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没通过解禁......估计太过暴力，我今天值班太忙了，没空改，得等明天】
【几个医疗讯息，后面是同性问题】
2021年5月13日10时，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4号，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正式挂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成立，意味着疾控机构职能从单纯预防控制疾病向全面维护和促进全人群健康转变，新机构将承担制订传染病防控政策等五大职能。
5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新冠大流行防范和应对独立小组发布最新报告。报告显示，预计到2021年底，新冠疫情会给世界带来10万亿美元的损失。2020年全球至少17000名医务工作者死于新冠。过去的一年半，全球至少1.5亿人被感染，超300万人死于新冠。小组在报告中建议，促进疫苗公平分配，建立由国家元首领导的全球健康威胁理事会，加强防范工作以应对下次危机。
5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意见”称医务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是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守护者。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建立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的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医务人员权益，“意见”从保障工作条件、维护身心健康、落实待遇职称政策、加强人文关怀、创造安全的执业环境、弘扬职业精神六个方面出具了指导意见，并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高度重视医务人员保护关心爱护工作。
《性学观止》说：“性不是游戏，它是快乐之源泉，也是至悲之出处。”
集悲喜之大成的莫过于“同志群体”。性是他们的“不能言说”，更是其被关进集中营的理由。
德国联邦议院数据显示，1933年-1945年，德国警方登记在案的同性恋者约10万人。根据一本记有同性恋者姓名、住址的名册“按图索骥”，约1.5-2万人被关入集中营。处罚从一开始的阉割，发展到后来的死刑。约60%的同性恋者被折磨至死。这使得同性恋成为集中营内，除犹太人外死亡率最高的群体。
前述名册被称为“粉红色名单”，是柏林“性学研究所”的访客记录。
它本是性学家、医学家进行社会学调查和医学研究的宝贵病案，却成了**党的猎杀名单。
悲剧始于19世纪末的一个深夜。犹太人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hirschfeld，1868.5.14-1935.5.14），关上诊所大门，往家走。
赫希菲尔德有多重身份：哲学家、医生、性学家，及“同志运动”先驱。他曾公开出柜，并主张“对同志群体的社会差别对待和法律迫害，是非人性的、错误的”。
快到自家门口时，他看见一位年轻的德国士兵。后者手足无措地说：“我是一个深柜。”
在19世纪末的德国，谈论“出柜”是非常危险的事。于1871年5月15日颁布的德国刑事法第175条明确规定，男男性行为是应予以惩处的犯罪行为，可判处最高6个月的监禁。
1896年，赫希菲尔德用笔名，出版手册《怎样解释男人或女人爱同性者》。其中，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诱骗女教师的已婚男人“无罪”，但两情相悦的同性伴侣却要被关进监狱？
1897年被性学界认定为“全球第一次同志运动”的开端。赫希菲尔德联合志同道合者，创办世界首个“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作为委员长，赫希菲尔德向德国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废除刑法第175条。“我们能从学术上证实，同志不是‘异类’。”
3000余名医生、700多名学者，大批功高望重的作家和诗人等，都在请愿书上签字。其中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和托马斯·曼（thomasmann）等名人。
赫希菲尔德竭尽全力地安慰这个紧张、局促的小伙：“科学是通往公平之路。很快会有一天，科学将战胜错误，正义战胜不公正，人类之爱将战胜人类的仇恨和无知。”
几天后，赫希菲尔德收到士兵寄来的一封信。里面是他的遗书，写道：“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太阳再次升起时，我要结婚了。法律规定，只有两个不同性别的人才能结合。我无法接受，亦没有选择。只有死亡才能让一切好起来。”
“他期望我多做一些。希望有一天，德国能更公正地对待同性恋者。”赫希菲尔德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场孤独的死亡后，他辞退诊所工作，专门研究性学。
1899年，赫希菲尔德以“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编辑出版《“中间性”年报》，并率先提出一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概念：“同志”是第三性，介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中间性”。
在那样一个年代，男女性别的认定与其“生理属性”必须对等、不容改变。而赫希菲尔德提出的概念，模糊男女“生理性别”的界线。
“第三性”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印度宗教中。公元前8世纪的印度神话就有许多关于“第三性”群体的描述。比如《梵书》记载过一个“既不是男人又不是女人的长发者”，出现在宗教的仪式上。
为了解同性恋群体在德国总人口中的占比，20世纪初，赫希菲尔德设计、完成史上首个大规模性行为调查。1903年，柏林工业大学3000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756份。结果显示，异性恋占比达94%，同性恋占比为1.5%，双性恋4.5%。次年，他向5721名钢铁工人发放同样问卷，有效回复率达41.6%。结果和大学生们的回复差不多。
