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帝制时期"易学"评论第六篇:明清"易学"评论第3章:评清代"易学"第二节:评清初黄宗羲的易学黄宗羲（1610年－1695年）浙江余姚人，明遗民。黄宗羲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易学象数论》等。在易学上，黄宗羲不但是清复兴汉象数易学的开端，又是清考辩"易学"的开始。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他的重要成就在于政治学说，他54岁时写出了《明夷待访录》，在近代以来此书呼声很高，又被现代人诠释为“中国的人权宣言”。我们先看看《明夷待访录》“人权宣言”了什么？《明夷待访录》开卷说：“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冬十月，雨窗削笔，喟然而叹曰：昔王冕仿《周礼》，着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也，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道秘其百也；癸卯，梨洲老人识。”
这开卷前二百三十多字，类如现在写在书前面的序，或叫前言。这是黄梨洲交待写此书的心志，即写书的目的。即是要献策于明主，学王冕与箕子那样，这均是用典。王冕是明朝人，箕子是商末周初人。王冕仿《周礼》一事不详，但箕子是纣的诸父（对同宗族伯叔辈的通称），封国于箕，故称箕子。史说商纣暴虐，箕子谏不听，乃披发佯狂为奴，为纣所囚，武王灭商，释箕子带镐京。武王访箕子，箕子进策“洪范九畴”。《周书》里有“洪范”篇，认为是箕子作。这里表明了黄宗羲的心思，有箕子之心，待明主出现，而黄出书时已是清朝的臣民。我们还可通过黄宗羲的那部书名《明夷待访录》的“明夷待访”，便知作者其心意。“明夷”一词本是《周易》一书里一篇文章名（即后来所谓的“明夷”卦名），《明夷》里有“箕子之明夷，利贞”之句。原创《周易·明夷》全文是：“明夷，利艰贞。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门庭。箕子之明夷，利贞。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周易》里的“明夷”是何意呢？从“明夷于飞，垂其翼”来看，这“明夷”是象征一种鸟受到伤害。“明夷”在《周易》里是一种象征与比喻。而《明夷》篇里的“箕子之明夷，利贞”，是引用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来比喻事理。是引用箕子的故事，比喻贤人受到伤害，但能守正，前景有利。而在《彖传》里解释是“明入地中，明夷”，是通过《明夷》里画符号“ ”的取象（即上卦为“坤”，取象为“地”，下卦为“离”取象为火、光明）来解释，是光明入地中，喻主暗天昏。在《彖》里也涉及到“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即箕子能在主暗于上的艰难之境，坚持正道，至死不渝。而《小象》说：“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意是指“箕子能守正义，文明是不可息灭的”。后比喻主暗于上，贤人退避乱世。黄宗羲借“明夷”是取其义，黄宗羲就是借“明夷”以喻自己是箕子了。那么，“明夷待访”中的“待访”是等待谁来访呢？箕子等到了周武王，才献洪范九畴大计。那么黄宗羲要“待访”的名主是谁呢？是否等待清王朝的明主吗？虽黄宗羲也同王夫之一样是一位反清保明者，初时组织抗清，但无力回天，感觉无望，后隐居起来著书立说。黄写《明夷待访录》时是54岁，即是康熙登基的第二年。他所处的时期是清王朝统治得到巩固的时期里，那么这时他写出了《明夷待访录》，是否暗含着他等待清朝的明主，访问他呢？“明”又象征明朝，“夷”又向征“满清”。自古就有“文野”与“夏夷”之说。由于异族入侵引起的鼎革之际的儒家文化意识，其集中表现就是夷夏之辩，这正是清初晚明遗民的基本意识，黄宗羲亦然。《明夷待访录》未刊遗篇《封建》明确表达了这一意识：“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那么，他的《明夷待访录》象征着“文野夏夷”之说，那么他等待的明主是谁呢？是否让夷狄的明主来采纳他的政治学说呢？恐怕不排除清王朝的主子了。因为这也与箕子是商朝的遗民而归周向明主武王献计“洪范九畴”政治策略，其意也是相吻合的。黄宗羲抗清是早年的事情，写书时已感觉自己“老矣”，但心志未老，才写出《明夷待访录》，要使清朝的明主采纳他的政治主张，这是黄写《明夷待访录》的真实目的。