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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平静的长沙再起波澜，不过这一次针对的却不是数十万嗷嗷待哺的饥民，而是占有了长沙绝大多数资源的士绅们。
“开门！”一队队的新军士兵声势浩大的拍击着那些囤积了大量粮食士绅的家门，在叫开门后便呼啦啦的全部闯了进去，新军士兵的身后则是跟着一群群看热闹的百姓。
“你们这些当兵的想要干什么？我家老爷可是庄抚台的好友，你们如此放肆小心赴台大人治你们的罪！”看门的人显然还不知道署理湖南巡抚的庄赓良已经被新军架空，看到这群肆无忌惮闯进来的新军，便开始用庄赓良来彰显自己府邸的高大上。
“让你家管事的出来，我们是奉命来借粮的，这是你家老爷的亲笔签名画押！”新军的军官从怀中掏出一份拮据，这是刚刚由徐麟起草强制会议室的那帮士绅签订的借粮协议。
“我家老爷不在，你们要等我家老爷来了才能借走粮食！”看门的人只是府中的一个长工，哪里认识汉字这种高大上的东西，不过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职责，妄图用自己单薄的身子阻挡闯进来的新军士兵。
“我给你这份借粮的拮据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只是来通知你们的。”新军军官非常的霸气的一把推开接过拮据的门子，然后对身后的士兵说道：“兄弟们，跟我去搬粮食！”
新军士兵就是用这种非常强制的手段从那些囤积大量粮食的士绅家中借走了数以万计的粮食，而那些被借粮士绅的家人则因为缺少家主的主持而懵然不知所措。
被新军士兵借走的粮食并没有搬进徐家的任何仓库，而是直接搬到前段时间徐家在长沙城内各个路口租借来的店铺，这些店铺此时已经有无数的伙计走马上任，等待粮食一到，马上挂出平价售粮的告示。
此时长沙黑市的粮食已经达到了上百文钱一升，徐家的平价售粮则是铜钱三十文一升，或者徐家行的中元两分钱一升，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算不得平价。它比从城外农民那里收来的价格还要便宜。
徐家平价售粮的消息像风一样瞬间传遍了整个长沙城，长沙城内的市民大为兴奋，纷纷从家中扛着粮袋飞奔向距离他们最近的徐家粮铺，唯恐粮食被别人全部买走。
徐家之前在城内租借的铺子已经算得上非常密集了。但是依然无法满足蜂拥而至的购粮百信，街口的每一家铺子都被购粮的百信围得水泄不通，而包围圈之外依然还有无数的百信在不断赶来。
平粜二字出于范蠡，他主张在谷价过高时出售粮食，谷价过低时收贮粮食。这样市场物价就会稳定，货物就不会缺乏。
其后战国魏相李悝也提出平粜的主张，讲究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小熟之所敛，中饥则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
平粜的本意是政府在熟年收购粮食，在荒年抛售粮食，收购或抛售粮食的数量，视熟、荒程度而有等差，以稳定粮食价格，但这种方法从宋代开始就生了质的变化，那些掌握仓库的官家在荒年的时候常将常平仓储存的谷物贷给民户。博取利息，其实这已经失去了李悝平籴说的原意。
像这种在灾荒年平价售粮的行为最怕的就是那些有钱的大户人家为了囤积粮食大肆进购，依照惯例官家在开仓平粜的时候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出现，通常都是按照百姓的户籍来出售粮食的。一家一户所购买的粮食有一个最大数量，不过就算这样依然无法阻止有钱大户人家的囤积，毕竟常平仓内的粮食是有限度的。
人类的智慧其实是无穷尽的，官府的这种以建立常平仓的方式抑制粮食价格的方法很快就被那些打算囤积粮食或者已经囤积粮食的大户人家所破解，这些人在官府低价出售粮食给百姓后便用一个比这个要高的价格将粮食从那些购粮的百姓手中再收购上来，然后再在官府的常平仓内的存粮告罄后用更高的价格再卖给那些贪图小利的百姓。以牟取更大的利益。
估计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才使得官府的人不愿意再以低价出售粮食给百姓，在他们想来这种利益与其让那些囤积居奇的奸商赚取，还不如让自己赚取，所以他们便跳过开仓平粜这个环节直接将粮食以极高的利息借贷给百姓，以至于让常平仓这个旨在利民的政策变成了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恶政。
相对于以前开平粜的官府，徐家一点也不担心有大户人家借着这次平粜的机会大肆囤积居奇，反正这些粮食都是从长沙士绅那里没花一分钱借贷而来的，等到最后顶多再将那些趁机囤积士绅家中的粮食再借来罢了，耗费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利息。
在长沙城内外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金钱购买徐家已经将价格降的非常低的粮食，那些逃荒而至长沙的灾民不要说购买粮食的资金，就连他们睡觉时的被子和身上穿的冬衣大多都是徐家工厂内那些工人捐献的旧被服，就算如此也不能保证每一个都能领到，阖家上下只有一套冬衣的情况其实是略见不鲜的。
为了保障这些人的安定，徐家在开始平价出售粮食的时候也开始在城门口设立粥棚，当然施粥的浓度自然达不到田文镜所说的插筷子不倒，拧毛巾不漏的程度，这种规定在这个时候确实有点扯淡，就算丰年的时候平常之家的生活水平也达不到这个要求，城门口的施粥顶多能够维持饥民不至于被饿死。
其实，赈灾最好的方法是以工代赈，如此不仅能够让灾民吃饱肚子，还能够充分利用灾民这些劳动力。
以工代赈的前提是生产总体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说出现饥荒的原因并不是粮食总量的不足，而是这些粮食足够百姓食用。只是囤积在少数人手中不能充分挥其有效的作用而已，这也正符合长沙现在的状况。
以工代赈实施最好的当属二战之前担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了，他当时的所面临的情况其实就是生产总体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于是他就通过举办公共工程，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来增加国民收入，刺激消费与生产的均衡。
