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之时，好戏就该上演了。
当君主一方的力量占据主动时，商朝比干的心肝就被掏出来了；当臣下的力量占据主动之时，东汉献帝就被曹操所挟持“以令诸侯”了。而当二者暂时处于平衡之时，忠良之臣就被批量生产出来了——譬如李世民的盛唐时代。
李世民和魏征就好比刘备与诸葛亮，他们都被视做君臣知遇的千载楷模。但要比起来，刘备的假惺惺与李世民实在有天壤之别。刘备在前期还比较能听得进去别人提意见，对诸葛亮等人言听计从。
大家辛苦打拼、精诚团结才有了益州的一点基业，建立了了蜀汉小朝廷。但是，在关羽死后，急于为其报仇，又妄图一举灭亡吴国，而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三国中最弱小的势力。
一场灭国之战，因为诸葛亮不同意动，刘备竟然不让这位军事天才参与。结果，夷陵之战（今湖北宜昌东南）刘备兵败身死，诸葛亮为刘备苦心经营而来的基业也大大受损。
惨呀！“三顾茅庐”“如鱼得水”的往事，似乎生在别人身上了。刘备缺乏一个政治家最基本的一些素质：冷静和自知之明。杨广则做得更绝，他是谁的好话也听不得，并且把有胆量给他进谏的大臣各个处死。弄得有才能、有远见的人，都纷纷离他而去。要么另立山头，要么另投明主。这就是历史给李世民及我们留下的一些教训和启示。善于以史为鉴、以人为鉴的李世民，自然大大不同于那些有始无终之辈。他是真正的智者，几乎完美的政治大师。能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岗位，干成事的人有地位！
除了求贤若渴、善用人才外，李世民在历史上最有口皆碑的是他的从谏如流。李世民常说：“直言进谏，才会出现天下太平。”贞观之治之所以出现，最重要的原因正是李世民敢于接受哪怕是最难听的逆耳忠言。这实际上是一个成熟的、成功的领导人必备的素质，当然也是最难做到的。换成任何人。谁愿意你的下属整天在你面前顶撞你？虽然，你可能也知道他是为了你好。李世民正在以自己有史以来最宽宏的帝王度量，为自己的帝国奠定万世基业。
李世民的人才库里，有一大批清官直臣：房玄龄、魏征、王珪、马周、孙伏伽、虞世南、李靖、褚遂良等等。同心同德、德才兼备的人才。他认为：“国家安稳的根本，关键在于得到人才”。有这样的人才观，才创造出清正廉明的“官德”“吏治”。李世民曾经问魏征“人主何而为明，何而为暗”。魏征的回答，以后成为一个著名的成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所以，他特别善于听从大臣的批评和见解。据统计，李世民在位2o多年，经常性进谏的官员有3o多人。其中仅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oo多件事，并且都是直指李世民的过失。他数十万字的奏折，都说中了当时政治的弊端，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面对最直言善谏的监察官（谏议大夫）魏征，古代历史学家甚至直接指出：“前代铮臣，一人而已”。他和魏征的君臣关系，就是一段君臣知遇的千古佳话。足以作为后世帝王垂范。而其中魏征的智慧、胆气与李世民的度量，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魏征，钜鹿人（今河北巨鹿），曾投靠瓦岗军，还曾效力于窦建德，入唐后归入李世民的死对头——李建成麾下。他本是李建成的智囊，在两兄弟斗得你死我活时，魏征曾不止一次地劝李建成必须先制人，杀掉李世民。按说李世民应该对他恨入骨髓才对，因此李世民登基后。人们都认定李世民会杀掉魏征以泄愤，其结果是李世民不但任命47岁的魏征为监察官（谏议大夫），还和他结成了儿女亲家（衡山公主下嫁给了给魏征的长子魏叔玉）。因为李世民深知魏征的能力和人品，更知道以前政治斗争的形势和如今大唐建设的需要。人家皇帝都以德报怨了。你魏征还不得涌泉相报呀。从此，他为了大唐帝国的富强，殚尽竭虑、鞠躬尽瘁！