“我们的调查显示，个体自我的性别认同是天生的，绝不是此前所说的‘性变异（变态）’。有些人天生具有与其生理性别相反的天性。”赫希菲尔德解读称，苏格拉底、米开朗基罗和莎士比亚可能都是“中间性”者。
此后10年，赫希菲尔德的学术成果不断：1910年出版《异装》，首次提出术语“异装癖”，并将之与同性恋者进行区分；1913年，出版《男性同性恋和女性同性恋》，“同性恋”一词由此被广泛使用；1914年出版《同性爱》，这被誉为同志群体的“百科全书”；1917年-1919年，出版《性病理学》（全5卷）。
“人具有无限多样‘性’。”赫希菲尔德称，已被觉察的人类性行为有千万种，这说明“爱与人一样多变”。基于此，应该提供一种科学的方式，帮助“中间性”者成就自身，并重获社会认可。这应惠及所有二元性别以外的性别，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等。
1913年，赫希菲尔德携手伊万·布洛赫（iwanbloch）等人，在柏林创办“性医学和优生学会”，展开一系列学术研讨。
1919年，他用全部家当，购买一栋楼，挂上“性学研究所”（institutfür?sexualwissenschaft）的门牌。史料记载，研究所工作包括三方面，开展性学、社会学研究，提供包括婚前指导、性保健等临床服务，以及医学法律援助。
来自欧洲各国的研究人员、医生、同志们，到访该研究所，为的是增加对性的了解，以及免费咨询自己的性关系问题和性功能障碍问题。开业仅1年，研究所就积累了近2万份病案。
1921年，研究所扩建礼堂、图书馆和实验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10年间，其收藏书籍达2万余卷，照片5000余张，各类艺术品3万余份，以及保存约4万份“中间性”者自传体材料。
1930年，研究所又创出一个“世界首例”：赫希菲尔德邀请妇科医生路德维希·莱维·伦兹（ludwiglevy-lenz）和外科医生埃尔文·格尔班特（erwingohrbandt），共同完成第一例性别重置手术。
接受手术者名叫莉莉·艾尔伯（lilielbe）。手术成功切除其男性生殖器官，用其自身皮肤进行**再造。外科医生试图为其做卵巢移植，以失败告终。1931年，艾尔伯再次接受子宫移植手术，期望达到真正的“变性目的”。不幸的是，术后因严重的排斥反应而病逝。
这一开创性手术引起国际关注，也吸引大量“中间性”者的关注。此后，陆续有人找上门，希望接受性别重置手术。因技术所限，当时研究所仅能完成男性到女性生殖器官的重置，包括用**皮肤再造**。术后，医生会医嘱使用激素药物，使术者上围更具女性特征。
但遗憾的是，有些性别重置为“女”者，难以获得工作、维持生计。有5名术后女性因此成为研究所的雇员。
在赫希菲尔德的努力下，20世纪头30年里，德国对“中间性”者的态度非常宽容。到1920年时代，同志文化在柏林等城市蓬勃发展。德国国会传出消息，称在考虑废除刑法第175条。
1930-1932年，赫希菲尔德开始“环球巡讲”。他的足迹遍及美国、日本、中国、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埃及、巴基斯坦等。各国医学界、科学界盛赞其为“性学爱因斯坦”。
在研究所“成立十周年”庆典上，与会嘉宾都认为，一个更大胆、更美好的未来或将开启。
但1933年，一切戛然而止。**上台伊始，就开始严厉打压同性恋群体。同年5月，希特勒政府下令关闭性学研究所。**党徒、士兵蜂拥而至。他们推倒赫希菲尔德的铜像，把所有书籍、资料堆成山，扔出一个又一个火把。
和藏品一起付之一炬的，是赫希菲尔德所有的家当。彼时，赫希菲尔德恰好在海外巡讲。他被驱逐出境、逃亡国外。
也是在翻查过程中，**看到了性学研究所的病案资料。那些过往前来寻求帮助的人们，陆续被列入“粉红色名单”。
“一战时，德国战败，尸骨如山。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孩童，德意志民族如何万古长青，同性恋必须被连根拔除。”在这暴虐认知下，集中营设立专门的识别体系。每个囚徒都要佩戴三角形章，黄色代表犹太人，红色为政治犯。粉色则是同性恋。
士兵们兴之所至，会到集中营里拉出一群同性恋，让其站在远处，以粉红三角章为靶，练习枪法。**的军队医生开展“人体研究”，活体切割男同性恋的身体，试图寻找其同性恋基因（gaygene），以求治愈有同性恋倾向的“优秀日耳曼少年”。
1935年，**当局对刑法第175条做了更严厉的“修正”：“违背自然的淫乱行为”中“违背自然”这一定语被取消。同性之间接吻或“抛媚眼”，都可以被定性为“淫乱”，从而被投入监狱。根据同一时期出台的刑法175条附加a款，“严重同性淫乱”的最高处罚可达10年监禁。
二战后，德国政府释放犹太人，却继续收押同性恋囚犯。直到2002年，德国政府才向受**迫害的同性恋群体道歉。
赫希菲尔德至死都没能再回到德国。
1935年，他于法国尼斯逝世，终年68岁。身兼学生和爱人双重身份的李修棠（lishiutong），陪其走完人生路。两人结识于1931年的中国上海。“我曾想学业有成后，去中国香港开性学诊所。但赫希菲尔德走了，带走了我的一切。”李修棠书写回忆录道。
尽管赫希菲尔德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但它向人们提供一种思路，拓宽人们描述和理解性偏爱。这具有开创性意义。
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大会决议，将同性恋自疾病分类中删除。5月17日后来成为“国际不再恐同日”（internationaldayagainsthomophobia）。
2001年，中国亦实现“同性恋”去病理化。中华精神病学会推出第三版“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ccmd-3），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
德国刑事法第175条在赫希菲尔德死后60年，终告废除。
2011年，德国政府成立“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德国联邦基金会”，以消除对同性恋及跨性别群体的歧视。“赫希菲尔德在争取性少数群体权利方面的贡献，是公认的。他是将性学当作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创始者之一，是一位积极为同志争取权利的先驱，更是一位将性学与人性、权利连接起来，并奋战不懈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