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州行宫休整一日后，祭陵队伍弃车登舟从水路前往陵区，途中赵昺诏几位随扈的大臣同舟叙话，商讨迁移景炎帝梓宫入陵区之事。其实这件事早已议过，并已遣人前往涠洲昔灵处做准备，但是其中尚有诸多细节问题需要商量，如何迎灵，如何祭奠，陵墓按照什么标准营造等等皆无定议。
对于迁陵之事，朝廷上下还是十分赞同和支持的，毕竟这件事不仅关系到小皇帝的正统问题，也关系到他们自己。毕竟当下的朝廷完全脱胎于当年的行朝，而景炎帝也是他们拥戴继位的，若是其为伪帝，那他们也就是伪朝，被视为乱臣贼子的，所以将景炎帝葬入皇陵，也是为行朝‘正名’。
对于采取何种丧制，倒是没有什么可讲的，这个皆有章可循。而赵昺还是稀里糊涂的，毕竟他并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当年景炎帝驾崩正在逃亡途中，前有敌军堵截，后又大队追兵，不可能为其风光大葬。且为了防止蒙元破坏，也是采用的秘葬，一切皆是暗中进行的。
眼见赵昺并不清楚，应节严为其解释了一番。大宋采取的是‘七月而葬’的制度，起于太祖的葬礼，并为后来的宋朝皇帝的“死事”留下规矩。
自秦汉以来，皇帝往往刚一登基就开始为自己修造陵墓，许多皇陵要修建几十年，而宋开国后，除了从开封迁葬到巩义的赵匡胤父亲赵宏殷的永安陵外，入驻巩义陵区的第一座帝陵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永昌陵。赵匡胤在位十七年，但正值盛年的赵匡胤只是选定了巩义为大宋的陵区，却从未提过建陵之事。
但赵匡胤突然晏驾，巩义皇陵不得不仓促开工，永昌陵建好后，赵匡胤的灵柩从开封被护送到巩义下葬。从开封到巩义往往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送殡队伍到达陵区时，距赵匡胤死正好七个月。所以以后就延续形成了这种规矩：
宋代的皇帝生前都不建陵墓，死了以后在七个月内把陵墓建好，然后去埋葬，形成了“七月而葬”这样一个习俗。且各皇陵的规模和建制都和赵匡胤的永昌陵基本相同，都是坐北朝南，每个陵区都由安葬棺木的上宫、日常进行祭祀的下宫以及附葬的皇后和王室子孙的墓组成。
可据几个人讲，这种‘简葬’的形式，其实也颇为残酷。因为修建皇陵的工期极短，要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就需要调集大量的工匠同时施工，采用人海战术来争取按时完成。工匠们很是凄惨，没有饮用水，没有地方住，就住在荒野里，因而死人很多。
但是赵昺倒不必过于担心因此劳民害命。因为景炎帝是迁葬，道路遥远，途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可以不必赶时间，留有充足的时间修建陵寝。且还有一个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那就是南迁后修建的皇陵皆是攒宫，工程量小的多。
当年为了向臣民表达收复中原的决心，皇室把南宋皇宫称为“行在”，绍兴宋陵称为“攒宫”。皇宫是暂住的，陵寝也是暂时的。虽然南宋的几位皇帝很快就丧失了收复中原的决心，但是作为一种必要的政治姿态，行在和攒宫的称呼却从未改变。皇帝下葬时，也要求进行“薄葬”，以便有朝一日北返中原。
为了体现“薄葬”，攒宫会在局部布局中表现出刻意的“简单”，但这也只是在非常奢华的尺度下表现出来的“简单”。北宋时，为了体现皇家尊荣，皇帝下葬后，墓上会垒砌华丽的陵台。而南宋时，因为是攒宫，临时的建筑，所以南宋皇陵造的比较简单，虽然也有“上宫”和“下宫”，规制却不能与巩义皇陵相比。
赵昺当年的收复江南之战，就是从保卫皇陵开始的，而当他们赶到陵区时，已经有陵墓被杨琏真迦掘开，因此他得以看到真相。方便后人“起棺搬家”，只在浅土上盖起略显简单的“皇堂”，皇帝的灵柩会被安放在距离地面很浅的位置，竟然没有古代帝王陵寝必设的核心建筑——地宫。
其实，皇堂也就是所谓的地宫，其一点也不豪华，不过是石质墓穴，棺置其中，即所谓石藏。实际就是一种大的“石棺罩”。相应地，没有地宫也就没有墓道，所以南宋的攒宫与民间富贵人家做墓并无太多区别，甚至有所不及，那工程量也就小了许多。
