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周易》思维方式的诗性特征——比喻说理第五节：《周易》一书《否》至《谦》文里的比喻说理内容十二、《周易》第十二篇是《否》，为君子讲述政道闭塞，由强转弱的道理(原文）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包羞。有命，无咎，畴离祉。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倾否，先否，后喜。”
（译文） 十二、正道闭塞，不正道的人得势，是不利君子的前景，这正是有大到小，有强到弱的转化表现。 拔茅草，应把连结在一起的根结全部拔掉，结果是吉利与亨通。闭塞了进言的渠道，对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坏处，可对管理百姓的大人来说，就不是亨通的事情。蒙蔽视听，只会带来耻辱。遵循规律办事，没有灾祸；誰又能分离这福祉呢？只要停止了闭塞不通的局面，对大人就是吉祥的现象。警惕啊！警惕！要把前途命运维系在牢固的基础之上。打破闭塞不通的局面，先前不通的局面消除了，后面顺畅通达的局面就来到了。(解读) “否”之意，是指闭塞不通。本篇的题目内容是：“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这就是本篇的命题，而本篇的内容就是围绕着这一命题展开的论述。论述因“否”而造成的“大往小来”的道理。“大往小来”是比喻，用“大”与“小”来比喻事物有盛向衰，或有强向弱方向的转化，用"大"与“小”说事理，正是体现了原始思维不被中断。正如《泰》篇里所讲的是通泰的事情，是事物有小到大的发展现象。《泰》文是论述事物向好的一面发展的因素。而《否》篇则正是与《泰》相对的一面。即不利事物发展的因素。 《否》里的“大往小来”与《泰》里的“小往大来”，都属直观形象的用语，用大与小对比说明事物好与坏的转变现象，这还属于形象思维。是思维方式决定着这种表述。 “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茅”:茅草。“茹”:根部。“汇”:根部相连结。 本段与《泰》篇第一自然段的内容一样，是个比喻。这是比喻应扫除不利于事物发展的有害因素，那么事物后果自然是好的结果了。也就是用“贞，吉，亨”来表述。《周易》里凡是正面的阐述事理，就用“吉”，“利”，“亨”这种判词；相反则出现的是“凶”，“咎”，“不利”的字眼出现。不论正反判词，都是根据所论述事情的情节轻重的不同来选定判词的使用。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本段是乘上段的内容，而从相反的一面来论述事理。“包”：包裹。“承”：用手捧着进献的东西。“包承”：意思是进言被遮蔽了起来。这是比愉闭塞了进言的渠道。进言的渠道不通了，那么对统治者（大人）来说就不是好事情。这就叫“大人否亨”。而对百姓来说无关什么害处（小人吉）。闭塞，就是不能明辨是非，真的东西被遮蔽起来，而听到的，看到的是虚假的东西。这样对统治者来说，其结果就不是好事情。作者强调的是，不能闭塞视听，若闭塞视听就是“由大向小”的开始转化。 “包羞”。这是承上段之意的进一步论述闭塞不通会导致的后果。“包”：蒙蔽视听。“羞”：耻辱。“包羞”：之意是“蒙蔽了视听，只会带来耻辱。”
“有命，无咎，畴离祉。”
“命”:喻规律。“畴”:田畴，同类，谁也。 本段是真对上面所述不利后果的出现，如何扼制“大往小来”这种不利局面的发生，或改变这种不好的发展趋势。作者提出了措施，即坚定一种正确的方法。这里的“命”是指“天命”思想呢？还是指什么呢?“西周文”里有不少反映天命思想的文章。而《周易》里没有出现“天命”二字。这里的“有命”显然不是指“天命”，而是指一种规律。本段的含义是：遵循规律办事，没有害处，谁又能分离这福祉呢。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本段还是强调改变闭塞不通的局面，事情就转向好的一面。“休”：停止。“休否”；停止了闭塞不通的局面。 “其亡其亡”:警惕啊！警惕！随时可能灭亡。“苞桑”:丛生桑树，比喻坚固。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这是比喻，是体现了一种忧患意识。只有停止闭塞不通的局面，才能把国家的前途命运维系着牢固的基础之上。 “倾否，先否，后喜。”
