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后不向任何反对她的势力退让的态度是坚定的，是一以贯之的，如同她在牵涉到重大切身利益从来就没有退让过一样，她不会在武力威慑面前妥协。这一点，作为长期在武后身边的的裴炎是最清楚不过的。
武后根本不会相信，在以武力相胁迫条件下的求和与退让，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也不相信，他们拥戴中宗这样一个羸弱的皇帝，在她还政皇帝之后，能够俯称臣并保她独善其身。这是一场类似于清君侧的举动。武后认为，作为一个饱学之士，裴炎不会不了解历史上所谓清君侧的后果。
早在汉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忧虑宗室诸侯强大了朝廷不能够制服，为了稳固汉室，他向皇帝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皇帝削减他们的土地，收回他们的旁郡。他的请求得到皇帝的认可。于是，晁错针对如何限制诸侯，修改的法令有三十章。
晁错的举动，令诸侯哗然。之后，吴、楚七国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起兵造反。危急关头，大臣袁盎明知吴王有阴谋，却请皇帝杀晁错以安抚七国。
结果是，杀了晁错，吴、楚七国并未就此而退兵罢休。原来，吴王蓄意谋反已有几十年，这次因削减他的土地而怒。他利用诸侯维护自身利益心切，联系其他六国起兵。
显而易见，在吴王那里，起兵本意并不在晁错，而在于以清君侧之名，行撷取皇位之实。看清了吴王的险恶意图，最后还是景帝派重兵对他们进行围剿，以杀叛军十余万并吴王被追杀、其他六王失败后自杀为结局，才使这场七王之乱得以平息。
然而，汉景帝听信那个嫉能妒才的大臣袁盎的谗言杀害忠臣晁错，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前车之鉴，裴炎可以置之不理，武后却不能不高度警惕。
她既不能轻信宰相裴炎之言。又不能对打出拥君旗号的造反者有任何的侥幸之心；即便还政于皇帝，也不能由他们来左右，何况在武后的远大目标中，此时根本就没有还政于皇帝的打算。
武后问策裴延。并不是她要借助裴炎的智谋，她知道国难当头，作为当事者，靠的还是自己的能力和主见，她所需要的只是裴炎的一种与己合作的态度。并通过裴炎的态度来影响其他大臣，与她共度难关。在失去重臣裴炎支持的时候，武后只能直接面对这场叛乱危机。
这是自大唐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内乱，对武后来说，则是一场真正的生死较量，直接关系到武后今后能否在朝廷有立足之地。突如其来的冲击，前所未有的挑战，激了武后放手一搏的巨大勇气。这种勇气来自她一以贯之的自信，来自她面对劲敌敢于挑战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刚毅性格。面对种种不利与不测，武后沉着冷静。从容应对，积极化解。
先是令楚州司马李崇福率所部三县之兵力以抗衡，随后，又针对徐敬业一伙打出“匡复唐室”的旗号，大胆启用大唐宗室后裔淮安王李神通之子李孝逸为统帅，侍御史魏元忠为监军，抗蕃名将黑齿常之为江南道大总管，七天之内调兵遣将三十万，锋芒所向，直逼扬州。武后的用意就在于要让天下人明白。武后是大唐江山的忠实维护者，已经得到大唐王室的支持和拥护。
正是这些深得武后重用、建功心切的宿将名士，在关键时刻大显身手，大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一个月之余就顺利平息了这场叛乱。这是取得宫廷之外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武后动用干戈处理内乱的第一次尝试，虽然是迫不得已，然而，她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胆量如愿以偿地战胜了自己的敌人。
