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平心中盘算着进出口的数据，就听李润石问道：“总理，我们今年整体的进出口只有对法国存在明显的逆差，如果对此进行宣传，国民的情绪会很自然的稳定下来。为什么不这么做？”
既然李润石抓住了要点，吴有平解释道：“因为法国需要这样的宣传。资本营运在资本主义的模式下需要信心。看到法国对中国出现巨额顺差，那些投资人才会对法国经济的未来有信心。至于45亿法郎本身对中国影响不大，我们现阶段需要立刻提升产能，获得更先进的技术，那就花钱从法国购买。但是普通人，甚至是大部分投资法国的人，他们不想考虑这些。也没有能力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中国gdp在31年达到1200亿，45亿不过占了4%。我们每年经济中的规模以上企业增长都达到10%，45的逆差对我们的经济增量来说，也不过是三分之一。没有必要刻意针对此进行信息对冲。”
李润石思索片刻，继续问道：“这是让全世界投资者都认为在中国能够赚到非常丰厚的回报么？”
“是的。因为我们有金融管控，外国企业赚到的钱并不那么容易就能从中国汇到国外去。李部长，真实情况中，这45亿中偿还法兰西银行的20亿，是转入了法兰西银行在中法合作银行的账户中。法兰西银行这几年一直向我们游说，希望让中法合作银行获得在中国进行金融业务。即便无法获得存款业务的经营权，至少希望获得放款业务的经营权。我们始终没有同意，中法合作银行只能向法国在华企业提供存款、放款、汇兑的业务。以及向获得了进出口许可证，以及审批的中国企业提供贷款，以及汇兑服务。
至于所谓有可能的25亿顺差的钱，这是一个最终的统计，并不存在流出中国的25亿法郎。甚至不存在25亿法郎。这是用法郎计价，很多法国商人从中国购买商品，直接使用了人民币。”
李润石虽然当宣传部长的时间不长，他也已经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大量知识的学习。听吴有平的解释后，李润石将这些解释与自己学到的知识以及中央文件中的内容一对比，完全对得上，心中也已经对宣传内容有了想法。
大部分中国民众并不懂外贸，而且这种总结性的数字虽然不是谎言，却也是各种统计、汇率转换之后的数字。中国民众不理解这当中的知识，而且也缺乏获取这些知识的兴趣，更没有应用这些知识的场景。
想到这里，李润石并没有立刻说出他已经在考虑的一件事。他准备在这次会谈之后再专门找时间与吴有平谈论关于‘社会实践’的看法。对于宣传部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件工作，也是一件相当政策性的看法。
李成钢见李润石的提问已经结束，便继续讨论起出口的事情，“总理。现阶段中国的船舶制造已经获得了技术上的巨大优势，但是只能在法国方面获得优势。我们主要市场都在国内，现阶段我们期待能够扩大与泰国的贸易往来。泰国也有巨大的出口潜力，同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商务部现阶段的努力已经到了极限，想再有发展，只能靠国家出面。商务部已经准备好了资料，如果总理有需要，我们立刻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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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有平只是点点头，现阶段中国对外的主要力量都用在与世界大国的外交往来上，对于其他国家的外交与商业都只是刚开始。哪怕是泰国这样的亚洲国家，由于英法都在试图控制泰国的政权，对于中国介入充满了警惕。中国想扩大与泰国的贸易，现阶段并不容易。
所以吴有平转而询问起与苏联的贸易。谈到苏联，李成钢自信的答道：“现阶段苏联那边已经感受到了我们产品的质量提升……”
李润石看着李成钢神色中不自觉的变化，心中也觉得有趣。听了一阵，李成钢描述的内容更让李润石觉得有趣。虽然苏联的大部分领土都在亚洲，但是苏联本质上还是一个欧洲国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地理上的原因，让苏联对于欧洲商品并不陌生。所以苏联每次到中国采购，都会把欧洲同类商品拿出来与中国商品对比。