这最后还是讲“只有打破闭塞不通的局面，先前的不通的局面消除了，而顺畅通达的局面就出现了。这里的“倾”是指打破的意思。只有打破闭塞不通的局面，那就不是“大往小来”的局面了，而是一番新景象。“先否后喜”是指先前的不好的局面消除了，而后来好的局面就出现了。这就是“先否”“后喜”转化过程，而不是“先否后泰”的循环论。 《周易》里的《泰》与《否》是讲事物向好与坏两个方面转化的道理。《泰》是讲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的道理；而《否》是讲事物向害的方面发展道理。怎样导致《泰》与《否》，《周易》作者讲述了这些道理。让君子明确的认识这种转化之间的因果道理。“否”是指闭塞不通，这寓意到政治上，表现在是否广开言路，是否按客观规律办事等。若不能广开言路，就不能听到真实的东西，就是闭塞不通。对于治国来说，广开言路，就能促进社会发展，相反社会就会退步。如水渠若给堵塞了，就是决堤的危险。《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多是用比喻象征的手法。 总之，《周易》里的《泰》与《否》讲述了事物发展上利与害两个方面上的关系。而后封建社会里，却训释出“泰极否来”，“否极泰来”的庸俗循环论。认为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这种循环不已，如环无端的那样，这是后封建社会里的世界观与方*论。也正是后封建社会里的天道阴阳循环学说抑制着了人的创新思维。后封建社会的兴亡与不断的更替，被认为是天道循环体现，也正是“泰极否来”，“否极泰来”的形象诠释。认为一个王朝达到兴盛时期，就必然开始走向衰退与灭亡，这就是后封建社会里的循环认识论。无论朝代如何更替，而社会并没有进步。真如同从自然里观察出的“天道”观那样，从四季不断交替中，就比类推理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来。所以两千多年的帝王制度始终没有变，农耕的自然经济模式也没有变。这正是后封建社会里的哲学没有突破，自然那种文化与体制也不可能突破。而《周易》里的《泰》与《否》两篇文章与后封建社会时期里总结出的“泰极否来”，“否极生泰”，是不同的思想内涵。正如本篇所讲“大往小来”的道理，通篇显现着哲学思辨。哲学就是表现在明确自觉的辩证观上。只有明辨是非，所认识事物符合其规律性，说理符合其逻辑性，才能有效地指导社会与人生。 《周易》里讲述的道理是明白易懂，使人看了这些论述，就能牢记这些道理。既不神秘，也非深奥难懂。 本篇与《泰》立论的问题刚好相反。这是讲“大往小来”(即盛转衰的现象)的道理。本篇中也用了生活中常见的自然现象做比喻。如“拔茅茹，以其汇”，“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本身这里用“大”和“小”来比喻事物的发展壮大，或消弱衰退的道理，不能不认为是理论思维能力的欠缺。《否》文如诗的句子：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拔茅茹以其汇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十三、《周易》第十三篇《同人》，为君子讲述聚集民众力量的原则问题（原文） “()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同人于门，无咎。同人于宗，吝。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年不兴。乘其墉，弗克攻，吉。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同人于郊，无悔。”
（译文） 十三、聚集民众的力量，则通达顺利，能成就大事业，更利于君子之治。 把民众的力量聚集在国门，没有过失。若把民众的力量聚集在本宗之中，会有过失。把军队埋伏在军事重地，把守着制高点，做好长期的防守战备。(来犯者)登上城头，也不能攻破，这是聚集起民众防守保卫的结果。聚集民众的力量，先呐喊壮我声威，后取得胜利而欢笑，大军胜利会师。这正是聚集起民众的力量，又是为了广大的民众，才无怨无悔。(解读） 本篇是讲述聚集民众力量，应遵循的方针原则问题。 “同人”：众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这是本篇的论题。“聚集众人力量是为了广大的人民，则通达顺利，能成就大事业，更利于君子的前景。”