这次平叛的成功，使武后明白一个道理。面对强大的敌人，不能有任何的畏惧和妥协，因为任何妥协都意味着姑息和怂恿，意味着作茧自缚自取灭亡。只有强势出击，血刃相见，才能威慑天下。
裴炎事，武后命御史大夫骞味道、御史鱼承晔对裴炎进行鞫审。有御史崔察闻而上言：“裴炎伏事先朝，二十余载，受遗顾托，大权在己，若无异图，何故请太后归政？”意在附和武后、指出裴炎有异心。而凤阁侍郎胡元范却上奏：“炎社稷忠臣，有功于国，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
其他文武大臣证实裴炎不反者也不在少数。然而，此时的武后，对裴炎是否蓄意谋反已不愿再做深究，她所痛恨的是裴炎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对自己的背叛，虽然这种背叛可以以忠于李唐皇室的种种理由为其开脱，但对于深明治国之道的武后来说，却容不得她心慈手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李敬业的造反岂止是一个还政于皇帝可以了得！
在纲常伦理的天平明显向着他们倾斜的时候，一旦他们能够得逞，他们完全可以煽动多年积蓄的宗室仇恨，置武后及其追随者于死地。裴炎难道不知道那位临海县臣骆宾王，在那篇充满煽动性和蛊惑力的檄文里，不是以仇恨的口吻在声讨武后吗？
尽管武后很欣赏他的文采和才华，但那毕竟是杀气腾腾的宣战书！造反者能够得逞，那些只可利用不可信任的大臣在树倒猢狲散的情况下，又有几个不会反戈一击？
皇帝是自己的儿子，一旦受制于他们，即便裴炎他们能够辅佐扶持，李敬业他们这些靠武力制胜的家伙能够在皇帝面前俯称臣吗？
她清楚地懂得，退让与妥协，其所否定的就不仅仅是她现在的行为，而是到现在为此的所有作为。那样，她所做的一切都会前功尽弃，一生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多年的宫廷抗争，几番腥风，几番血雨，真正懂得治国之道的只有武后自己！
而其中的艰辛和凶险也只有武后自己才能体会。大唐江山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她半辈子斗智斗勇才得以传承，她的所作所为不允许她有丝毫的闪失。
她所能够承受压力和所担当的责任已经远远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她可以毫无保留地为大唐江山付出一切，甚至铤而走险；而裴炎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个人的声誉和地位。
一个默许属下造反，在关键时候又只求保全自己声誉、地位而置武后乃至皇室死活而不顾的大臣。哪怕有多大功劳，有多少人为其辩护，他都必须死，这就是最好的裁决！那些群起为他说情的朝臣也必须分化瓦解：凤阁侍郎胡元范、侍中刘景先下狱。宰相郭待举贬为太子左庶子。
宫廷法则容不得别人分辨，也容不得她有半点的心慈手软！时隔不久，单于道安抚使、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自认为战功卓著且手握重兵，是武后的得力助手，可以为裴炎鸣冤。便以密函向武后求情，武后再次果断出手，利用程务挺麾下偏将裴绍业将程务挺斩于军中。
裴炎死了，死在他多年崇拜和追随的偶像手下。其实，裴延在喊出“请太后还政皇帝”的时候，就知道他同武后已经是恩断情绝，也知道其后果和结局。
裴延所要坚守的是大唐秩序，所要维护的是大唐正统，扬州叛乱事实本身已经与他毫无干系，他对大唐皇室对武后的恩怨是非就此作罢。能够守住的和不能守住的也就此了结。
他不想为自己申辩，尽管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为自己申辩，他是先帝高宗重用的大臣，同样也是武后重用的大臣。
