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说楹联楹联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又称对偶、门对、春贴、春联、对子、桃符等，是一种对偶文学，起源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由“桃梗”演变而来。《淮南子》中有记载：桃符（即桃梗）是桃木刻成的。上面刻着祈福免灾的吉祥语，一年一换。据说，那是因为五代后蜀那个荒唐皇帝在过春节时突然心血来潮，命人取来桃木削成片，他亲自提笔在桃木上题写联句——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就成了中国最早的春联了。至于春联这一名称的正式诞生，则要延迟到明朝了。明太祖朱元璋一统华夏以后，曾在春节时颁下谕旨——“公卿士庶之家，须写春联一副，以缀新年”。从此以后，“春联”便在华夏大地推广开来，沿袭至今。楹联的特点是：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字数相同，是中文语言的独特的艺术形式。楹联是利用汉字特征撰写的一种民族文体，一般不需要押韵（律诗中的对联才需要押韵）。对联大致可分诗对联，以及散文对联。对联格式严格，分大小词类相对。传统对联的形式相通、内容相连、声调协调、对仗严谨，但随着唐朝诗歌兴起，散文对联被排斥在外。散文对联一般不拘平仄，不避重字，不过分强调词性相当，又不失对仗。二、楹联的历史探源楹联者，对仗之文学也。这种语言文字的平行对称，与哲学中所谓“太极生两仪”在思维本质上极为相通（即把世界万事万物分为相互对称的阴阳两半）。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楹联的哲学渊源及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阴阳二元观念。阴阳二元论，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基础。以阴阳二元观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法。这种阴阳二元的思想观念渊源甚远，可以追溯到《易经》。《易经》中的卦象符号，即由阴阳两爻组成，《易传》谓：“一阴一阳之谓道。”
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老子》第42章。）荀子则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合而变化起。”
（《荀子·礼论》）《黄老帛书》则称：“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阴有阳。”
这种阴阳观念，不仅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且广泛地浸润到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认识和解释中。《周易·序卦传》中有这样一段“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措。”
《易传》中，分别以各种具体事物象征阴阳二爻。阴代表坤、地、女、妇、子、臣、腹、下、北、风、水、泽、花、黑白、柔顺等；与此相对应，阳则代表乾、天、男、夫、父、君、首、上、南、雷、火、山、果、赤黄、刚健等。这种无所不在的阴阳观念，深入到了汉民族的潜意识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阴阳观念表现在民族心理上，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以“两”、“对”的形式特征出现的事物的执着和迷恋。三、楹联的语言寻根一副标准的楹联，它最本质的特征是“对仗”。当它用口头表达时，是语言对仗；当它写出来时，是文字对仗。语言对仗的含义是什么呢？通常我们提到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平仄相拗、句法相同这四项，四项中最关键的是字数相等和平仄相拗，这里的字数相等，不同于英语的“单词数”相等，其实质上是“音节”相等。即一个音节对应一个音节。在英语中，单词“car”与“jeep”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但音节不相等。而汉语“卡车”与“吉普”，数量相等又音节相等。汉语之所以能实现“音节”相等，是因为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音节、语素、文字三位一体。汉语每个音节独立性强，都有确定的长度和音调，音调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今有阳平、阴平、上声、去声四声，皆分平仄两大类。平对仄即谓相拗。这样，汉语的语素与语素之间（即字与字之间）就能建立起字数相等、平仄相谐的对仗关系。而英语中，即使事物的名称、概念能够相对，单词的数量和词性能够相对，两个句子的句式能够相对，但其音节长短不一，独立性弱，可自由拼读，又无声调，故无法相对。楹联大多数是写成文字，并且很多时候还要书写、悬挂或镌刻在其他建筑物或器物上。因此，楹联对仗的第二层即是所谓文字相对。文字相对意味着楹联不仅是语言艺术，又是装饰艺术。作为装饰艺术的一副楹联，要求整齐对称，给人一种和谐对称之美。汉字又恰好具备实现整齐对称的条件，它是以个体方块形式而存在的，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在书写中各自占有相等的空间位置。它具有可读性，又具可视性。其方块构形，既有美学的原则，又包含着力学的要求。它无论是横写与竖排，都能显得疏密有致，整齐美观。而英文呢，它是拼音文字，每个单词长短不一，只表音，不表义，更无可视性，只能横排，不能竖排，无法从形体上实现真正的对称。下面试举两个意思相同的中英文对偶句进行比较，以进一步说明为何只有汉语才有真正的对仗，而英文和其他拼音文字则不能。举个例子解释一下：中文：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英文：Lotus seed heart bitter. Pear intra-abdominal acid.这显然是大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