为何“同人于野”就能亨通，就是有利“涉大川”与“君子贞”呢？ 这里的“野”是个区域概念，“野”与“国”在西周时期是不同的区域划分。“野”相当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而“国”相当于城市。“野”是城外的地区，“国”是城内。这里的“野”是寓意政治上应遵循的方针原则。作者提出的“同人于野”才是有利的事情，"于野"就是发动起农民，如共产党早期革命，发动民众，走工农联盟道路。在抗日战争时的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才能走向胜利。 聚集起广大民众力量，这就是本篇的命题，而本篇也就是围绕着这一命题展开的论述。而题目的利涉大川就是比喻。 “同人于门，无咎。”
这里的“门”，意思是指城门。“无咎”：没有过失。这一句是寓意着代表谁的利益问题，是大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问题。众人聚集于“野”于“门”都没有害处。“野”与“门”是寓意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 而“同人于宗，吝。”
正是对比阐释“同人”于何处的道理。 第一自然段是从正面来论述众人的力量应放在国家人民利益至上。而本段则是从相反的一面来论述。 “宗”：指本宗，小宗，小派。“吝”：耻辱，或叫有问题的意思。总之，“吝”是代表的不是好结果，与“亨”，“无咎”之意正相反。 “同人于宗吝”这是以对比的手*论证“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这一命题的。正是“同人于宗”是违背了“同人于野”这一正确原则，就会是“吝”结果，即不会是好结果。这“宗”是对比“门”而论，这是象征着政治含义的。这是论述众人力量如何利用的问题，如同发动起民众的力量为谁所用的问题。作者强调的是众人的力量应该放到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至上。 第三自然段是承上面的内容，来讲进一步实现“同人于野”的道理。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年不兴”。 “伏”隐藏，埋伏。“戎”:军队。“莽”:丛莽。 本段意思是说“把军队埋伏在军事重地，把守着险要地段，做好长期的防守战备，不可兴师妄动”。坚持这一战略思想，就是“同人于野，利涉大川”的事情。把民众的力量汇集起来，团结一起，再把军队派在重要的军事重地防守，这就是政治上的远见。 第四自然段说明了，经过人力，财力的积聚，富国强兵的目的实现了，也就是国防建设的力量大大增强了。这就是本段“乘其墉，弗克攻，吉”的含义。“墉”:城墙，高墙。“弗”:不。 本段其意是“（来犯者）即使登上城墙，也不能攻克。”
这就是实现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其结果自然是“吉”了。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号”:大声的叫喊。“咷”:哭。“号咷”:啼哭呼喊，欢呼等意。“克”:战胜。 这是描述取得胜利前后的情况。“聚集众人的力量，先呐喊壮我声威，后取得胜利而欢笑，大军胜利会师。”
这说明了发动起来民众的力量，是执行了正确的方针路线，才取得的胜利。 最后“同人于野，无悔”，这是所做的总结。正是众人聚集起来，团结一心，积极备战，才能实现保家卫国，才不会出现悔恨的事情。 《同人》是一篇讲述发动民众力量为谁所用的利害关系问题。本篇所强调的是把民众的力量用在国家的利益至上，而不是宗族或小集团的利益至上。这里把民众的力量聚集起来用在何处的道理是讲的很明确。而本篇出现的“于野”，“于门”，“于宗”，“于莽”。表现的是不同地方区域，也表现了作者的远见卓识。总之，是把众人的力量聚集于广大人民利益至上，而不是宗族势力，更不是“家天下”。这里作者所关心的是“野”，“野”是指广大的农村。只有把广大农村里民众发动起来，把这只力量用好。作者讲述的无疑使“君子”认清这种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即坚持什么，反对什么，这是政治关键问题。有了政治上正确的方针路线，才能“利涉大川”与“利君子贞”的目的于实现。 总之，本篇已然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道理，即为君子讲述聚集民众的力量用于何处和如何用的政治道理。 