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左传》记载人们对《周易》一书的运用对后世产生的深刻影响第四节：《左传》一书里记载春秋时期对《周易》一书进行“筮之”与“引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运用，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同性质的认识影响，有认为是一部义理书，有认为是卜筮书，更有从亦筮亦理上认为一、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认识的突破（虽然《左传》产生于孔子之后，但《左传》里记述人们运用《周易》卜筮却早于孔子，或孔子生活的时代）春秋后期产生的大思想家孔子，又是如何看待《周易》一书呢？孔子是一位述而不作的思想家。反映孔子思想的是《论语》一书，可《论语》一书里很少反映对《周易》一书的论述，《论语》中只有两处涉及到《周易》。第一是《论语·述而》里这样记录：“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里的“易”，是否是指《周易》一书呢？若从断句读法上没有错误的话，这“易”显然是指《周易》的。我们从《左传》一书己知，春秋时期，已有人称《易》。那《易》称法，就是《周易》的简称。孔子说的“五十以学易”，显然与《周易》一书有关。学“易”，应该是一部书籍有关。这“易”称，也不是孔子首创。《左传·昭公十二年》里曾记：“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
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且夫《易》，不可以占险。”
这段文字里出现的《易》无疑是指《周易》一书。因为南蒯占筮，得到《坤》之《比》曰：“黄裳元吉”，正是《周易·坤》篇里句子，并与今本《周易》里的文字是一字不差。跟着是子服惠伯说自己也学习过这些，就是指南蒯占筮得出《坤》之《比》的那些学问，应指的《周易》一书了。并说到“且夫《易》，不可以占险”。这《易》就是《周易》的简称无疑。通过《论语》里记载孔子说的那句话来看，孔子是十分看重《周易》一书。但这句话应如何理解呢？而现代的通行本《论语》一书里，一般是对这句话的译文是：“孔子说：多让我活几年，从50岁开始研习《易经》，便可以做到没有大的过失了。”
或是：“孔子说：‘再给我增添几年寿命，到了五十岁学习《易经》，就可不犯大的错误了。”
历史上而还有认为这句话里的“易”，不作《周易》解。《论语》里的“子曰；加我数年，吾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是研究孔子对《周易》如何认识的重要文献资料。哪到底如何理解这一句话呢？若不能正确的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也就不能正确理解孔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哪么是否就是现通行本《论语》里的哪种理解译法所认为的含义呢？笔者意为现通行本《论语》里的译文，是没有正确理解孔子那句话里所表达的真实含义。除“加我数年”的译法没有异议外，而不能把“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理解成“五十岁开始学习《周易》，就可以不犯大的错误了。”
难道孔子“相多活几年，到五十岁学习《周易》就可以无大过错了”。这种说法是不符合逻辑与事实的，难道孔子表述问题没有逻辑性吗？这种表述也不符合孔子的实际背景。难到孔子在40多点的岁数时，就感觉将要死亡了吗？就发出叹息，想多活几年，到50岁学习《周易》就没有大的过错了。这即不符合孔子的年龄活动背景，也不符合表述事情的逻辑性。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从《史记》里所看到的是“孔子晚而喜《易》”，而公认孔子是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活了七十三岁去逝的。《史记》说的“孔子晚而喜《易》”，应当是晚年，这是符合孔子的活动史实。并且《史记》并没有说“孔子中年喜《易》”，若理解成“五十岁学《周易》”就与《史记》里的记述“孔子晚而喜《易》”不相符了。那么，五十岁能称晚年吗？显然是不能称作晚年的，孔子晚而喜欢上《周易》，应当是在70岁左右（与六十几岁返鲁的背景是符合的），才重视与研究《周易》的，才突然发现了《周易》的价值，但已感觉寿限临近，才发出那样的叹息，以一种乞求上苍的口味说出“假如让我多活几年”的这种话来。那么，把“五十以学《易》”，应理解成“五年或十年的时间而学习《周易》才是正确的”，而对“可以无大过矣”，也不能理解成“就可以不犯大的过错了”，根据前边的文章，这“可以无大过矣”，不是指自身行为上的问题，而是指在学习《周易》一书的思想内容上不会出现大的错误认识。这才符合上下文句表述的逻辑性，也正符合《史记》里的“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的说法。这《史记》里的说法，不正是对《论语》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最好注脚吗？