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摸索，松冈大佐苦心孤诣营造的“亲善怀柔”工作终于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促成这项突破的不是他身边像苍蝇一样绕来绕去的“皇协军”头目和陆安州的伪职人员，也不是那个他寄予了较大希望的酒业老板夏侯舒城，而是来自陆安州城东桃花坞。当河田大尉带着那个仪表堂堂的方索瓦出现在松冈大佐面前的时候，松冈大佐立即就对这个面容清秀而又冷峻的、甚至有几分孤傲的中国人产生了好感。是的，这个中国人不是一般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的眼睛里没有怯懦，没有献媚，不卑不亢，不动声色。但是，同宫临济之流的卖国求荣借刀杀人的目的不同，同董矸石、臧云鹤等多数“皇协人员”的有奶便是娘的目的不同，同夏侯舒城明确的商业目的也不同。这个中国人与“皇军”亲善是有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仇恨。用方索瓦自己的话说，苛政猛于虎，天下一盘沙。方索瓦主动向松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早年考入黄埔军校，为特别班高才生，毕业后在军统任职，参加过江西“剿共”，被红军俘虏改造，当过红军教官，在“肃反”中被清洗，蹲过半年牢。后逃脱回到中央军，又被怀疑为共军地下人员，再次坐牢半年。后来经人担保释放，放出后担任副官，又被怀疑有通共行为，再蹲半年监狱。于日军攻陷宿阳之际，被放出并委以重任。但此时已经心灰意冷，辞任返乡，没想到家乡遭此变故。想当个好老百姓都没法当，那就只好顺其自然了。松冈对方索瓦的话大加赞赏，是啊，苛政猛于虎，天下一盘沙。这句话把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说得淋漓尽致。有这样的认识，他的亲日倾向就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那是在失望、绝望之后的聪明选择。他的同胞同他有杀父之仇，而“皇军”没有；他的同胞——国民党差点砍了他的脑壳，共产党也差点砍了他的脑壳，而“皇军”却拯救了他的家人。这个中国人更懂得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和政府，因此由他协助“皇军”是再可靠不过的了。他是有信仰的，有信仰的人一旦选准了路线，就很难动摇，这是宫临济、臧云鹤乃至董矸石之流难以望其项背的。宫临济、董矸石、臧云鹤之流算什么？走狗而已，见利忘义，就像夏侯舒城说的那样，他们连祖国都卖了，当然也就随时可能把临时的、外国的主子卖得一干二净。自从有了这个方索瓦，松冈大佐就着手调整对于“皇协军”的“怀柔”政策。先是从“满洲国”又增调了两个中队东北籍士官生，再从联队抽调一批“皇军”下士官干部候补生，穿插充实到宫临济的三个团里，名为战术指导，实为思想行为监视。横向封闭，全由联队部亲善科直线联系，加之顾问和翻译人员，至少形成三张秘密网络，以防这些朝三暮四的中国人生变。同时，根据方索瓦的建议，在桃花坞建立了“王道乐土”模范区，本来松冈希望方索瓦出任区长，但方索瓦认为，由他的妹妹方明珠出面更合适。一个中国女子担任“王道乐土”模范区的区长，会更有说服力，影响更大。松冈拍案叫绝，夸奖方索瓦不仅有军事才能，还很有政治眼光。由陆安州商会夏侯舒城等人筹资，在桃花坞办起了学校、工厂、医院等等，尽管“皇军”厌恶天主教，但松冈大佐还是拨款整修了皮诺尔的教堂，表示尊重桃花坞居民的宗教信仰，同时纪念已故的方蕴初和皮诺尔先生。看得出来，这些举措是行之有效的，不仅老百姓渐渐打消了顾虑，连方明珠和他的同学也为“皇军”的宽宏大量和体贴民情所感化，医科学院的学生翟维新出任桃花坞“亲善医院”的院长，宋诗芩在方明珠兼任校长的“亲善小学”服务，担任教务主任。对方索瓦这样的人，松冈大佐自然是要委以重任的。这个人比夏侯舒城更有个性，更像个激进的中国人。因为他对中国政治不满，对于国家政权失望。一句话说到底，方索瓦认为这个国家不可爱。他为“皇军”效劳，既有思想基础，又有行为依据。为了测试方索瓦的政治素养，松冈还曾经带着他到古井坊里喝茶。在古井坊二楼议事堂里，松冈向夏侯舒城介绍说，这个年轻人是建立“王道乐土”的模范，为陆安州中日亲善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年轻人文武兼备，前程不可估量。夏侯舒城握着方索瓦的手，口气怪怪地说，久仰久仰，有志不在年高，识时务者为俊杰。早就听说方家父子两挂外国旗的故事，更听说方先生是个干大事的人，果然有胆有识，意气风发。方索瓦似乎没有听出讥讽的味道，倒也坦然，说，夏侯家族在陆安州是名门望族，夏侯先生名校出身，还望多多指教。见面情况总的看来比较融洽，但到进入深层次的谈话之后，彼此就有点互相瞧不起了。通过方索瓦同夏侯舒城的交谈，松冈进一步印证了自己对方索瓦的判断。他发现方索瓦非常崇尚西洋文化，对于本国政治文化乃至民族素质，深恶痛绝。在谈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次受辱的时候，方索瓦毫不掩饰地说，这个国家完了，不仅是封建专制的问题，也不仅是政府腐败军阀混战的问题，中国人已经堕落到了只知道活着的地步，你给他民主，他恨不得自己当皇帝。国家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就不应该拒绝发达国家的帮助。为了证明中国人的不可救药，方索瓦还举了个例子，说是在当年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时候，在山东境内因为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进攻中国的德国军队是花钱雇用中国渔民背上岸来的。方索瓦说，我的父亲在陆安州是方圆数百里闻名的好人，但是，竟然被江淮保安团逼死，我的妹妹差一点儿遭到凌辱。倒是日本军队，在紧要时刻救了我一家。所以说，是非有时候是可以超越国界的。当着松冈的面，夏侯舒城同方索瓦发生了争论。夏侯舒城说，方索瓦先生不应该把自己一家的遭遇同民族的遭遇混为一谈，也不能把民族中的一些败类理解为整个民族。这样一叶障目，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是不公允的。