有时李世民的主张和魏征不一致，他们就会在朝堂上争执，互不相让。到头来，几乎每次都是魏征占了上风。扭转了皇帝的错误决策。魏征经常当面批评李世民的过失，有时还会弄得他下不了台。但李世民往往能够闻过则喜、择善而从，表现出宽宏的气量。即便再生气，李世民都没有真正和这个固执的老头儿做太多计较。李世民刚刚即位时，曾下诏征兵。当时的唐律规定，年满21岁者才能入选。但封德彝建议，凡18岁以上高大健壮者都可以入选。但已经升任宰相（侍中，门下省的负责人，专门负责诏令的审核）魏征却连续4次驳回诏令，不予签。李世民愤怒地斥责魏征，魏征则反驳道：“您不是说要以诚信治理天下吗？《大唐律》是国家**，不能因为某个人的一时喜好而朝令夕改，从而失信于民。以后怎么能够以诚信治天下呢？”李世民听后沉默了片刻便转怒为喜、知错就改了，当即废除了这道命令。
李世民对他敬重之余还有几丝畏惧，怕自己一旦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他又会喋喋不休。有一次李世民得到了一直很好的鹞子，正在把玩，看见魏征来了，就赶紧藏到了怀里。魏征其实早就看见了，却假装不知道，所以故意说话很慢，还说了一堆鸡毛蒜皮的实情。等他终于走了，那只鹞子竟然已经被闷死了。鹞子无辜，可惜来错了地方；李世民可爱，竟然给予魏征如此的信任和耐心；魏征很有招，他硬是用这样的方法迫使李世民戒除了偶尔的不在状态。
魏征还在他著名的《十思疏》里，对所有领导者提出了1o项忠告。他告诫领导们，重任在肩，凡事一定要做到“十思而后行”：
其一，当滋生贪念时，要想到知足；
其二，当想大兴土木时，要想到停止；
其三。当身处高位、自满自恋时，要想到谦卑；
其四，当自鸣得意、忘乎所以时，要想到自我克制；
其五。当企图安逸享乐时，要想到勤俭节约；
其六，当自己快乐时，要想到忧患；
其七，当担心被小人蒙蔽时。就要多多听取众人的意见和劝告；
其八，当反感奸臣陷害忠良时，就要想到增进自己的品德和智慧；
其九，当要奖赏某人时，就要反思自己是否是因为个人喜好而轻率重赏；
其十，当要严惩某人时，就要问问自己是否只因为一时之气而盲目重罚。
魏征认为，只要能从这1o个方面去考虑问题，再把权力交给有才干的人，皇帝即使什么都不做。天下都可以太平。魏征事事都从李世民的统治利益考虑，情真意切，使皇帝陛下很受感动。他的这篇奏折，已经可以使他名垂青史。其在历史上影响很大，经常被后人引用。这其中，其实并没有提出多少新的、突破性的建议。只不过他总结得很细、很全面，并且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到了皇帝的自身反省上。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便是不平凡！我们不能对他有过多苛求，他已经很不容易了，运气也很不错。我们应该庆幸他得遇明主，并且对权力运行的规则很熟悉。在那个时代不靠皇帝自己觉醒。还能靠什么呢？难到真能有哪项制度或法规能够对皇帝形成有效监管和制约吗？我们应当向魏征致敬，更向李世民大帝致敬！
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啊！李世民和魏征之间也并非默契异常地像夫妻一样，你一提意见他就听。都能当即虚心接受。虽然，魏征提的绝大部分意见和建议都很有道理，李世民也是聪明绝顶的人。但是，魏征的进谏方式确实经常很唐突、很直接，而李世民作为皇帝毕竟也有他领导人的架子、面子和自己的判断力。所以，他们之间经常也会起一些小摩擦。最严重的一次。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632年，魏征在大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指责李世民的一条条过失，一点也没给李世民面子，使李世民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他当即大怒回宫，对前来迎接长孙皇后下狠话：“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庄稼汉！”长孙皇后问庄稼汉是谁？李世民说，“除了魏征还会有谁？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长孙皇后听了此话后，立即穿上皇后朝服，向皇帝郑重参拜：“祝贺您得到了一位正直的大臣。因为有了英明的君王，才有正直的大臣。”面对这样贤明的妻子，李世民的火气即刻烟消云散，又开始想到魏征的好了。
