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洛受图大典终于如期举行。垂拱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身为圣母神皇后的武后，率文武百官于洛水，接受一块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瑞石。这块出于洛水之石，被武后称之为宝图。其实，所谓的瑞石或宝图，乃是魏王武承嗣伪造，令雍州人唐同泰上表称从洛水获取。
武后当然知道这其中的奥妙，现实的需要促成她的心照不宣，而那块瑞石也就显得弥足珍贵。以后，武后又将“宝图”改称为“天授圣图”，封洛水神为显圣，加位特进，并立庙，就洛水则置永昌县。
这是一场盛况空前的庆典。在经历了平息越王父子叛乱这样一场波折之后，它一扫朝廷上空的阴霾之气，犹如风雨过后出现的彩虹，整个庆典五彩缤纷；而那神秘莫测的气氛，离经背道的作法，又使整个场面光怪6离。
然而，喜庆的表象丝毫掩盖不了咄咄逼人的气息，彰显出的是君权神授的威力，再一次凸显出武后的非凡勇气与胆量。而那不符常规、近似荒诞的做法，也多少看出武后此举之无奈。
向着改朝称制的目标一路走来，武后瞻前顾后，自始至终都盯着现实中的每一步，不允许她有丝毫的犹豫和闪失。她不可能完全预见称制路上还有多少明礁暗险，但至少可以明白，最大障碍莫过于纲常伦理。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那些为维护天子权威和天下秩序的儒家经典，被演绎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的纲常伦理，就此形成了以帝王为主宰，男尊女卑、上尊下卑的大一统格局。
就武后就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王朝而论，这纲常伦理所形成的成规，是武后必须维护和遵守的；而在此之前，要实现自己的抱负，这在客观上无疑又成了她称制路上的桎梏，成了套在她脖子上的一根根绳索。
你想摆脱它。它却要死死缠住你，让你喘不过气来。由此，称制路上，冲突时常生。这种冲突。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集中体现在与皇室、与大臣的生死角逐。
她可以用智慧和才能来驾驭群臣，也可以用强力和非常手段来扫清障碍，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在纲常伦理面前。她的坚毅与果敢，却显得苍白无力。
有时候她会觉得纲常伦理就像是秋天里的风，在卷起落叶的同时，把她也同时卷起，使她不得不随它一起飘舞。
又像是一张无形的网，一张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网。一边是纲常伦理，一边是忤逆而行，她所走出的每一步都绕不过这张网。
为了冲破这张无形的网，从争取皇后到辅佐先帝，她不得不以卑微之身处处设防。又不得不使尽浑身解数奋力搏击，至今二十余年，却始终遭遇着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随着改朝称制的日益迫近，这种局面更为突出。
这张无形的网，无疑就像一根根利器。利器之下，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那些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大臣。
为了打破格局，织出另外一张网，一张能够网住天下、网住士子百官的网。武后巧妙地借助天命，充分利用母后这一特殊身份的影响力，突出君权神授，彰显女主临朝的天子本色。试图通过平衡儒、释、道，从中寻求突破。
圣人受命、天降符瑞、推德定制，这是自汉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观念。武后临朝称制，没有充足的理由打破国家正统，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废除现有的秩序。
因此，她不能同传统的纲常伦理对抗。也不能从根本上否认儒家的治国理念。
一个简单的道理，破旧如果不能立新，朝廷乃至天下无所适从，其结果，只会造成混乱，动摇甚至否定她的整个执政基础。