而不是指“五十岁开始才学习《易》，才无大过错”。那么，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开始学习《周易》难道就会有大过错了吗？显然孔子表述的“五十以学《易》”是指“五年至十年的时间而学习《周易》一书的内容。这“五十”数词连用在先秦古籍书里，也是非常普遍的用法。如《诗·召南·小星》“彗被小星，三五在东”。又如《左传·襄公八年》：“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这里是指三至五个星和四至五年，不能理解成“35个星，还45年”。正如《论语》里的“五十以学易”，无能理解成“五十岁开始学《易》”。综合而看，《论语》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真实含义是：“假如，让我多活几年，有五至十年的时间学习《周易》，就可以对《周易》一书的思想内容不会出现大的错误认识了。”
这才符合孔子晚年才开始重视《周易》一书，而感觉学习的晚了，就感叹能多活几年的话，就会对《周易》一书学习透彻了。这也透出了孔子是不可能做《易传》的，因为孔子晚年才喜欢上《周易》，自感觉时间不够，还不能够把《周易》学习理解透彻，这也符合《史记》里记的“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的说法（“让我多活几年，要是这样，我对《周易》的文章和义理就能充分掌握了”）。《论语》里记录的孔子对《周易》的说法，说明《周易》一书是在孔子晚年才引起重视，认识到《周易》一书的价值，只是已感到没有了时间学习，假如能多活上几年，用上五至十年的学习功夫，就能把《周易》的思想内容吃透了。这里孔子并没有明确指明《周易》一书的内容性质是什么，只是表明了孔子已经认识到了《周易》一书的重要性，也表明孔子已经发现了《周易》一书不被人们发现的东西，才有这样感叹与说法。那么，孔子发现了《周易》一书里什么东西了，这在帛书《易传》佚文里，有详细的记述，这留在后面再说。而《论语》一书里还有一处涉及到《周易》里的句子及对《周易》的说法。《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段话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是出自《周易》“恒”篇里的句子，孔子是直接引用《周易》里的句子用于说理，但孔子引用这句话时，并没有点明出处，不像引用《书》里的句子而称“《书》云：‘孝乎为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论语·学而》）。但《论语》一书里多有孔子对《诗》评论的话，而少有引用《诗》来说理，也只有一处引用《诗》里的诗句用于说理。《论语·子罕》：“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无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无臧？’”这里的“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是引用《诗·邶风·雄雉》一诗里的诗句。但孔子引用时同样是不说出处，而不是说《诗》云。这在《论语》一书里也是唯一一例是孔子引用《诗》里的诗句用于说理，同引用《周易》里的句子说理那样，同样也没有点名引用句子的出处。但通过《论语》一书里发现孔子对《诗》有过不少的论述。这些说明什么呢？说明孔子对《诗》是有着深入的学习研究，才能够发表如此之多的评论。而孔子在引用《周易》一书用于说理的次数虽同于引用《诗》。但《论语》一书里没有记录孔子对《周易》一书的评论，虽唯有一次记录孔子感叹对《易》学习的晚了，遗憾若能多活上几年，就能完全弄懂《周易》一书的思想内容了。所以，《论语》一书才没有孔子对《周易》一书如同对《诗》书的那样评论。后人说孔子作《易传》是把圣人抬出来，拉大旗做虎皮。同样从《论语》一书里看到孔子论《诗》与弟子们引《诗》里的诗句论事理。《诗》集也不是孔子编撰的，恐怕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已经成集了，因为在孔子小时候《左传》记已经出现了“易象”与“鲁春秋”。在《论语》一书里虽然没有留下孔子对《周易》一书的评论。但留下了孔子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句子如同引用《诗》、《书》里的句子那样，用于说理。无疑在孔子眼里，《周易》一书如同《诗》、《书》那样是理论书籍。孔子引用《周易》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差”，是用于阐明事理，增强论说的理论性。在孔子的眼里无疑把《周易》一书看为义理之书，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孔子也说“不占而已矣”，这是否类同于子服惠伯的说法“忠信则可”，“《易》不可以占险”呢？这孔子也认为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吗？若按现在通行本《论语》里对孔子的这段话的译文是这个说法。笔者手头里有两本新千年后出版的标着“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或“精华”的《论语》读本里的译文一个是这样的说法：“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不可以当巫医。’这话真好啊！《易经》上也说：‘如果不能永恒地保持自己的德行，免不了要承受羞辱。’孔子又说：‘这就是叫没有恒心的人不用占卦罢了。”