643年，64岁的魏征去世。李世民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感慨地说：“用铜做镜子，可以整理衣服帽子；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成败兴衰；用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
我曾经有过这样三面镜子，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就失去了一面镜子呀。”李世民还曾说道：“在我登基以前，跟随我南征北战平定天下的，房玄龄功不可没。
我即位以来，尽心效忠、进献忠言，安定国家、利于人民，帮助我成就今天功业，被天下臣民称道的只有魏征！”魏征的两篇在后世广泛流传的文章——《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都是对李世民进谏的经典奏折。
因此，尽管有太多不足与外人道的隐情，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关系仍然显得难能可贵。二者相互塑造，使得君成了明君，臣成了良臣，为万恶的君主**抹上了一丝“民主”的霞彩。
所以，魏征是标志性的人物，他一个人洗净了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身上的鲜血，平复了李世民大帝失衡的帝王形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李世民在砸过魏征的墓碑不久，就找了个机会予以重修（魏征过世后，他先前极力举荐的杜正伦、侯君集都参与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
李世民又得知，魏征曾将其劝谏的奏章交给史官褚遂良。只顾自己扬名，全然不顾此举会给皇帝抹黑。因此，盛怒下的李世民派人砸毁了自己题写碑文的魏征墓碑。
1年后，李世民亲征高丽受挫，更加怀念魏征。又下令将其墓碑修复，并慰问其家属）。毕竟，皇帝的面子、帝国的尊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要大于君臣之间的个人恩怨。这样的道理。雄才大略的李世民当然比谁都知道。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真乃金玉良言。有着强烈危机意识的李世民，把这句话作为自己虚怀纳谏的行动指南。他对进谏有功的大臣进行大张旗鼓的奖励，所以敢于向他进言的大臣不断涌现。
曾经做过监察御史的马周，在为官的十几年里。所上奏折大多都是挑拣李世民为政过失的。他告诫李世民：“我听说天下应该以老百姓为根本”。“以人为本”，也被李世民视为治理天下的法宝。
后来马周生病，李世民亲自给他调理汤药。还有些人矛头直指李世民的一些生活作风，宰相王侍中晋见李世民时，看见已经败亡的庐江王李瑗漂亮的妃子竟然站在皇帝身边。就故意问这女子是谁？李世民说：“这是庐江王的妃子。庐江王听说她颇有姿色，就杀死了她原来的丈夫，将其强行占为己有。
如此暴虐不仁，怎能不灭亡！”王侍中问：“那您认为庐江王是对是错？”李世民说：“杀人夺妻，还有什么是非可言！”王侍中反唇相讥：“您既然知道庐江王做错了，为什么又把他的姬妾据为己有。这不是重蹈庐江王的覆辙吗？”这不留情面的话，竟使李世民大为感动：“不是你直言提醒，我险些也做错事了。”李世民当即派人把该女子送出宫，并对王侍中予以嘉奖。
但总体看来长孙皇后逝世后，李世民兼听纳谏的作风似乎变得越来越淡。征民力，大兴土木，也再不像从前那样谨慎。即便如此，大唐积聚起来的巨大能量，已经足以让他解决一个长久以来萦绕在他父子心头的大问题。那就是——突厥！