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尽管她一次次受到儒家伦理的伤害，却又不时地为儒家的纲常伦理抽丝结网。这似乎是一件艰难的事，但她必须这样去做，而且是心甘情愿去做。
同时，她又要摆脱儒家纲常伦理对自己的掣肘，她非常清楚，如果严格按照儒家的纲常伦理行事，那将一事无成。
如果说，对付以武力相对抗的敌人，需要的是勇气和胆量，那么，对待儒家的纲常伦理则需要高的智慧和不同凡响的手腕，这就是立足现实，另辟蹊径，自寻出路，在实际操作中不断进行变革。
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要找出更多的证据证明自己就是那个受命于天的女皇帝。
身为皇后且主政多年，武后熟悉皇家诸多礼仪，也自然懂得君权神授之要害，曾参与高宗各项皇室祭祀活动，麟德三年春正月，高宗升泰山行封禅之礼，武后即为亚献；她还以皇后名义多次祀先蚕于北郊。
这是皇室的荣耀，象征着皇室牧民天下的至高权威和尊严。正是这皇家礼仪启迪了武后，使她懂得如何宣扬天命，如何利用天命。
在临朝称制后，武后就把一切礼仪规则演绎成与天命相呼应并为己所用的成规。武后一向都是自信的，从来都未曾怀疑过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深知这些事情只能一步一步去做，功到自然成。
为打造声势，武后在东都洛阳建造气势恢宏的明堂，其前后还配有独具一格的应天门和天堂。
工程落成后，武后着天子衮冕礼服，率文武百官祭祀李氏皇室暨武氏之先祖；之后，又驾临万象神宫内接受群臣朝贺，并于明堂设宴，大飨群臣。
还置铜匦于午门外，设延恩、招谏、伸冤、通玄四箱，借以广开言路，招贤纳谏，探测天象民意，受理冤案申诉。武后崇尚佛学，尤其是对华严宗、北宗禅情有独钟。
与早期先帝太宗崇尚佛学不同的是，武后在推崇佛学的同时，又别出心裁、苦心积虑地将儒、释、道加以组合，经纬交错，抑扬有度。把其演绎成有利于她称帝的重器。武后不想把任何一种教义绝对化，
就是不想被某一教义捆住自己的手脚；她可以偏爱某种教义，但现实之中又容不得她迷恋某种教义，在很大程度上。她只能把这些教义变为为己所用的工具。
白马寺主薛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陈述符命，言则天是弥勒下生，来做阎浮提主，唐氏应当衰微。武后下制将《大云经》颁布天下。
每个佛寺收藏一本，令僧人于高处讲说。凡此种种，武后就是要在称帝前夕，需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合理而有信服力的诠释，包括过去的现在的还有将来的，
一切都要在天命的演绎下使之顺理成章，使之名正言顺，一句话，就是要把自己天子配享明堂的戏做足够，做充分。也为日后巩固皇权打好基础，开辟前程。
她自己可以怀疑天命，但决不能让天下人怀疑自己女主天下的身份，以至于在自己已经称帝之后，还要为前朝的李君羡平反，而其中所牵涉的事件，更是对她称帝前后产生过深厚的影响。
早在服侍先帝太宗时期，当时被册封为媚娘的武后，就依稀听到过武媚娘的传说，其实。那只是一流传在坊间的与自己的赐号同名的小曲，纯属巧合。以后，就有错杀李君羡的真实故事。左武卫将军李君羡，军功极高。深受太宗器重。
太宗创业之初，他曾跟随太宗征讨刘武周和王世充等，每次作战一定单枪匹马冲锋陷阵，前后赐给宫女、马牛、黄金、杂綵等不可胜数。
太宗即位，多次迁任后为华州刺史，封武连郡公。宿卫玄武门。当时，屡有太白星于昼间出，太史占卜言：“女主昌”，期间，民间又传“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令太宗李世民甚为不安。一次，太宗召集武官在内廷饮酒，行酒令时让众人各报自己的小名。李君羡自报小名为“五娘子”。
太宗愕然，又因为李君羡封邑的属县中有“武”字，从而怀疑李君羡就是那个将要代唐的女主；李君羡后出任华州刺史，有御史奏其与妖人交通，谋不轨。
太宗借机坐诛李君羡，籍没其家。就当时或以后相当一个时期而言，无论是武媚娘还是后来的武皇后，都未曾相信这样一些故事，更未曾将这些故事往自己身上靠，皇帝杀不信任的大臣乃司空见惯，何愁没有借口！太宗即使怀疑，也应该怀疑她这个武媚娘，而不应该是李君羡。
不过，武媚娘当时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女才人，何况还是一个与皇权毫无关系的女人！就此而言，不但太宗不会怀疑，就连自己也不会相信。
