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以来,天气似乎略带了些许凉意,稍微缓解了盛夏强加给我们的烦躁情绪。从青年点同学来信中得知今年陆续又有黄勋功、周立正和李娇回城啦。夏末的时候又有孙美兰被直接保送上了工农兵大学学医去了,兰玉琴伤心地说道:“每当有同学被抽回城的时候,她都感到一次次的苦恼和心痛。”
伤心之余,她提及以前元旦回点到广宁寺换油的经历。那天,她出门时穿着下乡扑腾了五个年头多都已露着白花的黑布破棉袄,挑着六十多斤的花生仁出了青年点,刚到青年点屋后的大车道上,刺骨的西北风呼呼地迎面扑来。她忙从桶里拿出一根绳子系在了腰间,戴好头巾,又围上了红毛线围巾,把头和脖子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只露出两只眯缝的小眼,这时她也顾不上面子,掉架不掉架的啦。挑起两个大铁桶向村外走去。这时的她觉得自己就像个逃荒的叫花子,不过为了青年点的生活,心想也只好如此了。
当走过刘家店踏上公路的时候,裹着沙土的北风在毫无遮挡的情形下刮得越加凶猛起来。兰玉琴弯着腰低着头尽量减少在寒风中的阻力,这样坚持着走到山坡下一个避风的旮旯,她想在这暂时歇歇脚。于是她在搭着两个大桶的扁担上坐下,松松围在鼻子上的围巾,吐出一股股白气。她抬头看着远处被风刮得旋转起来的泥土,想到先后被点名回城的同学们,心里琢磨着,难道我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么?怎么每次我都赶不上呢?她环视周围光秃秃的大山,心在想着我什么时候也能和他们一样走出这令人懊恼的穷僻山村回到城里的父母身边呢?她反复给自己打着问号,难道我做的就是比他们差吗?忽然一阵风夹着泥土向她吹来,打断了思考。她站起身来,回头望着眼前那座山梁,心想眼下还得打理剩下几个同学的生活要紧,只要再加把力气翻过眼前的山梁换回油,青年点做饭的就没了后顾之忧。也许像当兵的小发同学说的那样,再熬过两年就能轮到自己实现愿望啦。她鼓起勇气起身挑起担子走向了山坡。
兰玉琴在那种艰苦的情况下,她没有怨天尤人还能有如此勇于担当的境界,因为她觉得前面总有希望在支撑着自己,这就是一切动力的源泉!小兰的事不由得使我想起小学五六年级时的一件事,那时父亲刚从造船厂被精简下来去了二运后,在沙河口火车站我跟父亲拉车,当那重重的粗钢条装上平板车时,打足了气的轮胎都被压得瘪了一些。满场子只有我一个小孩跟父亲拉着绑在车上的绳子,爸爸手把钢条在前面驾驶,上坡的时候我拉着背绳偶尔抬起头,看到父亲脸上不断掉落的汗珠,我就尽量用力气拉着肩上的绳子,下坡时父亲叫我坐到车上,他自己拉着车在前面飞快地奔跑着,从车站到轧钢厂那么远的路,一天好几个来回都是父亲用两条腿丈量过来的。而今这虽已为往事,但它已深深地埋在我幼小的心灵至今,当初父亲哪里来的那么大干劲和力量,就是他满怀着对未来的希望!
如今年已过半百的父亲是到了应享受儿女反哺尽孝希望的时候啦,想到快已服役期满的我,更想期盼早日回到父母的身边。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把准备复员的最后一里路走的更踏实些。
这天,我用自行车带着溪谭中学教师毛有锐给我找的一个小伙亲戚去赛江上游找有樟木的百姓家,当骑到前面的大山公路上坡时,虽然当时我已很累了但也不敢停下。一是因为路远坡度不算大,二是我带人骑车的技术不高小伙不会在跑动中直接跳上后货架,经过好一阵折腾才坐到自行车的大梁上,要是下来还打怵怎么再上去呢?我两条腿就这样机械地蹬着,最后骑到坡度大的地方时,眼看着蹬不动车就要倒了,下车时腿累的两脚已够不到地面,结果硬生生地摔倒在公路。等我慢慢地起身后,看那小伙子弯着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这时我才反应过来,坐在大梁上的他双腿肯定是被硌得已动弹不得啦。我马上说:“太对不起啦,都是我汽车技术太差,你不早说硌麻木了,我没想到会是这样,对不起,太麻烦你啦!”