另一本是：“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假如一个人没有恒守，是不可用他做巫医的。’这话太对了。’《周易·恒卦》的《爻辞》说：‘操守不一，变来变去，总会有人蒙受羞耻的’。孔子说：‘这是说没有恒守的人就不必占卜了。’”这以上的译法含义是基本相同的，都把“不占而已矣”理解与翻译成“没有恒守（或恒心）的人就不必占卜了。”
那么，这种翻译出的“没有恒守或没有恒心”是恒守与恒心什么呢？实际孔子已经表述的很清楚，先引用南方人的常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又进一步引用《周易》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明的是人应有“恒德”，即长久应保持道德准则的意思。这里孔子主要表述的是人应长久都要保持道德准则，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孔子在表述人要恒守道德，似乎突然冒出个“不占而已矣”这不沾边的说法，又是什么意思呢？若按那通行的译法，就成了“孔子说：‘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也就使人联想到这说法与子服惠伯的说法相同，把《周易》用于占筮是附有条件的，即有“信德则可”，“《易》不可占险”的换个说法而已吗？就认为孔子说的“没有恒德的人就不必占卜了”，相反“若有恒德的人就可以去占卜了”，这种理解就大错特错了。孔子说的“不占而已矣”，而与子服惠伯的说法是有着不同的含义，应是质的区别。那么，孔子说的“不占而已矣”的实质内涵与真实意图是什么呢？“不占而已矣”是孔子晚年读《周易》读出的心得体会。“不占而已矣”反映了孔子对《周易》一书重要的认识突破。这既涉及到对《周易》一书的性质认识问题，又是关系到社会意识形态里道德建设与传统巫术占卜信仰的辩论关系问题。所以要理解“不占而已矣”这句话要结合前文的两个引用，通篇去分析认识，才能体会到孔子的真意图。孔子通过两个引用，而得出“不占而已矣”目的，是强调人要守恒德，就不会遭受耻辱，若能“恒其德，还用占卜吗？”
这就是逻辑关系。人有了道德观念做行动的准则，还用占卜预知吉凶吗？当然没有必要了。心里时常装着为他人奉献的信念，当然就没有必要考虑什么得失了。这不正是“不占而已矣”的真实含义吗？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孔子强调恒德，即道德建设，正是排击巫术占卜的根本法宝与武器。这里的“不占而已矣”不能理解成“有德可占，无德就不要占卜了”的那种错误理解。“不占而已矣”其意是显而易见的，孔子先引用南人的常言“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巫与医在先秦时期，是很难分开的职业，巫与医有时是同一的角色。巫与医是为人能占卜预知吉凶及跳神除灾和用动植物治病者。孔子从引用南人说的“人而无恒”，从第二个引用内容来看，其意已知是讲“道德”的含义，而是指“没有恒德”，而不能直译成“人不能守恒”，应是“人若是没有恒德”，才符合句子语意的。那么，孔子第一个引用的内容意思是“南方有句常言，‘做为一个人若没有恒德，是不可以用他做巫医的’”，说明这种职业身份特殊，如同现代的医生，律师，这种职业身份者要遵守职业道德，否则应成为欺骗人的有利条件了。对古代的巫医这种职业身份，人们已早已意识到，要有恒德，即应恒守道德操行，才能做医巫的。孔子把南方人的常言引用来要说明一个事理，这是在教育他的学生弟子们明白社会事理。孔子在引用南人的话后，紧怕不明白，又跟着引用《周易》里的“不恒其德，或承其着羞”，进一步表述要说明的问题，即印证前一个“人而无恒”里的“无恒”，就是指没有恒德，不是让人不知道“无恒”是什么。从“人无恒德”到不可以做巫医，是讲道德问题。又引用《周易》里《恒》篇里内容，这同样是讲道德问题。孔子是道德建设的第一人，是伦理道德政治秩序建设理论的创始人。孔子要建设的是道德之国（当然，孔子的道德建设是家长式的道德观），这是孔子的政治理念。道德之国建立起来了，自然就不需要什么占卜了。道德即是排击占卜思想的阵地，又是武装人们而排击巫术迷信的思想理论武器。从引用“南人言”有“恒德”到“巫医”职业角色的说法，再到引用《周易》一书里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无疑是表述用道德建设武装人民，又暗示着《周易》一书义理性质问题，最后是顺理成章的点明“不占而已矣”。这是表明孔子晚而好《易》，深思熟虑的心得体会。这“不占而已矣”分明是说“（人有了恒德）不但不去占卜，反而占卜停止了啊！”
孔子的这句话应正确的解读应是：“孔子说：‘南方人有句常言，人若是没有了恒德，就不可以用他做巫医。’这句话说的太对了。‘人要是不能长久保持品德操守，是要承受其耻辱的’。孔子说：‘（人有了恒德），不但不去占卜，反而停止了（占卜这种事情）啊！”