本篇里的“利涉大川”，“同人于野”，“同人于门”,“同人于莽”，皆是比喻象征。《同人》文里如诗的句子：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同人于门同人于宗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年不兴乘其墉弗克攻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十四、《周易·大有》排序为第十四，《大有》文是为君子讲述了农业丰收，关爱劳动的道理（原文） “()大有、元亨。 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匪其彭，无咎。厥孚，交如，威如，吉。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译文） 十四、农业上大丰收，是大亨通的事。 争取农业的丰收，既不遭遇自然灾害，也没有人为的祸害，即使劳动艰辛，可获得农作物的收获。 用大车装载着丰收的农产品，送到指定的地所，没有咎害。各地的公侯享受到天子的宴请，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却没有资格享用。要反对那些不正确的观念，这样才不会出现灾害。以爱之心去交往那些财富创造者，而建立起威信，才是正确的。农业生产有了风调雨顺，才能大获丰收。(解读) “大有”：年谷丰收为大有。“大有”是指农业上的丰收。本篇的论题是“大有，元亨”。其意是“农业上取得大丰收，是大大的好事情。”
这一主题，不说是两千多年前的西周后期，就是现今的中国，农业问题，也是中国举足轻重的问题。而那个时代，自然农业是社会的命脉，所以说，只有“大有”才称得上“元亨”。本篇内容就是围绕着这一命题展开的论述。 “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这里的“无交害”是指不遇自然灾害。“匪”：非；或行为不正。“匪咎”：指行为不正所造成的灾祸。这是指人为所造成农业上出现的灾害。 本段的意思是“农业上不出现自然灾害，也没有人为造成的灾祸。即使劳动艰辛，最后保证农业的丰收，没有问题。”
这第一自然段是围绕着命题“大有元亨”展开的论述。这里讲的道理是符合逻辑的，即符合实际的。农业上的丰收，确实不能遭遇灾害，如旱涝等自然灾害。作者认为农业丰收不但不能遭遇自然灾害，而且也要避免人为错误导致农业出现灾害。前面的篇章里已出现过作者的担忧，“月几望，君子征凶。”
这就是人为造成错过抢种庄稼的时机，就会发生收成不好的年景。这里作者所担心的人为灾祸（匪咎），会给农业上造成灾难。这与自然灾害有着同等的危害性。《周易》作者所担心的人为造成的农业上的灾难，不是在二十世纪里的中国农业生产上，出现过严重的瞎指挥与“闭塞视听”的浮夸政策，造成农民没粮食吃，而被饿死的悲剧现象。而这几千年前的哲人就有过这种忧患意识，是多么的可贵。 “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本段是承上段内容的进一步论述。如果，一，没有自然灾害，二，又没有人为的灾祸，那么，就是丰收的年景。农业大丰收了，“用大车载着丰收后的农产品，有目的的运往指定的地方，这是没有错的”。看来西周时期农业生产上的运输工具，还是很先进的，这“大车以载”，让人喜悦，让人羡慕。而到了三千年后的那个生产队时期，收获的农作物，在笔者的家乡，还是肩挑人背。农业生产非常辛苦，还吃不饱肚子。《大有》里所讲的，丰收后的果实是归有主人的，而不是劳动者的。这与生产队时差不多，是上交的多，留下的少。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这是指各地公卿大人成为有功之臣，享受到天子的宴请；而劳动者却没有资格享有。这里体现了作者对劳动者的同情与重视。农业大丰收了，王公们得到奖赏，而他们是不劳而食者，反而劳动的百姓却得不到认可。这是对不平等现象的反映。 “匪其彭，无咎”。 “匪”：一是指非、不是。二是指行为不正。“彭”：旁近。这一段是作者紧跟以上的问题提出的建议。“匪其彭”：是指那些不正确的观念。既不能正视农业的不正确观念，应予纠正。哪些是不正确的观念呢？即上面提到的对农业生产上人为造成灾祸；不重视农业生产问题；也包括丰收后，对劳动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丰收了，功赏于公卿，而剥夺了劳动者（小人）享有的尊重。只有反对，或纠正这些不正确的观念，才不会出现过错。这是承上启下的句子。本段又指明了方向，应如何去做，作者提出“厥孚，交如，威如，吉。”