出此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陵寝选址的问题。依照惯例由朝廷选择精通风水堪舆的大臣为按行使，由其先行勘察陵址，将结果报告给皇帝，并附上地图，之后皇帝会派遣官员覆按，如皇帝对于覆按结果无异议，建造陵寝地点就正式确立。
这项工作，赵昺早在两年前就遣人进行了先期勘察，也选了几个地方，但是杨太后不太满意，加之形势并不明朗，便没有了下文，这次他就想就祭陵之机亲自来看一看。而选择应节严等几个老臣随扈，除了表彰其为复国做出的功绩外，也有帮助堪址之意。
来到这个世界，赵昺的固有观念被颠覆不少，在前世他以为看风水的都是江湖骗子，但是在古代却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而许多儒者皆有涉猎，有的还是其中的大家，如已经作古的江万载就是其中高手。应节严、徐宗仁、陈仲微、刘黻等人皆是儒学大家，但或精通地理、或精通历史、或通晓礼仪，对杂学也有涉及，正可让他们帮着参谋一下。
而皇陵选址困难也是因为客观原因，绍兴陵区太小了。也就是说，南宋皇陵地址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没有长远规划，第一位葬入陵区的哲宗孟皇后，卒于绍兴元年四月庚辰，当年六月壬午，就在会稽宝山南麓皇陵下葬，整个时间很短暂。而且事前并没有预先选择葬地，葬地的选择是临时决定的，主要考虑到近便。
因此难免不能适应将来的需要。于修建攒宫而言，宝山南麓的空间本来就不算宽敞，即赵汝愚所言：“东南诸郡，所至皆山，凡择地者必以山为限，地势局促，不类中原”。再加上攒宫位置的选择要考虑“国姓音利”等风水原则，能够利用的空间就更为有限。
到建立了徽宗、徽宗郑皇后、高宗邢皇后、徽宗韦贤妃、高宗的攒宫后，宝山南麓可供将来再建立攒宫的空间，已经相当狭小，为此还不得不对葬制进行改变。以北宋皇陵安葬制度，在正常情况下，所有皇帝都有自己的陵墓，且集中于一地。附葬于皇陵的，都是皇后。且皇后若先死于皇帝，则附葬于前朝皇帝陵墓；若后死于皇帝，则在死后附葬于皇帝陵墓。
但在南宋出现了变化，从孝宗郭皇后开始，南宋孝宗、光宗、宁宗的皇后若先死于其夫皇帝，则一律不能附葬于前朝皇帝的陵墓，而是另行在杭州寺院建置攒宫，攒宫寺院因而得以产生。她们享有与身份相同的礼仪，有同等地位。寺院平时要负责为安葬于攒宫的诸皇后追荐冥福。但祭祀皇后，巡查、护卫寺院，以及寺院某方面的日常管理等事宜则由朝廷派专人负责。
安葬制度之所以出现变化，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皇陵所在处会稽宝山南麓地势局促，不像永安皇陵所在地那样地势平坦开阔。所以不得不压缩宝山南麓皇陵的建筑空间，将一些皇后安葬在杭州寺院的攒宫中。由此反观赵昺以为孝宗郭皇后、夏皇后没有葬于宝山南麓，应该就是因为空间狭小，不得不给高宗生母徽宗韦贤妃预留下将来安葬的空间。
让赵昺头疼的是他不仅要在已经十分逼厌狭小的陵区为景炎帝选择一片陵区，还要考虑杨太后来日的问题，甚至要想着德祐帝是否归葬皇陵的事情。而他自己将来是不是还要留下一块葬身之地，也应该琢磨一下呢？反正好地方就这么一块，大家都想埋进来，谁也死谁就能占上一块。问题是他可不想为了占块吉地，早点死！
想想将来收复中原，还要将这些祖宗们都送回巩义陵区安葬，赵昺脑袋就又大一圈，那也将是一项庞大无比的工程。彼时就不能像当下这么凑合了，而是要重新兴建陵园，不仅耗费无数的人力物力，还要贴上无数的金钱。
有时候赵昺甚至想，还不如学学大清朝，分成南北两块陵区。把这里按照久安之地的标准改造一下，就让这几位祖宗凑合待在江南得了，免得再劳民伤财的搬家，而自己大不了也留在这边陪着他们，有什么不满的在阴间大家再探讨，大不了自己揍他们这些不争气的一顿。
但赵昺转念一想，中原还在蒙古人手里，自己现在考虑是不是有些超前了，他也许还活不到那一天，只要将眼前的事情做好，何必杞人忧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