李世民登基后，在处理突厥的问题上。充分展现了自己深远的政治谋略、宽宏的气魄度量和纵横捭阖的凡能力。他既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大家，又是身经百战的统帅，加上身为皇帝、大权在握。所以，他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显得游刃有余、驾轻就熟。
李世民对突厥内部情形也了如指掌。能充分利用他们各个部族之间的矛盾，不断对其进行分化瓦解。李世民了解到，东突厥此时的一把手颉利可汗与二把手突利可汗矛盾很深刻。突利可汗是前任可汗始毕可汗的嫡子，颉利可汗的侄子。619年始毕可汗死后，他的儿子什钵苾（即后来的突利可汗）年龄太小，不能马上即位。于是就立了始毕可汗的弟弟俟利弗设，这就是处罗可汗。
不到1年处罗可汗就死了，又把汗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咄苾，这就是颉利可汗。也就是说突厥可汗大位最合法的接班人什钵苾在干等了很多年后，眼看着这个位置在自己的叔叔间流转却始终到不了自己手中。已经成年（时年24岁）的什钵苾，心中的怨恨也与日俱增。
颉利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位前太子的不满与威望，所以在即位后就立他为突利可汗，掌管突厥东部的事务，统治契丹、靺鞨等民族，他自己做大可汗。但是，突利同时又增加了自己几个弟弟的权力，对突利处处防范。因此，突利和颉利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调和。而这种突厥国内的上层矛盾，又被明察秋毫的李世民捕捉到。李世民通过各种渠道，对突利示好，暗中地分化突厥贵族阵营，削弱其实力。
当然，除了高的政治智慧外，真正使李世民骄傲的是唐朝国力的恢复。在现实政治中，永远都是有实力才有魅力！李世民逐渐建立了一支自己的骑兵队伍，甚至引进突厥战马，勤加训练。当马匹开始和战士结合，强悍的战争机器——骑兵便崛起了。
正是有了配备精良马刀的优秀骑兵的支持，才有类似于西汉大将陈汤“侵犯大汉的，即使再远也一定要消灭它”（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般的豪言壮语。始有强汉，后有盛唐。后来，强大的唐骑兵高举着马刀，身体同马背成45度夹角，一路砍杀，一直打到了中亚。
理由很充分了。接下来，中国历史上最为传奇的两幕好戏就要上演了：不可一世的突厥颉利大可汗，两次被李世民大帝三言两语打回老家了。你说奇也不奇？
第一件奇事：
《旧唐书?突厥传》记载：武德七年（624年）八月，颉利、突利两位可汗共同率领举国之兵侵犯唐朝。占据原州（今宁夏固原），连营绵延不绝。
李世民受命统兵抵抗，屯兵于豳州（今陕西彬县），李元吉给他打下手。当时关中地区霖雨不断，运粮的道路受到阻隔，将士们都十分忧虑。恰在此时，颉利和突利率领1万多骑兵杀到豳州城西，占据高地、准备冲锋。大部分将士们，包括李元吉都惊慌失色。
李世民亲率1oo多亲兵，打马来到突厥阵地。告诫他们说：“大唐曾和你们盟誓互不侵犯，你们为什么违背诺言深入到我们的领土？
我是大唐秦王李世民，特意来和你们决战。你们可汗如果自己来，我可以和他单打独斗；如果想一起上，我只凭这1oo人马就足够了。”好了，你们放马过来吧！
颉利此时还没摸清唐军的实力，但是完全被李世民的气势完全镇住了。所以，只能憨憨地笑而不答。李世民又驱马上前，对突利说：“你以前和我盟誓，有什么事要相互照应。
你现在领兵前来，为什么不顾及当年的兄弟之义？你出阵来，我们俩一决胜负。”突利也不知如何答话，可能也正想借李世民的声望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呢。
李世民又上前，快要渡过沟水。颉利看到李世民异常轻松镇静，又听到李世民和突利讲兄弟之义，怀疑突利和李世民早有勾结。所以，派遣使者对李世民说：“您不用过河，我没什么恶意，只是想和您共同商量和决断一些事情而已。”
于是，双方都不战而退。一场恶战，就这样被李世民化解于无形！又减少多少生灵涂炭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