那憨厚的小伙只说了句:“活动一下就好了。”我听了后,深深为小毛给我找的如此诚实热心的小伙而感动,说:“过了这座山就是下坡了,咱两个人都可以轻松啦!”说着我对他投去抱歉的一笑。
到了有樟树的百姓家,在交流的时候,由于隔了二十多公里的距离,又遇到了普通话和山里土话的障碍。那家人又给我们找来小学生给我们作翻译。原来,福建闽东的山区他们的方言隔了几个山头,方言还不一样,这里是真够闭塞的。在小朋友的帮助下,我才知道此地买樟木板不论方而是论尺论丈的。谈好了价钱,主人热情地用当地的卤豆腐干招待了我们。想不到和他们谈价时相比此时倒完全判若两人,那股子慷慨热情劲使我明白了他对军人的真挚与友情。
我和驾驶班的寇宝光按约定取回樟木板,在摞在一起整理捆绑的时候,正愁绳子不够,见班长拿了一拐子电话线过来说:“小崔,用这个把他们结结实实地捆在一起,好放又好搬运,这一拐子线够你随便绑的啦!”
我高兴地说:“及时雨,及时雨呀!”
班长对看眼的人十分牛气地说:“通信兵,通信兵,咱班少东少西就是不少电话线!”
我们在捆绑的时候后勤股的山东兵小丁又从仓库里拿起一捆绳子说:“外层加上它这样抬的时候就方便的多啦。”我接过绳子连忙说:“多谢弟兄,这时还想着咱,真够意思。”
绑好后,我们班四人把它送到仓库,班长对我说道:“这回你可把退伍的货都备的利整了,我看是中。过了年,我也要走啦。”
我说:“哎呀班长,退伍的名单现在确定好了么?我怎么现在还没听到个信呢?”
班长:“听说这几天已研究的差不多啦,我看要不了几天可能就要报军务处了。我家里说信阳县里有个表哥,答应为我联系工作啦,这下我可再不用愁啦,有地儿安排就行。至于您吗,都这么大张旗鼓地准备,想想哪个头头能不知道呢?不过到时候放不放你咱可就不知道啦。你忘啦,指导员以前在饭堂说的那句话,不喜欢留队他看起码也得干个七八年。不像我们这些农村兵想留下人家不让你留,像你能写能画的,想走还不让走来,你信他真为你好吗。”
我说:“俺们大连来的几个战友都早就商量好了,到时一块走,三都艇上那个谷云听说不让走,干脆在艇上撂了挑子,整天吃了睡,睡了吃,知道艇长答应让他走才不闹了。咱可不能为了复员那样搞,我回去再好好找指导员谈谈。”
班长说:“不管什么事都要做得有把握一点好。哎,小崔,军务处你有人吧,也可叫他们给加加压,咱毕竟归他们管么!你没看上海的王会计,他要转业要求了多长时间,最后也不还是找了上边哪儿的,今年才批下来。”
我说:“咱一个破当兵的,服役期满就走吧,我回去找指导员再谈谈落实一下,拿不准时再找军务处的人帮帮忙。报上名单,叫他们再通知一下咱,定下来后心就踏实啦。”
经过和指导员一番周折,终于接到军务处刘参谋来的肯定电话,紧张的情绪立刻得到放松,同时觉得真要准备离开这干了四年多的部队大学校集体生活,一下子又觉得有些恋恋不舍。在剩下的宝贵时间里我要加倍努力,站好这最后一班岗。
这几日班里的山东兵李忠不知怎地也知道自己要退伍的消息,心情非常郁闷,茶饭不思,有时还特爱发脾气,情绪也大。这天,又突然病倒了,浑身发着烧,我们的刘副队长像个家长似的找军医,给他送药,还不断安慰他,有时就像哄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时我看着李忠的样子真是够可怜的,我想为什么不见指导员来安抚安抚呢?又一想,李忠呀李忠,当了几年兵洋气得不愿回去扛锄头了。想留队起码也得有留队的本钱才行啊!
第一批老兵复员走的那天上午,我看见那几个河南老兵上了卡车,就在车子启动要开出大门口的那一刻,已摘下领章和帽徽的班长向营房笑着“嗷”得长长地喊了一声,当做他们对当兵这段生活的最后告别。
站在车边的几个人,没有挥手告别也没喊再见。看到这一切我不知哪来的一阵酸楚,木讷地站在原地默默地目送他们出了教导队的大门。
我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回到队部门前的茶树小道上时,黄副政委在身后忽然对我喊了一声:“小崔,走!到我那坐一会去。”
进了房间后,黄副政委他拿出瓶不知何时泡好的补酒,给杯子倒满说:“小崔,待两天你也要走啦,我是真有点舍不得啊。来,咱爷俩也来一点吧。”他说着端起了杯子:“你在这几年也不错吗,辛苦啦。我听说你有时为还几个学习班老乡的情还去借钱,真是北方人豪爽义气又直率的性格。我就喜欢你这种脾气!宁愿自己委屈也不愿意欠别人的。回到社会上去,什么事情可都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啊,社会上可不像咱部队这么单纯。”
我说:“谢谢政委对我这几年的关怀和帮助,说实在的,在这所解放军的大熔炉里我体会到你和队党委公正的体察下情,解决了组织问题。谢谢政委对我今后生活的指点。今天能和政委在一起喝这珍贵的酒,我打心里高兴、感动。好,咱以后我会和你联系的。”说完,我记下了黄副政委在杭州的通信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