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帝制时期"易学"评论第五篇:宋代"易学"评论第七章:评宋代对今本《周易》的有关论述文章与著述第一节:评北宋李觏《易论十三篇》里的《周易》学术思想宋之前至汉除去对今本《周易》注释外，则有论述今本《周易》的文章。如我们前面讲述的最早帛书佚文《易传·要》(西汉初)文记载孔子论述《周易》所发出理性之声，即义理性质说《周易》。其次是西汉汇编的《易传·系辞》里对今本《周易》亦筮亦理的论述。其对后世最有影响的说法是:“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或有散见于史书里的说法，如《史记》和《汉书》。《汉书》里说:“《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
这"三圣与三古"创作的一部《易经》说法基本定型。再就是三国时魏国的王弼的《周易略例》，是对今本《周易》注释的方**。虽晋唐时也有对今本《周易》的一些说法，但基本遵循汉代的说法。如晋时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卷八里云：“九圣共成《易经》，足以弥纶阴阳，不可复加也。今问善《易》者，周天之度数，四海之广狭……明《易》之生，不能论此也。”
到东晋时葛洪却把《易经》说成是九圣之为了，这是在汉朝三圣之说上，又加入六圣成为九圣创作了《易经》。三圣说是伏羲画“八卦”、文王系“卦爻辞”、孔子作“十翼”。而加入的六圣则是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无论三圣还是九圣之说，无非是把《易经》里的“卦画符号”、“卦爻辞”、“十翼”(《易传》)这些内容说成是九位圣人完成的。葛洪说的《易经》，显然不是指《周易》。而是把今本《周易》内容成两部分，即分成“卦符号”和“卦爻辞”，再加上所认为的孔子作的“十翼”，这就是《易经》内容，并认为这部《易经》是有九位圣人完成的，使其神圣与神秘化。到唐孔颖达编篡《周易正义》一书里卷首有八篇论文，孔颖达特于《卷首》总论《周易》诸问题。如《周易正义》卷首:“第一 论《易》之三名正义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羣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既义总变化，而独以易为名者，《易纬·干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第二 论重卦之人《系辞》云：河出圗，洛出书，圣人则之。又《礼纬含文嘉厂曰：伏牺徳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牺则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国、马融、王肃、姚信等并云：伏牺得河图而作易。是则伏牺虽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后画卦。伏牺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辞》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虽有万物之象，其万物变通之理，犹自未备，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卦也。……《上系》论用蓍云：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十八变成卦，眀用蓍在六爻之后，非三画之时。伏牺用蓍，即伏牺己重卦矣。《说卦》又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旣言圣人作《易》，兼三才而两之，又非神农始重卦矣。又《上系》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后，何者？三画之时，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辞"。因而重之，始有变动。三画不动，不得有尚其变。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后，三画不得有尚其占。第三论三代“易”名案《周礼·太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牺。《归藏》，黄帝。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第四论卦辞爻辞谁作其《周易系辞》，凡有二说，一说所以卦辞、爻辞，并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系辞》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徳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又《干凿度》云：垂皇策者牺，卦道演徳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验》又云："苍牙通灵，昌之成，孔演命，眀道经。"准此诸文，伏牺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十翼》，易歴三圣，只谓此也。……。”
