成为五经之首，随后凡文人学者而引用《易经》里的内容，同样形成一种习惯称《易》，而不称《易经》。如到了东汉的《白虎通义》典章里也有不少“《易》曰”，但同理这里的“《易》曰”如同“《易经》曰”。即《易》等同于《易经》的称谓。《白虎通义》里云：“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易》曰：‘介如石，不终日，贞吉’。”
“《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
《白虎通义》里所引用的被称之谓“《易》曰”里的内容，既有《周易》一书里的句子，而多是《易传》里的“文言”与“系辞”中的句子。东汉是继承西汉后期对《易》的称法，是把《易传》与《周易》合二为一，通称《易》了。到《后汉书》里所引述的“《易》曰”内容，也多是《易传·系辞》里的内容。说明《系辞》一文的影响力。也说明在《易经》成为五经之首后，《易传》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周易》的内容。如东汉后期《论衡》一书里的“《易》曰”所引用的句子，多是《易传》里的句子，也有《周易》里的句子。但同理已然是称《易》。总之，从两汉时期的文章书籍里所看到的“《易》曰”，已与战国时期的文章书籍里所称“《易》曰”里引用的内容相比较，是不同的了。战国的《易》称，是《周易》一书的简称。而两汉时期的《易》称，就不能认为是《周易》一书的简称。两汉时期里的《易》称里所包含的内容是《周易》与《易传》这两部分内容了。当然两汉时期里的《易》称里的内容，不仅包括《周易》与《易传》，而且亦包括了增添进去的“八卦象数”内容。两汉时期的《易》称实乃是《易经》一词的简称。而《易经》的称法，我们已知最早出现在《史记》里，尔后又出现在《汉书》里。并且这种称法出现的极少，虽不是仅此两处，但很少见。即使出现这种称法，但没有引述过内容。在两汉时期的文章书籍里并没有以“《易经》曰”，来引用过《周易》或《易传》里的内容。作为“经”说的出现，两汉则是以“五经”之说出现。也而没有出现过《书经》、《诗经》、这种称法。凡引用这些书里的内容，而是以“《书》曰”、“《诗》曰”这种称法。而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经”说，是出现在《庄子》一书。《庄子·天运篇》里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这是把儒家著作称为“六经”的最早出处，但《天运篇》是否是庄子的著作，学术界一直有争议。胡适认为“《庄子》一书，大概十分之八九是假造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庄子》一书共有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和“杂篇”三个部分(“内篇”七篇 ，“外篇”十五篇， “杂篇”十一篇)一般认为“内篇”的七篇文字是庄子所写的，“外篇”十五篇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弟子们所写，而《天运》就属于外篇。所以《庄子·天运》是何时产生，以及所记载的 这些说法是否真实，就不能不怀疑了。庄子生活在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这段时间，这应属于战国的后期（而战国时期为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即使《庄子·天运》里的“六经”说法，是庄子所说，也只是统指六部经典之书。《庄子·天运》里所指的《易》这部经典，与汉时所称的《易经》，既不是个同一概念，其具体所指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白虎通义》里曾对帝国所尊奉的儒家“五经”，作出过纲领性解释。《白虎通义》是班固等人根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经学辩论的结果撰集而成。《白虎通义》是运用儒家经学理论为封建统治的神圣化、合理化作论证的一部经典著作，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我们且看《白虎通义》所对“五经”的说法：“孔子定五经孔子所以定五经这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圣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文王所以演《易》何？文王受王不率仁义之道，失为人法矣，己之调和阴阳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则如《易》矣。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圣法度，故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万物之情也。五经象无常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经之教《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礼·经解》曰：‘温柔宽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词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何常也？则黄帝已来何以言之？《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理，万民以察。’后世圣人者谓五常也。”
这《白虎通义》里所论之“五经”，自然是包括了《易》。但《白虎通义》里所指的“五经”之一的《易》经，这一概念的具体所指我们能否明白呢？从《白虎通义》里所出现的“《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理，万民以察。’后世圣人者谓五常也”，从这个“《易》曰”称法和“《易》曰”里所引用的内容实属《易传·系辞》文里的内容来看，《白虎通义》的作者无疑是将《易传》文作为五经之一的《易》经内容来看待。但《白虎通义》里所说的“文王所以演《易》何？文王受王不率仁义之道，失为人法矣，己之调和阴阳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则如《易》矣。”
这里的这些《易》称，又显然是指“文王演《周易》的那个《易》了，是不包括《易传》的《周易》，可《白虎通义》里也称《易》，这说明《白虎通义》的作者也认为文王演的《易》，也是五经之一里的《易》经内容。可一般来说是很难分清《白虎通义》里的《易》称与五经之一的《易》经这些概念的具体所指。虽然自汉时《易》的称法出现了混乱，但又很能分清自汉代出现的《易》称已与汉之前出现的《易》称不是一个同一概念。即以西汉“独尊儒术”为界，之前所称《易》，是指代《周易》一书，如同《周易》的简称。而之后出现的《易》称，其具体所指的内容包括了《周易》和《易传》（《易传》是对《周易》一书的解释与阐发的东西），这时期所称的《易》，如同《易经》的简称。故《周易》与《易经》不是同一概念，两者不可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