这是说“以爱去交往和树立起威信，才吉祥。”
这体现了作者构建的普世理念——“爱”，来作为行为准则。这里的“厥”是代词，指代丰收的地方。“交如，威如”是指上下融洽和谐之意。这里还是在讲，农业丰收后，要反对那些不正确的观念，要以爱去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相处，构建一种和谐的社会局面，这样才是正确的（吉）。 “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最后句子的意思是“农业上有了风调雨顺，没有不大丰收的。”
这里的“天佑”，确实是古人的认识观，也确实是靠天吃饭的真实反映。这里的“自天佑之”也体现了对自然重要性的认识。而从全篇内容来看，更体现的是人的能动性。这里的“自天佑之”是指农业上不出现自然灾害，而与那些纯粹靠天保佑的迷信是不一样的，这里希望的是风调雨顺，是天（自然）给予佑助，而没有迷信。 《大有》篇是为君子讲述的农业丰收应遵循的原则问题。在相对于非常原始的农业生产里，能得到丰收的年景，确实要“天”的“佑之”。《大有》通篇而论，并非宣扬迷信与天命，而是理性与辩证的思想。《大有》里所讲的农业丰收情景，反映了西周社会面貌，农业上的丰收果实是“大车以载，有攸往”，这反映了丰收的果实交到指定的地点。这指定的地方，是“有国”，“有家”的封建主，而小人（劳动者）是不能享有的。作者并不是站在维护“天子”或封建主（诸侯）的立场上，而同情的是劳动者。这无疑体现了作者的进步思想。 总之，《周易·大有》篇已然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道理，即为君子讲述农业获得大丰收，不能忘掉劳动百姓(小人)的艰辛与功劳。要用爱去交往那些创造财富者，才能树立起威信。《周易》六十四篇文章，唯此文里没有用比喻，但依然有如诗的句子。大有元亨无交害艰则无咎大车以载有攸往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匪其彭厥孚交如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十五、《周易》第十篇《谦》文，为君子讲述了勤劳谦逊，资本信用的道理（原文） “()谦，亨。君子有终。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鸣谦，贞吉。劳谦，君子有终，吉。无不利，撝谦。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译文） 十五、谦逊，亨通。这是君子应始终保持的品德。 谦逊又谦逊的君子，由此能够建立江山社稷，并带来的是吉祥。有了谦逊的美名，前途吉祥。劳苦又谦逊，君子始终保持这种品德，吉祥。无所不利，这正是君子努力发挥谦逊品质的结果。不给邻国富强的机会，就利用出兵讨伐，没有不获利益的。有了谦逊的名声，有利于兴师征讨封邑与侯国。(解读) 本篇是先儒对君子理想人格最早的论述。一部《周易》是为“君子”而写，是为“君子”讲述安邦治国的政治道理。“君子”是治国的主体，又是预设的理想人格。 本篇通透着作者对“君子”人格的预设。《乾》篇里讲的“君子”，是体现在行动上；而此篇里的“君子”，则体现在人格上，即品质修养上。本篇虽然论述“君子”的品质，但落脚点还是在政治目的上。这就是《周易》一书里的“君子”理念。本篇所讲的“君子”之谦，也成为后儒之学上君子道德观念的渊源。 本篇的“命题”是“谦，亨。君子有终”。这一“命题”的含义是很明确的。这是讲君子应始终保持谦逊的品质，本篇的内容也就围绕着这一命题展开的论述。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其意是“谦逊又谦逊的君子，由此能担当国之重任，吉利。”
这里的用涉大川是个比喻。自《周易》哲学始，把政治与人的品质挂钩。后儒学者孔孟同样把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寄托在预设的完美道德人格的君子身上。而这种理念是始构于《周易》。《周易》作者始认为，“谦谦君子”与“用涉大川”是个条件关系。同样后儒学者总是把道德理念与国家政治（即治国）捆绑在一起。《周易》始创的“谦谦君子，利涉大川”无疑深深的影响了后儒学的伦理道德政治学说。政治应体现在社会制度与体制建设，而道德则体现在个体学识品质修养上的完善。一个范畴属“公”，一个范畴属“私”。个人的品质修养却与国家政治有一定的关系。