还有“第五 论分上下二篇，第六 论夫子"十翼"，第七 论传易之人，第八 论谁加"经"字”。这八篇论《周易》文章，大抵是遵循汉代的说法。无论孔颖达疏《周易》，或是论《周易》问题，虽没有直接说"《周易》本卜筮之书"，但遵循了《易传·系辞》所言占筮的一面。到宋代与汉人论述《周易》已有所不同。我们先看北宋李觏的《易论十三篇》，分为论“为君之道”、论“任官之急”、论“为臣之道”、论“治身”与“治家”之道、论“遇于人”之道、论“动而无悔”之道、论“因人”与“应变”之道、论“常”与“变”之道、论“慎祸福”之道、论“招患与免患”之道、论“心一与迹殊”之道、论“卦时”之道、论“以人事明卦象”之道。李觏的《易论十三篇》是采用一问一答的写作方式，将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给呈现出来。他的"易论第一"开篇说道:“或曰:《易》之为书也，其不可学邪，何其微而不显也？曰:学者之过也。圣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竞习异端。有曰我明其象，则卜筮之书未为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则释、老之学未为荒也。昼读夜思，疲心于无用之说，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犧画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系之辞，辅嗣之贤，从而为之注。炳如秋阳，但如大逵。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万事之理，犹辐之于轮，靡不在其中矣。尔欲闻之乎？”
这里李开宗明义的是反对那些违背《周易》常道的鄙儒异端邪说，就是反对那些固执地把《周易》取象卜筮(算卦)者，和那些热衷于以佛、道家之学去说《周易》者。就这开宗明义的说法，可说李觏伟大与理性的《周易》思想了。接着论述道:“曰:然则请问为君之道。曰:夫用贵莫若恭，用富莫若俭。恭则众归焉，俭则财阜焉。恭俭者，先王之所以保四海也。《损》六五曰:"或益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龟可决凝，喻明智也。以柔居尊，而为损道，明智之士。皆乐为用也。非徒人助，天且福之。故《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之。恭之得众也如此。《贲》六五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丘园谓质素之地也。处得尊位，为饰之主，而每事质素与丘园相似，则费财物束帛乃戋戋众多也，俭之足用也如此。”
李觏的"易论第一"，可以说是"论君之道"，通过一问一答方式论述为君的道理。以先儒的"恭俭"论之，并结合《周易》一些卦里的"九五"爻辞夹叙夹议出他所认为的"为君之道"。如他引用的《贲》里九五爻的说法。他引用解释虽然错误，但论述的道理并没有错。因《贲》既不当"饰"讲，那句文字，《贲》里也不是讲"节俭"的意思。但阐发出君王应节俭的道理，并没有错。再在论"为君之道"，李凡引用"九五"爻辞，训出道理。正如李所言"处得尊位"，这已然是他受象数易学的影响。而这里所引今本《周易》爻辞而所解释的"龟可决凝，喻明智也……天且福之"，显然表明了李觏受其社会局限性，似乎并不反对龟卜问天的错误行为。《易论第二》开篇说:“或曰:为君之道，任官其急也。请言其要。曰:《井》九六曰:"井洌寒泉，食。"谓五居中得正，而体刚直，不食污秽，必须井洁而寒泉，然后乃食。以言刚正之主，不纳非贤，必须行洁才高，然后乃用也。”
这《易论第二》是“论为君之道，任官其急也”。一面提出问题，一面从《周易》里引用爻辞，既解其意，又论所论之事。这种方式，既对今本《周易》爻辞进行了解释，又从解释上引向所论问题的论据。如对《井》九五爻辞"井洌寒泉，食"的解释说法，可说并不是《井》文辞的本义，《井》文是以井水喻意养民的道理，从井失修，到君王又把井修好，又能得到井水的食用。是比喻王道政治失民到得民的道理。而并非他所言的"谓五居中得正"，和"以言刚正之主"的说法。这种说法是遵循了《易传·象》(即《小象》文)的注释法，因李觏也多引用《象》曰而附和对爻辞内容的解释。虽然李觏引用大量的爻辞，所通过解释，并不符合《周易》本义，但其从解释上引申到所论的事理上并没有错，更是李觏政论思想的精华。要比后来的朱熹理性与智慧的多了，即李觏并不是像朱熹那样把爻辞解释为"占"之用的。《易论第三》开篇说:“或人问君臣之道。曰:君子之进也，难哉！苟进则谄，谄则何有于君？唯利而已矣。《否》初六曰: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谓居"否"之时，动则入邪，三阴同道，皆不可进，故茅茹以类。正而不谄，志在于君，故不苟进也。夫执刚用直，进不为利，忠诚所志，鬼神享之。”
