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正月十五日，最热闹的其实是在晚上，而白天最重要的活动莫过于祭祀“太一神”。所谓的“太一神”其实就是太阳神，道教又称之为太乙真君。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祭拜太一神仙的习俗最早起自于汉代，唐宋时期开始在民间广泛流传。在上古神话传说中，太阳神乃天神中最为尊贵者，是道教三官大帝之一的天官大帝。而在传说中，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又恰好正是天官大帝的生日，因此这一天主祭天官大帝。同往年一样，每年的这一天，良玉一家人早早的就起来了，洗漱完毕，换了素净的装束，在大门上贴上了崭新的“天官赐福”的画像，而后匆匆用过了汤圆并团圆饼、玫瑰元宵饼等几样时令早点，带上祭拜神祗所需的香烛纸钱，以及一路随用的甜饼、糕点、水果等必备之物，秦葵便带领全家或骑马，或坐马车，赶往附近的龙寺拜祭太一神，为全家许愿祈福。这龙寺位于忠州城西约两里之地，依金华山余脉而建，历史悠久，在渝东南亦久负盛名。此地虽名曰龙寺，却实有三寺：山顶一寺称上寺；山腰一寺称中寺，山下一寺称下寺，而三寺之中尤以上寺最为有名。原来，这上寺中有一偌大的土台，乃战国遗迹，相传此地曾为古巴国末代巴王之坟茔。据史书记载，秦惠文王九年（即公元前316年），地处西南的巴、蜀两国交伐，一时间胜负难分，于是俱遣使求救于近邻秦国。当时，秦国国君秦惠文王认为这是灭蜀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想乘机出兵攻伐蜀国，却又担心东方六国，尤其是临近的韩国举兵来犯，所以一直都犹豫不决。针对这一问题，在秦国内部发生了更加激烈的辩论。在这场激烈的辩论中，一个是秦国相邦张仪，另一个则是大将司马错。张仪的意见是反对出兵巴蜀，在他看来，秦国首先应当与南方的楚国、中原的魏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再攻伐有可能入侵秦国的韩国，然后出兵黄河、洛水、伊水，攻取新城、宜阳，兵临天子的王畿之地洛邑（今洛阳）。从而夺取象征王权的九鼎和天下版图，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以实现王霸之业。他甚至还形象地说，要博取名声应该去朝廷，要赚取金钱应该去集市。现在的黄河、伊洛一带和周朝王室，正好比天下的朝廷和集市，而大王您不去那里争雄，反倒纠缠于远方的戎狄小族争斗，这可不是帝王的大业！司马错则力主出兵巴蜀，他说：想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先开拓疆土，想要使军队强大必须先让老百姓富庶，想要成就帝王大业必须先树立德望。这三个条件具备，帝王大业也就水到渠成。现在的秦国经商鞅变法，国力虽然渐强，但要想混一天下，实力还是不足，当下应当先从容易之事做起。蜀国，是西南偏僻之国，又是戎狄之族的首领，政治昏乱，如同夏桀、商纣，以秦国大兵攻蜀，就像狼入羊群一样。攻占它的土地可以扩大秦国疆域，夺取它的财富可以赡养百姓，而军队不须有大的伤亡就可以使蜀国屈服。这样，吞并一个国家而天下并不认为秦国强暴，获取广泛的利益天下也不认为秦国贪婪，我们一举两得、名利双收，更享有除暴安良的美誉。秦国若是攻打韩国、劫持周天子，就会臭名远扬，也不见得有什么实际利益。蒙受不义之名，攻打天下人所不愿攻占的地方，那可是很危险的！因为周朝，是天下尊崇的王室；魏国、赵国与韩国俱出自晋国，而齐国是韩国的亲睦友邦。周天子自知要失去九鼎，韩国自知要失去伊洛一带领土，他们必将齐心合力，共同谋划，求得齐国、赵国的援助，并与有旧怨的楚国、魏国和解，甚至不惜把鼎送给楚国，把土地割让给魏国，对此，我们秦国只能束手无策。所以，攻打蜀国才是十拿九稳的上策。更为重要的是，灭掉巴蜀之后，秦国就可以利用巴蜀地地处长江上游的优势，顺江而下，攻打当时唯一能与秦国相抗衡的南方大国楚国。如果楚国灭亡，则天下可定也。秦惠文王最终听从大将司马错这个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定的主张，立即派张仪和司马错率大军，以调解巴蜀两国争端为名，乘机由汉中和剑门古道入蜀，仅仅十个月不到就一举灭掉巴蜀两国。事后，巴王后悔不已，逃到阆州（今四川阆中）终被秦军一路追杀。巴王死后，原巴国百姓哀其不幸，盛殓其尸，并筑一土台将其安葬，人称“巴王台”。后来，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土，官寺、功德寺，以及各种私家寺院也在忠州大量兴建。不久，忠州百姓又在巴王台边专门修建了祭祀巴王的功德寺。隋唐以来，多有贬谪于此的文人墨客登临此地，他们或寄情山水，或咏诗怀古，上寺由此而名声远播。正所谓是寺以名显，名以寺传，上寺也因此被称为巴台寺。这巴台寺中最初只有古巴王之坐像，后来又渐添了刎首留城的古巴国大臣巴蔓子塑像，以及佛祖释迦牟尼、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尊者等佛教之塑像。宋元之后，随着忠州民间祭祀太一神习俗的兴盛，人们便在寺东的正殿中塑立了太一神之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