只是后来随着朝廷的一系列演变，武后地位在不断地生变化，她或多或少开始相信天命，相信那个“女主昌”，那个“唐三世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就是自己！即便如此，武后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她知道，要驾驭天下，需要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
原因很简单，大唐江山是靠李渊、李世民等用实力打拼出来的，太宗李世民能够做皇帝最终也还是以自己的实力做保障。她相信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借助天命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取得天下的认同。
况且有了天命作庇护，就有了君权神授之名正言顺，任何纲常伦理的说教都要为之让步，为之开道。
上得天意，下顺民意，这就更加坚定了武后对天命、对君权神授的极力推崇。于是，就有了拜洛受图之盛典，以及以后的种种举动。
按照武后举事的风格，一件事情既然做了，就要做得有声有色，毫不含糊。有了“天授圣图”，紧接着，就是要大张声势、堂而皇之地接受，让天下人都知道天意果真如此，天意不可违背。
天寿二年，当有人为李君羡上书鸣冤的时候，武后毫不犹豫为其平反正名，追复官爵，以礼改葬。
武后这一举动要向天下证明的是，那个“女主昌”的传说，它所预言的就是现在的武太后，而不是昔日的那个小名为“五娘子”的李君羡。
一个被遗忘的、多少带有牵强附会的故事，被武后重新拾起并巧妙地加以利用，成了武皇巩固皇权的重要手段。
这是自拜洛受图之后的又一举措。虽不及前者那样声势浩大，但作为武后宣扬天命之一脉相承，却更为切中实际，更能征服人心。
其实。故事的真实性已无关紧要，犹如洛水宝图的真伪无足轻重一样，武后需要的就是这种扑溯迷离的传说，也需要宣染这种神秘莫测的气氛，天意本身不就是虚无飘渺的么！
包括朝臣在内的天下人。也在逐步接受一个即将称帝的武后。他们看到了一个强势作为和非凡智慧的武后，一个与帝王相匹配的武后。
在天下人看来，不是上天的刻意安排，能有此等驾驭天下的神女出现吗？普天之下，自古至今，没有比天命更为神圣，更为震撼人心的了。
那牝鸡司晨、女主天下的阴影在人们的头脑中慢慢地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圣母临人之神圣光环。人们开始敬畏和折服于武后，为武后唱和之声愈来愈多，拥护的队伍也愈来愈大。
事实是。一个强势的智慧的人，总能得到更多人的拥护和支持，何况天意民心有利于武后改朝称帝！而那些抱有怀疑、抵触甚至坚决反对的士子学者或大臣，
他们在既成的事实面前，要么在关键的时候与武后分道扬镳，要么畏其强迫其势而默默地承认和接受。武后的策略是，对那些反对者，哪怕他有多大的功劳，有多大的能耐，都毫不留情地制裁；
而对那些愿意与己合作者。哪怕是违心的，甚至是投机钻营的，也都一概予以接受，并委以重用。其目的就是要分化、瓦解和彻底孤立那些与己对抗的强硬派。
武后相信，天意所要确定的也无非是君主对天下利益的控制和宰割，无论是纲常伦理还是道德教化都必须建立在现实利益的基础之上，利益的**会使一些人做出务实的选择，即使是那些信守纲常伦理的清流之士，在既成的现实面前。他们也会做出与武后合作的明智选择，而那些死抱成规不放的毕竟只是少数。
皇帝李旦在母后的心目中是一个难成大器的皇帝，比起皇子李显，他显得更为柔弱。他是母亲的乖顺儿子，却不是一个可以当担天下大任的好皇帝。
李旦是母后的幼子，在母亲那里他得到了更多的母爱和关切。他由此养成了依赖母亲的习惯，在母亲面前表现出皇家少年少有的顺从。他未做过太子，在皇室众多的皇子中，也轮不到他做太子。
由此，他一直远离势力争夺的漩涡，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狭小的人际圈子里，识字读书，钻研学问，而没有经受皇室更多清规戒律的束缚，这使他有了较多的自由，也有了更多的个人兴趣和爱好；加上侍臣刘祎之的多才多艺，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他在才艺方面更胜于其他皇子。