在大规模工业品方面，中国与欧洲同类产品的确有差距。但是苏联现阶段因为缺乏外汇，没钱从欧洲进口这些工业制成品。而且西欧对苏联的封锁，也让苏联没办法靠正常贸易达成与欧洲的贸易平衡。更重要的是，苏联民众也用不起欧洲货。所以苏联也只能在采购的时候吹吹牛，最后还是从中国购买大量中国轻工业品。
不过从去年开始，中国提供的轻工业品在品质得到了很大提升，性价比达到甚至开始小幅超过了欧洲的同类轻工业品。虽然苏联还是继续拿着欧洲货在吹，但是苏联的采购数量的确出现了很大的提升。
李润石听到这里，有些讶异。因为这个具体内容与李润石得到的消息好像存在冲突。
而李成刚则继续说道：“现阶段我们对苏联出口的方向正在调整，准备扩大从苏联进口粗钢，生铁。目标是平衡向苏联出口卡车、三轮、汽车，以及晶体管收音机、唱片机之类产品引发的顺差。”
吴有平对此很有信心，“我就等着看你们年底的报告。”说完，看了看李润石，想听听李润石有没有什么问题。
李润石问道：“咱们不是向苏联转让了这些产品的技术么？为什么会出现苏联进口需求量增加的问题？”
李成钢听到这个问题，心中着实感慨。见吴有平没有阻止回答的示意，便解释道：“苏联那个制度在分配领域上做的很好，国家向人民提供了相当公平的分配。苏联的分配模式制定的非常细致，个人、家庭，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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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润石对此的确有了解，所以他静静的等待着李成钢说出“但是”。
“……在公共服务领域，以及必需品的生产安排上，苏联政府做的非常好但是。但是在苏联人民的个人需求上，苏联政府就搞不明白了。因为人民的个性化需求上，差异化需求，是一个市场需求。苏联没办法满足这样的需求。在苏联的制度下，以差异化个性化为方向的私营企业没什么生存空间。所以苏联的轻工业品即便得到了技术转让，也只能生产许多固定类型的产品。所以苏联发现，向我们的企业发订单，比他们自己建厂更划算。”
李润石理解这些内容，而且这些内容恰恰不是李润石最想知道的，他继续问道：“就我得到的一些统计内容，苏联的企业在生产上好像也没能完全满足苏联人民的需求？这是为什么？”
李成钢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看向了吴有平。就见吴有平只是拿起报告在看，完全没有反应。李成钢这才转向李润石，“任何产品在刚出现的时候，都会满足最核心的需求。我看过李部长的文章，按照李部长对主要矛盾以及次要矛盾的描述，主要矛盾被消灭后，次要矛盾就会转化成主要矛盾。苏联企业的主要目的是完成产量任务，而不是不断满足苏联人民的需求。苏联还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苏联有竞争力的产品中，并不包括民用品。所以苏联不能生产过多民用品，如果生产的多，自然而然就浪费了。苏联的民用品，谁用谁知道。所以对苏联来说，他自己一定要拥有自己的生产能力。我国对苏联的优势产品有很大需求，所以苏联进口轻工业品，对苏联非常有利。”
李润石边听边思考，转眼就明白了道理所在。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幸福生活是靠劳动获得，所以苏联的制度规定，多劳多得。苏联的优势产品中，木材、矿石是现阶段主产品。在苏联国内堆了无数的木料与矿石，完全不能给苏联创造价值。所以得卖出去。
对外出口获得的外汇留在账户上也没意义，得购买商品。国外的商品物美价廉，比苏联国内的民用品好，那就多买些。
李润石追问了一个问题，“苏联生产出与我们国内同等的商品，需要多久？”
“如果是同等品质，同等性价比的民用品，我认为咱们这辈子有可能看不到了。”李成钢有点不太自信的答道。
即便李成钢不怎么自信，这个回答也足够让李润石感到讶异。李润石不觉得李成钢会故意贬低苏联，更不可能敌视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可李润石一时竟然不知道该怎么提问，因为看似是一个表现，其实牵扯到的内容十分宽泛，只怕提出十几个问题就未必能达成理解这个问题的基础知识。