然而，在如此局面下，除了事当时支持武后，其事后所有的申辩都已经于事无补，况且他所接受的全部教育，他所恪守的伦理道德，不容许他对武后再做出妥协。这是他安身立命的全部依托，也是他作为忠于大唐皇室之大臣的全部操守。裴炎也曾妒贤忌能，伤害过朝中大臣，并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那是开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献定襄所获囚俘，他在明知裴行俭许愿囚俘不死才使他们投降的情况下，以“伏念是程务挺、张虔勖逼近营地，加上漠北回纥南向进逼，走投无路才投降的”上奏，杀阿史那伏念、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令裴行俭感伤不已：“但恐杀降之后，无复来者。”裴行俭因此称疾不出。
这种妒能害功的行为，也曾引起朝中其他一些大臣的不满。尽管如此，与他对大唐皇室的忠诚和为朝廷所做出的贡献相比较，仍不失为小过，不会引起他更多的内疚。同时，裴炎多年从政，自然明白宫廷法则，更知道为官当政的风险。
如此等等，在他刚拘捕入狱，左右之人劝他对使者说些卑谦的话以保全自己时，他留下坦然的一句话，那就是“宰相下狱，哪里有再保全的道理！”最终没有屈节。这或许使武后乃至天下在他死后能够看重他的人格。
李敬业以“匡复唐室”的旗号起兵造反，也彰显出武后以太后之身临朝称制的尴尬。对已经掌握或操纵皇权的她来说，自然不甘于屈居于皇太后之位，在她心目中，大唐江山的继承非己莫属。因此，在扫除朝廷内外障碍和壁垒的有利条件下，武后加快了称帝的各项准备。
她几经淘汰，提拔了裴居道、韦思谦、苏良嗣、魏玄同等几位声誉俱佳政绩卓著的大臣为宰相，又重用黑齿常之、李多祚、权献成等名将，稳定了朝政；抽调精通法律的专门人才整理修改自唐初几十年来实行的律令，编成了《垂拱式》二十卷、《垂拱留司格》六卷及《垂拱新格》二卷；撰写《臣轨》成书一部，普赐群臣，以教为臣之道；吸取李敬业叛乱的教训，大力提高御史台的监察权，加大对地方官员的督察，在《垂拱格》中明文规定，监察御史、侍御史每年分春秋两次定期出巡全国各地，监视督察各地官吏。武后认为，在经历这场内乱并一路扫清政敌之后，代唐称帝已刻不容缓。
就自己为这个朝代所付出的心血而言，这是应该得到的名分；没有更为稳妥的退路，这也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只有明正言顺地称帝，才能使自己多年所付出的心血不至于付之东流，才能实现自己更为远大的抱负。
改朝称制的进程按照武后设置的步骤正在加快，一切都是乎得心应手。在经历了一场大扫荡大清洗之后，宫廷内外。为武后的智慧而信服者有之，更多的是为武后的强势而畏惧而膜拜。
于是就有上天垂像，就有瑞石出氾，如此等等。武后非常清楚。在一个崇尚力量、崇尚天命的时代，没有比强势作为的手段和君权神受的声誉更为重要。称制路上，她需要天下认可，需要有更多的人与她携手同行。
然而，她可以广开仕途。网络天下人才，却很难解开士子们的儒家情结。就在裴炎、胡元范、刘景先、郭侍举这些昔日的追随者分道扬镳之后，凤阁侍郎刘祎之又一个以维护皇权之名与她分庭抗礼。
作为北门学士之的刘祎之，是武后多年培养并委以重任的大臣。这个以“推善于君，引过在己”的名士，其才华和人品深得武后信任。早在高宗晚年，协助皇帝处理朝政的武后深感朝廷人才青黄不接，自己在朝廷更是举目无亲、势单力薄。
于是，她沿用先帝李世民开设学馆、延揽四方贤士之法，招纳了一批位卑势微而又才学俱佳的学士。云集在自己的麾下，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北门学士。
北门学士的前身名翰林院，是朝廷集结合练、僧道、卜祝、术艺、书弈等人才的重要场所，亦是名儒、学士以术艺类常居其所（昭文馆），他们以各自的职能分门别类，由朝廷供养，直接为朝廷服务。