安定的环境，又使他有了更多的机会接受传统的人文道德，造就了他温文尔雅，谦逊恭顺的性格。远离皇室权力的角逐，使他难以感受宫廷的险恶，也缺乏应对世事的那份心智。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涉世稍深，看到了一个与自己生活圈子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也看到了那个与关心体贴自己不一样的母亲。他感到震惊，也对母亲多少产生了一些畏惧。
与几位兄长不同的是，他除了爵位，没有其他任何的特权，由此也免受了权力角逐带来的伤害；他不涉朝政，更不愿过问世事，过问母亲，过问那些与他毫不相干的事情。
他心甘情愿、默默无闻地做他的亲王，愿意同他的同伴，他的妻儿子女过着清闲自在的日子，潜心练习他所钟爱的草隶，钻研他颇有成就的文字训诂。
母亲武后原本就没有打算让自己的幼子参政做皇帝，先帝高宗也从来没有考虑这个荏弱的皇子能作为他的继统，他的父爱寄托就是要使幼子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父母爱幼子，也许是一种天性，也许是知道幼子不能继承皇位，需要给他更多的关怀，更多的呵护。武后对待幼子，没有像对待太子那样严厉，那样近乎残酷的苛刻。
那是严酷的现实和皇室法则逼出来的，容不得她心慈面善。她也知道其实到了那一步已经没有什么亲情母情可言，有的只是铁石心肠和母狼般的心狠。
就在中宗李显被废，睿宗李旦继位，群臣口口声声“废昏立明”的时候，她清楚地知道，这并不是她自己的心愿，多少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心态。
她不忍心打破幼子李旦平静的生活，不希望在这个时候以这种方式让他继承皇位，让他过早地接受这本来与他无关的残酷现实。
和群臣的想法相去甚远，母亲武后心目中的李显、李旦两个皇子，都不是她理想中的君主。
还在太子李显继承皇位之时，武后就预见到这个儿子难服众望。李显的个性与他的几个兄长并无多大差异，都有那桀骜不驯的叛逆性格，所不同的是李显空有其志，却无大才，剩下的只有那目空一切的无知与高傲。
即使是先皇高宗，也对自己的儿子继承他的皇位并不放心，因此在遗诏中不得不特意交代：“……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
事实是，皇帝李显容不得母后，更容不得多年来一直辅佐他的师长和大臣，踌躇满志的背后却是一意孤行，其结局只能是众叛亲离。
李旦继位，在大臣们的心目中，可谓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而在武后那里其实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李旦是她最疼爱的儿子，是她全部的亲情和母性的寄托，他的温文尔雅的性格和风度翩翩的举止都能赢得她这个做母亲的欢心，在经历了几个儿子对她的忤逆甚至反叛之后，她需要有这样的儿子来抚平她的创伤，籍慰她的心灵。
然而，李旦的全部优点又恰恰暴露出他的全部弱点，他缺乏一个大国君主应有的阳刚之气，而过于清雅脱俗的心态又使他缺乏应对皇室乃至天下复杂局面的雄才大略。
武后明知李旦当不好这个皇帝，却一时还难违世理，难负众望，只能顺水推舟，因势利导。要成就千秋大业，她需要时间，也需要更多的铺垫和耐心。
她可以暂时顺从大臣，而不能容忍皇帝成为群臣操纵的傀儡。就在大臣们“废昏立明，众望所归”的欢呼声中，她毫不犹豫毅然临朝称制。
这实际上是向大臣们敞开一扇门，同时又关上这扇门,把朝臣对皇帝李旦的耿耿情怀和所寄托的全部希望，顷刻之间就化作成空中楼阁。按照朝臣的想法，武后有理由可以不信任废弃的李显，却没有理由不信任皇帝李旦。
然而，没有任何的说明，也看不出武后什么时候还政皇帝的迹象。这样，在武后的举动和行为面前，除了扑朔迷离，朝臣还一时看不清她的动机和目的。他们只有一个简单的愿望，那就是武后尽快还政于皇帝。
其实，在武后那里，她的目的和意图很简单，就是向大臣、向天下出的信号，在适当的时候，她要取代这个皇帝。她必须出信号，知道这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需要未雨绸缪。
她知道有多大的风险，而这风险迟早都要面对。她自信有抗御风险而不被风险击倒的能力，也有驾驭天下的能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