其与自序所言“昔王冕仿《周礼》着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是心照不宣。《明夷待访录》全书二十一篇，第一篇是《原君》，类韩喻的《原道》体式。“ 《原君》：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由乎人之情也。后之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为大利，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祖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遂利情，不觉溢之于辞矣。……古者天下之人，爱载之君，比之如仪，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下之空名，禁人之窥司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道源于小儒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原君》篇大约九百字，而《原君》里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是核心政治命题，是孟子“君为轻，民为贵”思想的翻板。把君分为三代之君与后之君、崇尚的是三代之君，而否定的是后之君，其目的是让后之君学三代之君。黄并不反对君制，而是反对的是私君，即把天下当作私人的君主制。黄也不是无君论的思想。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与孟子的“君轻民贵”的思想是一脉相传。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君主制里的民本论。但“民本”不是“民主”，“民本”是让君看待民，如父、如天。只是让“君”以天下为公，不为利。让君主行仁德，即“内圣外王”的那套儒家民本政治学说。实际批评君权专制是先秦儒家的传统，反对君权独断是明未清初儒者的共同认识。黄宗羲的“君”罪论，其实是儒家传统道德政治学说的继承。他揭露君之害，确实达到一种认识高度，但如何避免“君之害”呢？可他提出的政治方案，并不是民主制，已然是君主制，只是君主制里彰显民本思想而已。可民本思想是根本无法约束“君之害”的发生。在《明夷待访录·原臣》里说：“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这是让做臣的如何去做，这实际是空话。在论述“宰相”与“学校”是赋予宰相的权力，但决不同与西方内阁制的君主立宪设想。而对“学校”的论述也不同与西方的议会制的政治学说。《明夷待访录》里的思想离“民主制”还差的很远、很远。后人对他在《原君》篇里“君之害”揭露的称赞，实乃黄宗羲也不过是向往的是“明君”而不是“暴君”而已。不去换醒民众，不去启蒙主体者觉醒，是离“民主”的梦想还相当的遥远。当然，明未时期已是“西学东渐”，思想者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是可能的，明未清初王船山、黄宗羲等反对君权独断思想，启蒙了新儒学，新儒学的政治核心是由“内圣”希望开出“新外王”。而黄宗羲在《易》学方面，即是开清考辩"易学"之先者，又是清朝复兴汉象数易学之先导。黄的《易学象数论》一书，虽不涉及对《周易》的注释，也不传对《周易》的论述。从书名来看，是"易学"的学术研究。当然在"易学"上的象数考辩，自然又涉及到《易经》(《周易》与《易传》)内容。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中对象数学的考辨，即易学象数之研究。前三卷论《河图》、《洛书》、先天、方位、纳甲、纳音、月建、卦气、卦变、互卦、筮法、占法,附所著《原象》为内篇,全部是关于象的论述;后三卷论《太玄》、《乾凿度》、《元包》、《潜虚》、《洞极》、《洪范》数、《皇极经世》等。尤其是外编三卷的数论，更不与《易经》有关。此书多是以易图式表示及论之。满满的各种易图,让人看的是眼花缭乱。《易学象述论》的第一卷便进行了易图学中河洛之说的考辨。如开卷，即"易学象数论卷一·图书一"是两幅图画，一是龙马出河负"河图"画;一是神龟出河负"洛书"画。一看到这两幅画，能不让人感觉神秘无比吗！这图后则是论述。“欧阳子言《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自朱子列之《本义》家传户诵。今有见欧阳子之言者，且以欧阳子为怪妄矣。然欧阳子言其怪妄，亦未尝言其怪妄之由……宋潜溪则信刘歆，以八卦为《河图》，班固《洪范》本文为《洛书》，皆碍经文而为之变説也。是故欧阳子既黜《图》、《书》，不得不并《系辞》而疑其伪。不伪《系辞》，则"河出《图》，洛岀《书》"之文驾乎其上，其説终莫之能伸也。然则欲明《图》、《书》之义，亦惟求之经文而已。六经之言《图》、《书》凡四，《书·顾命》曰:"河图在东序。"《论语》曰:"河不出《图》。"《礼运》曰:"河出《马图》。"《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由是而求之，《图》、《书》之説从可知矣……。”