由于他们常于北门候进止，乾封以后，始号“北门学士”。武后利用这些儒学名士编纂文籍，又通过高宗让他们在幕后参预决策时政。以分散宰相权力，并以此培养他们的理政能力。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便是刘祎之。
还在少年时期，刘祎之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即以文藻知名，被时人号为刘、孟、高、郭。一同在昭文馆当值。上元中，刘祎之迁右史、弘文馆直学士，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韩楚宾等皆召入禁中。在武后的精心培植下，刘祎之与同为文馆的周思贸、元万倾、范履冰等这些被召入禁中的年青学士，一个个脱颖而出。成为武后的得力助手。武后善于扶持弱势群体，虽然这个群体并非都出身寒门，但他们没有特殊的背景，也没有任何爵位以资骄傲，但他们都是饱学之士，有着比常人更为远大的抱负。
在武后看来，任何才华出众而又有远大抱负的人，总有那种出人头地的渴望和实现远大抱负的欲求，他们寄希望于别人的现和扶持，使他们的才华得以施展；而当他们得到现和重用，其感恩之情不言而喻。
就当时而论，与朝中那些重臣相比，他们还只是一帮无足轻重的弱势群体。然而，弱势一旦被培养成为强势，就会成为不可低估的力量。
武后欣赏他们，是他们锐意进取，意气风，文笔飞扬的士子才华，武后重任他们，是他们对朝廷对武后的耿耿情怀。他们恃才傲物不拘小节的行为不时受到非议，常被正人君子所不屑，但却被武后所庇护所器重。
他们不是深入敌营冲锋陷阵的勇士，却为武后改朝称制打下了基础，又在不经意之中为新朝的建立拉开了序幕，奏响了序曲。在他们的心目中，武后是他们的恩师，是他们仕途的栽培者和引路人。他们崇拜智者和强者，佩服武后的智慧和强作为，常常会被武后那双明察秋毫的慧眼所折服。曾几何时，他们春风得意，领尽，都以能为取得武后的信任而自豪，也以能为朝廷尽职尽忠而欣慰。
然而，刘祎之他们接受的是纲常伦理的传统教育，其治国施才的全部理想和信念都在于维护国家之正统。裴延事件之后，他们对武后的行为越来越不能理解，对武后的感情也越来越复杂，他们很难接受武后离经背道的行为。同其他北门学士一样，刘祎之崇拜武后，是武后的强作为和智慧，而不是心灵的征服。在特定的情况下，刘祎之也曾做出了有违宫廷常规的事情，并由此付出了代价。刘祎之的姐姐是宫里的女官，武后派他去武后母亲荣国夫人家看病，刘祎之却通过贺兰敏之去荣国夫人家看望姐姐，结果被流放好几年。
然而，刘祎之绝不会从大节大义上怀疑和背叛纲常伦理。因此，他们为武后所做的一切，最终都要回归到正统的轨道上来。此时的刘祎之是痛苦的，昔日的恃才傲物，却掩盖不了他一如既往的士子情怀。他饱读经书，虽不刻意循规蹈矩，然深明朝廷乃国之公器，非帝王也非朝臣之己私，他所要维护的是国之公器，而不是家天下之一己私利。
他根据自己对大唐王朝的认知与认同，全身心地把自己融入这个王朝，并用自己的才华和忠诚维护着这个王朝，十分珍惜为之所付出的一切。
他看重国家之正统，积极支持皇帝李旦上台，并把辅佐皇帝看成是应尽的责任，而不愿意为支持武后而背叛皇帝，背叛大唐之正统，原本就是要忠于皇上，恪守为臣之道！他在等待，他的同僚也在等待，等待太后理性的回归，最终还政于皇帝，名正言顺地让皇帝一统江山，更期待着皇帝在他们的辅佐下成为旷世明主。然而，他们等待来的是截然相反的结果，是武后的所作所为同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渐行渐远。
事实是，刘祎之他们或许未能明白，他们从被武后召入禁中那一天开始，在武后的牵引和影响下，就以北门学士自成一体的独有风格和姿态参与朝政，其思想和行为，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已经融入到武后的势力范围，是武后制政、施政的重要力量和得力推手，早已成为“二圣”旗帜下难以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