本篇已然是这种问答方式，全篇则是提出一个问题，而接连引用不少《周易》的爻辞论说之。在解释所引用的爻辞，也不凡受"象数易学"的影响，也有从取象阴阳爻位去解释的。但总体则是义理之法去解释《周易》，是难能可贵的。如《易论第五》，则是论"修身及家"之道。"曰:夫上之遇下有道。《屯》初九曰:"盘桓利居正，利建侯。"《象》曰: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贵为阳，贱为阴也。初九之阳，在三阴之下，是以贵下贱，故大得民心也。”
我们再看《易论第十三》，被研究者总结为"论以事明卦象之道"。这是《易论》最后一篇，此文开篇说:“或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谓备天下之象也。请言其略。曰:天地万物存乎《说卦》矣，姑以人事明之。八卦之道在人靡不有之也，但贤者得其正，不肖者处其偏也。夫刚而不暴，《乾》之正也;顺而不邪，《坤》之正也;动而不妄，《震》之正也;卑而不辱，《巽》之正也;险而不可犯，《坎》之正也;明而不可欺，《离》之正也;静而不可诱以利，《艮》之正也;和而不可挠以以怒，《兑》之正也。若刚而容于物，《乾》之偏也;顺而不守其道，《坤》之偏也;动而为躁，《震》之偏也;卑而为佞，《巽》之偏也……诛其渠魁，吊其民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用《兑》于军也。故知八卦之道大矣！有高焉，必乘其上;有深焉，必载其底，有劳焉，必环其外。幽无不贯，微无不彻，惟所用之何如耳！噫！作《易》者既有忧患矣，读《易》者其无忧患乎？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之天祐之，吉无不利矣。”
从李觏对《易传·说卦》的说法，是把本来讲八卦筮法的取象东西，变成了政论道理。因《说卦》开篇则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本身王弼不对有筮术说法的《易传·系辞》，和带"卦"字的《易传》文进行注释，这无疑说明王弼反对把《周易》当算卦之书看待。本身八卦是《周易》后出的东西，不能混淆于《周易》。不过李觏却把《说卦》阐述成义理内容。同样李觏也反对把《周易》当算卦书看待，同王弼那样把《周易》阐述成义理之文章。正如李觏在他的《删定易图序论》开篇所言:“觏尝著《易论》十三篇，援辅嗣之注以解义，盖急乎天下国家之用，毫析幽微，所未暇也。”
总观李觏《易论》十三篇，正是继承发扬了王弼(字辅嗣)的注释《周易》义理思想。李觏在《易论》开篇所言"圣人作易，本以教人"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他所著《易论》十三篇，皆从这一原则出发。无疑是将《周易》从“卜筮之书”和“释老之学”的影响中摆脱出来，并发挥《易传》里的《小象》易学思想。成为宋代易学义理学派的先驱，又是《周易》在于务实的说法者。李觏不但著《易论》十三篇，而且还著有《删定易图序论》，是最早批评刘牧图书象数学之书。虽然一面批驳刘牧易图说法，一面同样相信《系辞》里的说法。如《论一》开篇道:"或问:刘氏之说河图，洛书同出于伏羲之世，何如？曰:信也。《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本身对河图洛书，是前人的一个虚妄之说，如狗皮袜子没反正，如何分得清谁说的对与错呢？但《删定易图序论》也有辩证理论，如《论六》里开篇说：“或曰：敢问五行相生则吉，相克则凶，信乎？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用之得其宜，则虽相克而吉；用之失其宜，则虽相生而凶。今夫水克于火，则燔烧可救；火克于金，则器械可铸；金克于木，则宫室可匠；木克于土，则萌芽可出；土克于水，则漂溢可防，是用之得其宜，虽相克而吉也。以水浸木则腐，以木入火则焚，以火加土则焦，以土埋金则鏉，以金投水则沉，是用之失其宜，虽相生而凶也。是以《太玄》之《赞》，决在昼夜，当昼则相克亦吉，当夜则相生亦凶。《玄告》曰：五生不相殄，五克不相逆，不相砂乃能相继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继则父子之道也，相治则君臣之宝也。今夫父之于子，能食之弗能教之。则恩吾于义也。君之于臣，能赏之，又能刑之，则威克厥爱也。恩害义则家法乱，威克爱则国事修。吾故曰："相生未必吉，相克未必凶"也。”
李觏所认为的五行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依相克，是吉还是凶，是利还是害，不在于它们是相生还是相克，而在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得其宜还是失其宜，得其宜则吉，失其宜则凶。并由此引申到人事道理，人们可利用事物之间的相用适宜而得益，相用失宜而避害。李觏对五行生克辩证关系，要比“五德终始”的那种循环论说，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五德”指土、木、金、火、水五种德性或性能。“五德终始”指这五种性能从始到终、终而复始的如环无端的循环。