如某一个人在出任管理者来讲，是有一定的关系影响。但对于政治制度，及体制建设与完善并不取决于个人的道德。道德本不是法律制度所调整的对象。但中国古代却把道德上升为法，而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这就混淆了道德与法制二者的关系。所以古代高喊的仁政或以德治国，只能变成专制虚伪者的口号。而古代的儒学者，如孔子，孟子，朱子等皆把道德与政治视为一体，造成中国古代道德政治说教发达，而制度建设贫乏的历史现象。也就形成了“满口仁义道德，而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虚伪现象。把道德作为政治的根本，而缺失制度建设，也就成了道德治国的乌托邦。 《周易》是儒学元典，被孔子所重视，并看出了义理内涵。《周易》是先儒建构的政治学说与理论，是开儒学之先河。故《周易》的作者是儒学的鼻祖，孔子只是先儒学说的发展者。孔子进一步发展了《周易》里的哲学思想，成为先秦儒学集大成者。孔子进一步完善了伦理道德秩序学说，而非是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的伦理道德政治观，只是《周易》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周易》体现的是政治学说，而孔子的学说同样体现的是政治学说，因孔子所讲的伦理道德之目的归根结底是实现伦理政治秩序之目的。 《谦》里开篇内容是“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这是把君子的品质修养与政治挂起钩来，因为这里所说的君子，是指有国有家者，即统治者。那么，在儒学者看来，君子的谦逊，是构成建功立业(用涉大川)的前提条件。 跟着又讲“鸣谦，贞吉”。“鸣”的本义是鸟兽的鸣叫声，此处是指有了声誉，或声望。“君子”有了谦逊，即有了品德的声望，前景就吉祥。这就是“鸣谦，贞吉”的含义。古代确实人有了美德的声誉，做官入仕，就有了资格。这里的“鸣谦，贞吉”是强调君子有了谦逊的声望，仕途前景就无限美好。 “劳谦，君子有终，吉”。 本段的含义还是强调君子应始终保持勤劳谦逊的品质。 “无不利，撝谦。”
“撝（hui辉）：通挥。此句是说“应努力发挥谦逊的品质作风，而没有不顺利的。”
“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本段最终表明了君子谦逊的目的是在于政治意图，君子的谦逊不只是追求一个好名声，也不仅仅是完善个人的内心修养，而是在于政治目的。是扩大其地盘与势力。我们要知道《周易》里所讲的“君子”与后封建社会里所讲的“君子”不是同一概念。包括今天我们常说某某是君子，某某是个小人。这是道德概念上的称谓。而《周易》里讲的“君子”是个身份概念。“君子”是指有国有家者，与小人（劳动者）是个对称的概念。《周易》里的君子不是指有修养，有品德的人，而是在位的统治者。这就能理解“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的这种表述了。这段是说“不给邻国富强的机会，就利用出兵讨伐没有不获利的”。这岂不是与君子人格相违背么？有点无原则性侵略他国的行为。但要放到那个历史的时代背景里去认识，就不难理解这种思想观念。那是一个“开国承家”的时代，在这种时代里，有国有家的“君子”们就不能不从“开国承家”上去谋略。不过作者还是希望有谦德的君子才具备这种政治资格。这就是本章最后所表述的内容，“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这是说“有了谦逊的名声，才有利于出兵讨伐邑国。”
这正是后儒开出的“内圣外王”的思想内涵。这最后一句与本文的首句相呼应，开篇是“谦谦君子，用涉大川”，而结尾是“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谦逊与获得名声，是“君子”建立起的政治资本与威信，才有利于出兵征讨邑国，扩大势力范围。 本篇所讲的谦逊并非指礼仪上的表现，而是君子（统治者）安邦治国的行为准则，即获得政治的一种信用资本。通过君子的品质修养，以达到政治目的。本篇的思想内涵，换句话说是“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政治理念的渊源。《谦》文里如诗的句子：谦谦君子用涉大川鸣谦贞吉劳谦君子有终撝谦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