方索瓦说，可是这个民族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啊，我听说鲁庐战役，日本军队仅仅以不到一万人的兵力，将抗日部队十万余人打得落花流水。松冈微笑插话，是有这么回事。方索瓦说，联想到当初沿海渔民背着八国联军来打中国，我就心灰意冷，战争失利不是偶然的。夏侯舒城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民族是由人组成的，说到底民族的缺陷是由个人的缺陷堆砌的，民族的懦弱也是由个人的懦弱积累而成的，包括你和我的懦弱。我们今天都在松冈先生的支配之下，都在为日本人做事，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当然民族的懦弱也好，明哲保身也好，见利忘义也好，归根到底是由生存状态决定的。不能把账算到老百姓的头上。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连活着都成问题，他当然不可能去忧国忧民，他拿什么去救国啊？只有国家独立，才有可能改良政治，发展经济，提高国计民生水平。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他自然要守护自己的家园。方索瓦说，其实，我跟夏侯舒城先生的认识是相同的，苛政猛于虎，百姓不爱国。区别在于怎么办。老蒋号召焦土抗战，天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听起来其壮烈令人怆然涕下，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今的中国，虽然政府是一个政府，可是派系多如牛毛，国民政府根本拢不住四分五裂的局面。所以我认为，与其乱成一团，不如打散重铸。夏侯舒城说，中国并不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也不是军阀的中国，而是中国老百姓的中国。王朝之争，集团之争，党派之争，信仰之争，都不能超越国家利益。方先生说国民政府控制不住中国的局面，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国民政府本身就是脆弱的、无力的。那么，用什么来收拢民族意志呢？在救国这个旗帜下，比依赖信仰哪个政府都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松冈插话说，夏侯先生不能始终对本国抱着敌意，口口声声救国抗日，我们来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完全是为了帮助贵国摆脱困难局面，拯救民众于倒悬。你说的救国，是不是要把我们打出去的意思？夏侯舒城说，松冈先生，我说的救国，就是说，当我们的国家富强了，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帮助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但是我现在不想讨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问题。我只是想说，中国人的问题，最终需要中国人来解决。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同样，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决定我们是否能够站起来的，也只能是我们自己。松冈的脸色极其难看，说，我们到中国来，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作扶上马，送一程。有何不可啊？夏侯舒城说，松冈先生，虽然你是日军大佐，但我们都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人，我们在这里夸夸其谈是没有意义的。我只是想同方索瓦先生切磋，不能妄自菲薄。即便我们现在同松冈先生合作，我坦白地说，那也是在利益的支配下的互相利用，还有个人交情。这同根本上否定国家是两回事，同卖国更是两回事。方索瓦反唇相讥，问夏侯舒城，那么夏侯先生跟日本人合作，难道是救国？夏侯舒城顿时语塞，沉吟一会儿才苦笑说，我承认在行为上我有见利忘义的举动，因为我是商人。但在思想上，我不能鄙弃自己的国家。松冈和了一把稀泥说，夏侯先生，不管你怎样坚持对“皇军”的成见，但是，“皇军”还是很看重你的人格和风度。你和方索瓦先生都是爱国者，其实“皇军”也很器重爱国者，很尊重爱国者。热爱自己的国家是天经地义的，是理所当然的，是责无旁贷的，哪怕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在战场上厮杀，但我从内心还希望我们的敌人是爱国者，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尊，甚至是强大的和智慧的。在这一点上，二位都是当之无愧的。但是爱国的方式不同，夏侯先生坚持不同“皇军”在经济以外的领域合作，这是一种爱国；但是方索瓦先生希望借助日本文明的政治发展中国文明的经济，这也是一种爱国方式。有时候卖国也是为了爱国。也许你们是殊途同归，我希望你们好好合作。夏侯舒城说，这一点松冈先生可以放心，探讨问题不妨碍做生意。方索瓦也表示，可以同夏侯舒城很好地相处。不久，松冈向方索瓦提出，以桃花坞原区公所的二十个兵丁和方家的十名家丁为基础，增加人员装备，建立桃花坞别动队，由方索瓦出任司令。方索瓦欣然允诺，但提了两个条件，一是名称不能叫别动队，可以叫自卫团，手里有几条枪报仇、有几个人看家护院就行了；二是自卫团成立后，河田大尉手下的日军就不能再留在桃花坞了，既然是模范区，驻扎日本军队不伦不类。松冈大佐反复掂量，最后还是同意了方索瓦的条件，并且答应给方索瓦拨发一批武器。这次谈话之后，松冈大佐秘密探访了桃花坞。在方蕴初的墓前，他看见自己的挽联已被刻成石碑，竖在墓侧。松冈大佐问，你把我的祭文刻在令尊墓前，就不怕落汉奸骂名？方索瓦坦然回答，大丈夫敢作敢当，既然已经跟日本人合作了，骂不骂汉奸都是汉奸，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