这才是意义完整的表述，也是孔子好《易》而得出的真实心得体会。道德彰显了，占卜也就停止了。通过《论语》一书里反映的孔子关于《周易》的两例重要资料文献的解读，已清楚的看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认识观，即与同时代的史巫不同，也高出当时一般学者的认识水平，也是在当时认识《周易》最前沿，最理性，最进步的思想学说。《论语》里的两例涉及到对《周易》一书的看法内容，即前后没有矛盾冲突，而表述的思想又是一致的。正是反映了孔子晚而喜《易》的真实写照与真实读《易》（《周易》即春秋文本《周易》）的心得体会。可这涉及《周易》一书的两例子“子曰”，既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又被后儒者所歪曲了孔子对《周易》的说法。而把《易传》罩在孔子头上，而《系辞传》对《周易》亦筮亦理的说法，变成了孔子的言论，从此遮敝了历史上那位真孔子，把孔子变成了后封建社会里的统治需要而塑造成偶象圣人的孔子。从此也庶蔽了《周易》一书的真实思想，把《周易》变成三位一体“圣人”作的《易》经内容，并成为后封建帝王专政里的意识文化上的活水源头。而当今的时代里，大多学者因受传统的影响，对《周易》一书的认识也就不假思索的人云亦云为“占筮”之书，因此也就忽视《论语》里孔子言《易》（《周易》）的说法，并且还错误的理解孔子那些言论，真是在理解古典书籍里的话时，一旦“差之毫厘”，则便“谬之千里”了。因地上资料涉及孔子对《周易》一书的看法，唯独《论语》一书里的两则。通过《论语》一书里两例子“子曰”的分析，已知在孔子的眼里《周易》就是讲义理的，虽然孔子没有直说《周易》是什么性质的书，但无疑孔子眼里的《周易》就是义理之书。好在二千多年后，几十年前考古发现了地下资料，涉及到孔子对《周易》一书的重要言论，也证实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的那些说法不虚；也证实了现代人对《论语》里孔子论《易》（《周易》）没有正确的理解。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考古出土了帛书《周易》与《易传》。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里篇目，篇幅有所不同。帛书《易传》里没有《彖》、《象》、《文言》传。而今本《易传》里没有帛书《易传》里的《二三子问》、《衷》、《要》、《昭力》、《穆和》这些篇名和其中的一些内容，而有些内容却出现在今本《系辞》里。这些不见今本《易传》内容是秦汉之际《易传》的佚文。帛书《易传》里的《二三子问》记录了孔子和学生的问答；《衷》文里的内容一部分出现到今本《系辞》下里；《要》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和回答学生提出关于《周易》一书性质提问；《昭力》、《穆和》记载了昭力，穆和等人向“子”问《易》的内容。帛书里有《系辞》，但没有今本里的“大衍之数”，也没有今本里“系辞下”里的一些内容，但今本“系辞”下里所没有的内容出现在帛书《要》文里。在出土的帛书《易传·要》篇里记述了孔子老而好《易》，而学生子贡对孔子老而好《易》的行为提出质疑，由此产生了对《周易》一书性质看法的一场辩论。子贡是孔子的一个重要弟子，在《论语》一书里也出现过不少子贡与孔子的对话。我们且看帛书《要》文是如何记述孔子老而好《易》及与学生质疑其好《易》时的辩答。帛书《要》里有这样一段话：“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贡）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悳（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智）谋远者卜筮之蘩（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緡行之为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贡曰]：‘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哉，赐！吾告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非文王]之自[作《易》]，予何[知]其事纣乎？’子贡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从《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后乎？”
（见廖明春《帛书周易论集》2008年12月1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389页）《要》文里的这段话，可是反映孔子对《周易》晚而好《易》而产生的突破性的认识上最珍贵文献资料。再一次印证了《论语》里记述孔子对《周易》性质看法的一致性。只是《论语》没有反映的如此详细及观点分明。孔子旗帜鲜明的表述了自己对《周易》学习及性质的看法，是与史巫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