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在赣南的几个县里辗转。五月十六日，接到电话通知，要我回京参加中宣部和中国作协等部门联合组织的赈灾义演活动，但我当时已在深山，交通不便是一个原因，坦率地说，那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活动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尤其是不知道会不会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有些不以为然，所以没有采取紧急行动。五月十八日晚，在一个小旅馆里，我和全国人民一起坐在电视机旁泪流满面，铁凝同志的那一句“中国作家不能沉默”，让我愧疚了很长时间。甚至连我老家的领导和我的岳母都在电话里问我，在这样重要的时刻，你为什么没有露面？我无言以对。在上犹县的一个山头上，我给中国作协的张健书记和我所在的解放军出版社的政委于丹同志打电话，希望有任务不要忘记我，他们都表示赞同，让我待命。五月二十一日，我返回北京。这时候总政和中国作协都派出了作家，但是名单里没有我，因为我不是专业作家。单位也派出了采访小组，名单里还是没有我，因为我也不是记者。我觉得我的身份很尴尬。此后我一直寻找我能做的事情，想当志愿者，也想到部队直接参战，但均被人劝阻，认为我这时候去，帮不了忙还添乱。这时候我的心情很复杂，就是到前面去，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该做什么事。就像我的一位朋友说的，我的这种瞻前顾后的表现，充分表现了我的实用主义嘴脸。我注意到一些作家和新闻界的朋友在前线的表现，愧疚日深。我感觉我已经错过了第一时间，也错过了最重要的任务，就只好耐心等待，搜集各类报道，在电视机前干着急，写了很多大而无当的诗句，甚至还创作了一个中篇小说，当然没敢发表，因为浅薄。六月中旬，抗震救灾已经进入到规范阶段，很多情况都明朗了，我认为该行动了，遂向单位打了一个报告，请假一个半月，我说我想到抗震救灾部队从容地、深入地采访一下。单位领导表示为难，因为我当时是一个编辑部的主任，身后还有几个人，长期离职，工作会受影响，而且活动经费也不好处理。我当即表示，我可以不当这个主任，按照军队行动规则，在免职之前，我已经指定了代理人，也可以由社里指定临时负责人。我的行动，经费完全自理。这样，单位才批准了我的请假报告，并且口头答应了我的辞职请求。六月二十五日我飞往成都，在都江堰采访三天，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纪实文学《绝地穿插》，的确像有些同志批评的那样，有着明显的功利色彩，我自己也觉得价值不大。此后我就进入青川。七月一日，我的老部队“猛虎师”和青川县联合举办抗震救灾文艺演出，我再次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好像突然找到了我可以做的事情，脑子一热，登台表示，灾后重建，重在人才，为支援灾区恢复和发展教育，我个人捐款二十万元人民币，每年奖励青川县文、理科高考状元各一万元，资助应届贫困大学生四名各五千元。五年后视情况续捐。这个决定宣布之后，麻烦来了。二十万元虽然只是车薪滴水，但对我来说还不是一笔小数。我给家里打电话要钱，我爱人倒是通情达理，态度肯定地说，你捐多少我们都支持，但是家里没有钱。她只答应给我六万元钱。没有办法，我只好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电话，请他们预支了六万元稿费，其余的，是找影视界一个朋友和我的乡党杜明权借的。直到七月十日，我把款打到广元市教育基金会青川县分会账户，拟定了一个“徐贵祥青川县奖励和资助基金协议”，并由我老部队的师长胡虎帅、政委李振领和青川县陈县长出面主持，搞了一个签约仪式，然后我才转道汶川。前不久，接到青川县教育局来函，介绍了我首批奖励和资助的邢飞等六名同学的情况，全都品学兼优。一位同学在给我的信中说，灾难使我们认识了很多好人，也使我们明白了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好人。这个社会给我们的每一点帮助，我们都要加倍回报，而最好的回报就是学有所成，重建家园。我欣然接受这份回报。实话说，我做的这点小事，一半出于真情，一半为了自己。我总算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愧疚也就减轻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