从此段内容看，黄所认为"然则欲明《图》、《书》之义，亦惟求之经文而已"。黄认为经书里所言的是真的，其它说法为假。难道黄所认为的出自《尚书》、《礼记》、《论语》、《易传》里《图》、《书》说是真的吗？一样是妄说而已。黄宗羲所谓的考辩，依然是"亦未尝言其怪妄之由"而已，即黄以经文为由，同样是不能成为理由的。"卷二"是考论象数中的卦气、卦变、互卦、蓍法、占法等。如对"互卦"之论:“互卦者，取卦中二、三、四及三、四、五，又得经卦二也。《左传》庄二十二年，周史为陈侯筮，《遇》观之《否》，曰:“坤，土也。巽，风也。亁，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
杜预注:“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
此互体説《易》之始。汉晋相承。王辅嗣黜而不用，钟防亦言《易》无互体，荀凯难之。夫《春秋》之説经者，去圣人未远，其相传必有自，苟非证之经文而见其违背，未尝可以臆弃矣。辅嗣云:“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干乃为马？”
以言二体无乾、坤而有牛马，不当更求其故。不知易中之象，无一字虚设。牛马既为乾、坤之物，则有牛马必有乾、坤。求之二体而无者，求之互体而有矣。若弃互体，是圣人有虚设之象也。”
互卦之说本是"象数"里诸说之一，也是从《周易》里所用那套符号演义出的说法，本是八卦取象筮术之法，与原创《周易》没有任何关联。却早在春秋，由《左传》记的筮例中，看占出一卦里的卦符号中互卦卦象来附会人事吉凶。在黄宗羲认为记在经文《左传》里这种互体卦取象，就是正确的，而王弼质疑则就不正确了。黄所认为的"不知道易中的象征，没有一个字虚设"，若主卦里没有象，就从互体卦中求，这本是圣人虚设象。这黄宗羲所考辩之说，依然是妄说而已。又如"蓍法一"的考辩说法:“揲蓍之法，其用四十有九者，策数四十九，无所谓虚一反于柜中也。分而为二以象两者，信手中分，由静而之动、静，两端也。挂一以象三者，或左或右，随取一策，【孔氏取左朱子取右】横于案上。不必在左手小指之间方名为挂……然法虽是而所以释经文者则多不合。虞氏谓竒，所挂一策;扐所揲之余……经文，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其所以定阴阳老少者，指正策而言，以明余防置之不用矣。今弃正策而就余策，是背经文也。蓍之所以必用四十九者，以去其十三则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则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一则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五则得二十四，只有此九六七八老少四者之策……是六变而可以成卦矣，古人何不惮烦而为此十八变乎？……此皆执余策之病也。”
黄对象数说中的"大衍之数"筮法起卦说，只是个枝梢末节之论，依然不过相信经文《系辞》里之说才是"正策"，其它之说皆是毛病缺点。黄依然是个五十步笑百步者，因《易传·系辞》里的“大衍之数”，既是西汉篡入的筮术法，又是对《周易》的错误说法。黄宗羲跟着的是以讹传讹，辩什么错与对呢？我们再看"卷三"对“占法”的论说。“《启蒙》占法:一爻变，则以本卦变爻辞占。二爻变，则以本卦二变爻辞占，以上爻为主。三爻变，则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辞，而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前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凡三爻变者每卦有二十卦】。四爻变，则以之卦二不变爻占，以下爻为主。五爻变，则以之卦不变爻占。六爻变，乾、坤占二用，余卦占之卦"彖辞"。六爻皆不变，则占本卦彖辞，而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后之君子，苟得《左氏》之意，其无例者，未尝不可见也。故一爻变者，既占本卦变爻，亦占之卦对爻，盖未有有贞而无悔者。观《左氏》晋献公筮嫁伯姬，遇《归妹》之《睽》，上爻变，既引《归》上之“刲羊"，“承筐”。又引《睽》上之"张弧"可知矣。二爻变者，以下爻为贞，上爻为悔。三爻变者，以变末一爻为主，本卦为贞，之卦为悔。观晋筮立成公，遇《乾》之《否》，三为变，末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