李成钢也有同样的看法。不过宣传部长负责的工作非常重要，之前国内就出过一些宣传上的问题。由于之前的宣传部长对于中国的发展理论理解不足，所以对一些问题的解释就与之后的解释出现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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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这些麻烦，李成钢说道：“我会让秘书送些报告给李部长。”
李润石点点头，他虽然更喜欢直接与熟悉情况的同志直接交谈。不过问题太复杂的话，看那些内容详实的报告同样非常有效。
此时吴有平放下手中的报告，问道：“商务部对于亚洲经济共同体内部的分析呢？”
“现阶段日本已经没有多少顺差了。而且日本企业当下也已经开始分化，以中国为主要市场的日本企业正在与耕耘日本市场的企业之间出现了差异。两者的差异正在变大。而且我们最好不要对亚洲经济共同体做出任何引发恶感的宣传。”
吴有平听李成钢竟然先提及此事，心里面轻笑一下，神色不变的问道：“你认为东亚经济共同体内部的主要矛盾不在于产业么？”
李成钢果断答道：“是的。日本国内资源匮乏，经济发展严重依赖进口。所以日本经济在细化方面做到了中国无论如何都比不上的程度。这种细化并非是日本的优势，而是为了因应资源匮乏的劣势，不得不采取的手段。看似细致到无微不至，其实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果日本采取中国的经营模式，他们的经济就会垮掉。
朝鲜的情况与日本差不多，朝鲜的劣势在于他们工业发展更落后。所以朝鲜经济想发展，对其政府的要求更高。如果朝鲜经济出问题，必然是其政府的政策出了问题，而不是朝鲜人民不努力。所以对朝鲜和日本，如何协调国家政策是最重要的，对于其具体经济内容反倒不需要去干涉……”
会议开完，李润石觉得收获很大。只要当时的经济政策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大国几年内的顺差或者逆差本就不是问题。宣传工作就是理解了问题的本质，然后针对民众的情绪进行宣传。而不是遇到问题之后立刻就宛如天塌下来一样先大喊大叫。这种做法不仅不解决问题，反倒会激化矛盾，引发与此事无关的问题。
李润石对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非常有信心，而且李润石非常喜欢通过工作完善自己对于整个国家理解的过程。当事实真相在眼前展开，李润石本能的就会感受到获得知识的喜悦。
不过当李润石接到了李成钢承诺的资料，看了半个多小时后，他的心情就有些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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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关于苏联经济的调查报告，放在最前面的是对于苏联工业企业的报告。报告中介绍了东北政府时期的工厂情况，在那个阶段，东北政府也是命令式经济，其目的是为了生产出产品，并且以最高的生产效率为主导。这种依靠财政拨款的经济模式很快就出现了巨大的浪费，其主要浪费存在在于每一个环节之上。
比较明显的案例，早期的工厂管理之中，由于工资普遍不高，所以劳动手套，肥皂这种必备品的浪费令人发指。薅羊毛的举动怎么都解决不了。
从理论上讲，每一个人都有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在劳动没办法产生足够报酬的时候，顺手薅点羊毛就成了增加个人收益的手段，而且风险还很小。
这个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是统一战争结束后。随着工厂的待遇提升，在计算工资的时候，劳保用品从原来靠发，变成了增加工资，由工人自行购买。薅羊毛的问题随即迎刃而解。
但是苏联的企业依旧是采取了东北政府的模式，福利占比很大。李润石心情有些沉重，却看的更仔细了。而报告也没有让李润石失望，对于这些问题的解释并非道德批判，而是简单明快的经济分析。
生产劳保用品的企业也是国企，如果不采购他们的产品，那些国企也得倒闭。
这冷酷的分析甚至让李润石苦笑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