罗斯福执政初期,全国共有17oo多万失业大军，1934年美国政府将单纯赈济改为以工代赈，明确规定对有工作能力的失业者不放救济金。而是帮助其通过参加不同的劳动获得工资，此举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等到到二战前夕，美国政府投资的各种工程总计雇佣人数达23oo万，占全国劳动力人口总数的的一半，可以说罗斯福的新政通过以工代赈的举措为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社会分配差距、促进需求增加挥了重要作用。
罗斯福新政对美国及当时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基本克服了三十年代经济危机，还曾造成战后美国经济长期上升的总趋势，可以说它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这就是新政的根本作用。
同时，由于新政的实施使美国迅恢复了经济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挥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重要作用，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不过现在长沙的情况却与二战前的美国大不相同，满清地方政府的不作为让长沙的粮食危机愈严重，而这种不作为直接导致了懒政现象的出现，于是在面对动荡的时候不想着怎么去平稳的解决，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利和武力对百姓一味的打压。
以工代赈在长沙并不是没有现实基础，就目前而言，不仅是长沙一地，整个湖南的交通水利都是不尽人意，也就是占着徐家大修商路的便利才建成了府与府之间、府与省城之间的道路。至于各县城以及县城到府城之间的道路依然坎坷难行，而整个湖南的水利设施却是一团乱麻，不然也不会出现这里生旱灾，另一个地方却在生水灾的状况。
不过徐家现在并没有取得湖南的行政权力。兴修道路和水利这种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考虑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还有所经过地区当地百姓的利益，这种情况除了拥有行政能力的政府机关，外界势力是很难通行的。
正当长沙的时局逐渐开始转向稳定的时候，在阿巴丹的徐卫也已经与在长沙遭受损失的列强达成了赔偿的协议，在列强受损洋行的狮子大开口下。他要向这些洋行支付近三百万英镑的赔偿金，这显然远远过了在长沙各洋行实际的损失额度。
本着有钱任性的原则，徐卫并不觉得这份赔偿协议对他而言是一个多大的损失，相比于这种损失，他更关注的是生在阿巴丹的一件改嫁事件。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那次声势浩大的原第一师集体婚礼说起，当时有感于新澳港那女比例的大比例失调，徐卫便产生了让波斯人嫁给自己军队士兵的想法，随后他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使得这个想法被很好地执行了下去。
在当时的原第一师，基本上所有没有结过婚的士兵都在波斯寻找到了自己的配偶，而这些波斯女人在原第一师离开波斯的时候并没有随他们离开，而是集体居住在阿巴丹为她们提供的住所内。
原第一师的士兵在经过多次战争之后已经有了很大的减员，这也标志着在阿巴丹的这些女人有很大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了寡妇，按照中国封建礼教的约束，这些寡妇是不允许改嫁的，并且在举行集体婚礼的时候徐卫还宣布了他指定的军婚法案，这主要是为了保证那些因为为他征战沙场而长时间与妻子分居的士兵而制定的，法案规定任何破坏军婚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按情节的严重大小最高刑罚为死刑。
然而，再严厉的法案也无法断绝人类对两性方面的需求，在原第一师征战沙场的时候在阿巴丹也确实出现了一些破坏军婚的事情，为此阿巴丹的政府还处决了一名情节比较严重的波斯男子。
但是，这一次与之前的情况大为不同，其中涉事的男方为徐卫军队的士兵，涉事的女方则是丈夫已经战死沙场的寡妇。
这名涉事的男子虽然隶属于原第一师驻扎阿巴丹士兵，但他并不是原第一师内的第一批士兵，而是之后根据军队战斗减员补充进去的新兵，并没有参与那场声势浩大的集体军婚，在婚姻方面属于单身。
在军队再次整编之前，对于原第一师的全体军官而言最好的军事任务莫过于两个月一轮换的阿巴丹守备营，这些士兵相对于军队内的其他士兵而言不仅有更多的假期，还能够隔三差五的与自己的妻子见上一面，叙一叙相思之情。
在军队建设以来，徐卫最关注的就是军队士兵们精神上的问题，所以就算在朝鲜征战最酣的时候他依然坚持着这个轮换制度，用及其高昂的运费将那些轮到驻扎阿巴丹的士兵运到驻地，然后再将驻地的士兵运回来。
这件事情的起因是一名原第一师的新兵看上了军属驻地的一名寡妇，而这名寡妇在久旷之下也看上了这名新兵，不过两人碍于军婚法案的约束只能在私底下相诉衷肠，却是不敢让外界得知的。
事情最终因为两人搞出人命而被外界获知，本来像这么严重的事情涉事男子一方在阿巴丹市政府那里判个死刑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这次涉事的男子却是一名现役军人，当地政府并没有处理军事纠纷的权利，而下面的军官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于是便层层上报到了徐卫那里。
徐卫在看大这份案件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制定的那份军婚法案是多么的不严谨，也意识到自己的法案早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来的计划，在执行的过程中已经被误解了大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