李觏在他的《删定易图序论》里，若断章取义看所表现的阴阳气说，基本上是属于近代产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说的唯物主义早期形态，即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但李觏并不是专一阐述宇宙生成观，中国古代哲学里也没有专一论述，只散见于某些观点而已，如"一阴一阳之为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或"易有太极……八卦生大业")。李觏在《删定易图序论·论一》中批驳刘牧易图说时有此说法:“初太极之分，天以阳高于上，地以阴卑于下，天地之气，各亢所处，则五行万物何从而生？……夫物以阴阳二气之会而后有象，象而后有形。象者胚胎是也，形者耳目鼻口手足是也。…天降阳，地出阴，阴阳合而生五行，此理甚明白，岂有阳与阳合而生阴哉？”
在《删定易图序论·论五》又说:“始者，其气也。通者，其形也，宜者，其命也。干者，其性也。走者得之以胎，飞者得之以卵，百谷草木得之以勾萌，此其始也。胎者不殰，卵者不殓，勾者以伸，萌者以出，此其通也。人有衣食，兽有山野，虫豸有陆，鳞介有水，此其宜也。坚者可破而不可软，炎者可灭而不可冷，流者不可使之止，植者不可使之行，此其干也。《乾》而不元，则物无以始，故女不孕也。”
从这说法看，李不仅把自然界一切生物都看作是由“气”产生，并在“气”的作用下，逐渐萌发、生长、壮大。单从这种说法，却属朴素唯物主义观。但李觏另一面并不否定占卜(占卜实则是一种通神巫术)，如在他的《删定易图序论·论三》里对本属筮法的"大衍之数"的论述:“圣人揲蓍，虚一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再扐，确然有法象，非苟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九，分于两手，挂其一，则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数也……所谓七、八、九、六者，盖取四象之数也……揲蓍之法，止可用五十，故取其整数而已也。"这是论述"大衍筮法"用数起筮方法，李觏批驳别人的错误说法，认为自已的说法正确。在他的《删定易图序论》诸论中，不凡用前人的"象数"说，批驳"象数"说。从原创《周易》思想来说，"象数"说《周易》本身是个错误说法。故以象数批驳象数者，无疑有点五十步笑百步。虽李觏一面能引用震古烁今的《周礼》里那些杀罚之语，如引用《周礼》:"《王制》曰:执左道以乱政，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却另一面又对"大衍之数"筮法的解释。这充分说明其矛盾的世界观，这正是帝制里社会化过程中的影响所致。若单从李觏的《易论》开篇所论:“圣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竞习异端。有曰我明其象，则卜筮之书未为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则释、老之学未为荒也。昼读夜思，疲心于无用之说，其以惑也，不亦宜乎？包犧画八卦而重之，文王、周公、孔子系之辞，辅嗣之贤，从而为之注。炳如秋阳，但如大逵。君得之以为君，臣得之以为臣。万事之理，犹辐之于轮，靡不在其中矣。尔欲闻之乎？”
和他的《删定易图序论·论六》结尾所言:“后之儒生,非史非巫,而言称运命,矫举经籍,以缘饰邪说,谓存亡得丧，一出自然，其听之者亦已荒矣。"《王制》曰:执左道以乱政，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为人上者，必以《王制》从事，则《易》道明而君道成矣。”
从这说法来看，无疑是理性之声。李觏论《易》(有今本《周易》，也有《易传》文)，却乎是他所言"急乎天下国家之用"，“是为了医国救民，经世致用。因此，他极为反对那种成天"疲心于无用之说"，借以欺世惑众的"易学"。李觏极力驳斥世俗鄙儒、宗教信徒，他们利用解《易》和注《易》，来宣扬神学迷信思想，借以自欺欺人，迷世惑人，对国家和人民有害而无一利。李靓主张对这种危害甚大的异端之学必须坚决予以废止，对那些"非史非巫，言称命运"的人，必须禁止他们的非法活动，使之改邪归正。”
李觏却是释《易》而论说国家人事之道，却没有玄谈天命之道。从《周易》中引申出务实思想用以指导修身、齐家、治国、安民，和除邪、救弊之道。这却是李觏的理性与可贵之处可《周易》一书的文本，在先秦本是由史巫篡改过的，变成卜筮格式，后世面对卦爻格式《周易》，又以讹传讹产生出庞大象数易学。故以《周易》言卜筮，言象数，实乃积重难返，也不可能有李觏以象数批驳象数，又不能彻底否定圣人卜筮之说，岂能扳回卜筮说《周易》呢？最好的例证，到南宋的朱熹彻底把《周易》注释成占卜书，还得到帝制后期的重用，即纳入科举考试读书之列。而为何李觏的理性《易论》之说而不能彰显于后呢？正如帛书《易传·要》文里伟大孔子所发出的理性之声被埋葬于地下不传于后那样。封建帝制里不需要理性，更不可使民众开智，要的是愚民而更好的行统治之术。也是与神道没教的封建帝制不相符，故李觏《易论》并没收录于《四库全书》经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