终者，乾三之终日也，否三包羞，故配而不终也。而《启蒙》以晋重耳之贞屯悔豫，司空季子占"利建侯"为例，谓当占两卦"彖辞"，不知凡所遇之卦，不论一爻变至六爻变，"彖辞"无不可引用，何独以三爻变专之？观《左氏》孔成子筮立君遇《屯》之《比》，此一爻变者，而史占《屯》《彖》之"元亨";穆姜遇《艮》之《随》，此五爻变者，而称《随》《彖》之辞;亦明矣。如郭璞遇驴鼠，遇《遯》之《蛊》;又为晋王筮，遇《豫》之《睽》。皆三爻变也，皆不称"彖辞"。四爻变，五爻变者，皆以变末一爻为主，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即如穆姜五爻之变，主在上爻。《艮》上之"敦艮"，既有止义，而《随》上之"辞":"拘系之，乃从维之”。故穆姜曰:"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六爻变者，皆以上爻为主，两卦为贞悔。六爻不变者，以初为贞，上为悔。观晋伐楚，筮之遇《复》，六爻不变，史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蹙王伤，不败何待？”
盖晋贞楚悔，初之元吉，晋实当之;上之"行师大败，以其国君，凶。”
楚实当之。其例明显如是，则无三家之病矣。”
本处黄宗羲所论说的占法，就是算卦上起算时，如何看出现的变卦算法。无论朱熹的《启蒙》(全名为《易学启蒙》)里说的变占，及黄宗羲说的变占，而引用《左传》里筮例说法，均是错误的。朱与黄在对起卦出现变卦如何占断法，皆是以今本《周易》说之，因今本《周易》已是被改造成更适应变卦筮法的文本，而《左传》里记载的筮例，是以《周易》里名称为每"卦"里的繇题(我们命名为"春秋《周易》文本")，还没篡改为以"六·九爻题"的《周易》(今本《周易》)。这段话文字不多，但涉及算卦上的内容很大，既牵扯今本《周易》起卦的变卦筮法，又牵扯春秋《周易》文本的筮法。又牵扯《春秋左传》里筮例中所言的"贞悔"之说;又牵扯黄所举例《左传》记的以春秋《周易》文本筮之的五个筮例说法内容;又牵扯着黄举例的以《归藏》或《连山》筮之的"筮之遇《复》"筮例;又牵扯着黄举例的"郭璞遇驴鼠，遇《遯》之《蛊》"，这是晋代以八卦纳甲筮法上出现的说法，与《左传》里记的"某之某"根本不是一个算卦本子。这里牵扯的内容之多，若想说清楚，说的话就太多了(本人的"《周易》哲学解读"里有详论)。总之，黄宗羲所考辩算卦之法，即使对与错，又有什么意义呢？黄宗羲在“易学象数论卷三”开篇是“象”的论说，如:“原象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者而象穷矣。后儒之为伪象者，纳甲也，动爻也，卦变也，先天也，四者杂而七者晦矣。吾观圣人之《系辞》，六爻必有总象，以为之纲纪，而后一爻有一爻之分象，以为之脉络。学《易》者详分象而略总象，则象先之防亦晦矣。刘长民《钩深索隐图》，每谈总象，又杂四者而为言，以是不免穿凿附会之病。羲故别著之，以为象学。”
黄宗羲其言大旨谓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等七者备而象穷矣。后儒之说，有纳甲，动爻，卦变，先天，四者杂而七者晦。故是尊崇七象而排斥四象。易学上取象之说始自于《左传》记载的春秋时八卦取象筮术，后《易传·系辞》里以讹传讹用于论《周易》。《周易》一书里既无八卦之说，又无取象之说。八卦筮术本是由《周易》一书所用那套符号衍生出的筮术，一并栽赃于《周易》之身，《周易》背负算卦的黑锅，一背就是2千多年于今天。故黄宗義的"圣人以象示人及七象之说"，依然是个妄说。总之，我们只要看一看黄宗義的《易学象数论》纲目与内容，就知是什么了。内容虽然以考辩“象”与“数”，无非是将汉象数易学与后来产生的图式易学做考辩，得出什么圣人以象示人，其象有七之说，已然是以讹传讹。内容无非是彰显汉象数易学，排宋《易》学之说，是有其政治思想目的。其目的是超越宋明理学不切实际高谈心性的空疏学风。而黄开汉象易学复兴于清与宋易图学并无二致。从原创《周易》内容来说，都是讹传。与《周易》内容不相干。若从“八卦筮术”上来说，皆是“八卦筮术”上的发展，黄的《易学象数论》改称《八卦象数论》倒是贴切。“象数”实乃是“八卦筮术”里产生的东西，与《周易》一书里的政治哲学思想无任何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