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典和荀悦的话，一下子就让刘协有了拨云见日之感，仿佛脑子里有个什么东西，叮的一下就开窍了。
李家作为豪强，按他所说他们家的庄园经济是搞的没有汝南陈家好的，他们李氏的族人虽然多，但平均到个人的生活来看，却是远没有汝南陈氏的族人生活的好，反而对现在被朝廷收编了之后生活的更好。
他自己将自己家的问题归结于他们家没有出过两千石，然而在刘协看来这李典的思维肯定是进入到了一个误区：他们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人太多了。
如果他们家真的是累世两千石的世家大族，那么当他们人数变得再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家的庄园经济一定也是要崩溃的。
换言之，庄园经济的人口数量是有阀值的。
而荀家之所以支撑不起庄园经济，至少是支撑不起一个足以在乱世中自保，只能不停依附这个依附那个的小庄园经济，其症结居然是因为家里的人口太少，而之所以人口太少，是因为颍川这地方官不值钱，地值钱。
也就是说庄园经济的存在本身，必须以一个特定基数的人口作为基础，人口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这，就是庄园经济之所以无法代表先进生产力，只能作为一个畸形社会制度，被时代所淘汰的根本原因。
这样的畸形制度于国于民都是不利的，而只要找到一个调整底层经济基础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则庄园经济就必然会被淘汰，改革就必然可以成功，魏晋时代的悲剧就必然可以避免！
这让他想到上辈子看到的经典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的一段名场面，康有为跪在金銮殿上放声疾呼：杀一两个一二品的大员，这法就变了！
刘协现在真想对康有为说一句：放屁，刘秀当年杀了几十个两千石，这法不也没变了么。
为了百姓，刘协不在乎杀人，他对三国还真没有什么名人情节，只要是切实需要，曹操刘备他也舍得杀，他杀起人来一定不会比刘秀来得手软，可是杀人解决不了问题啊！
好在，他作为一个现代人终究是比刘秀和光绪都有见识，这么一聊，差不多也让他找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刘协在上辈子的时候看到过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明之殇在于钱少，清之殇在于人多。
钱少很好理解么，大萌朝的经济制度是烂到根的，明明南宋的时候商品经济发达，朝廷就已经尝试发行了纸币，而即使在南宋那样战乱不休的朝代都至少保证纸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拥有价值。
到了明朝，却是连铜钱都没有价值，只能用白银这样一种毫无铸币价值的白银作为货币，又因为国内不产银，被海外国家大量走私白银进来，将经济秩序给着实祸害的不轻。
而清朝人多的这个概念，理解起来就相对复杂一点。
古代秦汉隋唐时期，除非是连年战乱，人口始终在四五千万的这个数值上上下浮动，到了宋朝时人口就突破了一个亿，而后又继续持续升高，尤其是清朝时，人口数量一举突破了四个亿。
然而国家耕地面积和土地产出的增长是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的，清代耕地比汉代增加百分之三百，平均粮食亩产从两百多斤增加到了三百多斤，只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九。
亩产的增加与人口的增加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土豆和玉米这两种外来作物事实上对于古代社会的影响虽然确实巨大，但也确实没有那么大，事实上一直到今天，这两样也不是咱们国家的主食，特别废地不说，早起的土豆玉米也达不到现在的亩产。
所以古代人口的暴增到底是不是因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呢？是，但不全是，甚至于都并不是最主要的那个原因。
反倒是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等手段，才是清朝人口暴涨的真正根本原因，这里要分清楚，税和赋是两种东西，康熙说的是永不加赋，而不是永不加税，赋，简单理解差不多就是人头税，有些现代人事实上已经理解不了这个概念了，事实上这刘协现在免征人头税的政策和康熙差不太多，没有本质的区别。
（个人其实也不太喜欢康熙，康熙有些政策确实很恶，但公允来说康熙之恶不能抹杀永不加赋这四个字的重大历史意义，评价历史人物没必要非大帝即麻子，好像一个好人就不能有污点，一个坏人就不能有闪光点一样）
然而人多，真不是什么好事，上面的那组数据说明，宋明清三朝相对于秦汉来说，人均粮食产出的数量是一直在减少的，而资本主义萌芽事实上也是因清朝时四万万人口压力实在太大，而给压断的。
很简单么，因为人多，所以人工相比于土地和实物来说相对价值就低么，因为地少，有限的粮食必须确保要种植足够的粮食作物，压缩经济作物的耕种面积么，开工厂的收益就不如买地种地来得稳妥，生产加工的价值就远比不上原材料本身的价值么，任何提高劳动效率，解放劳动力的生产发明，都特么是反人类的么，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下，上层建筑建设的奇葩而又畸形也很正常么。
人少地多的时候，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秦汉唐的国家政策和豪强的精力都放在了人口上，宋以后，国家所关注的重点就逐步从人口转移到了土地，因为人均生产效率实际上的降低，国家能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到的剩余价值也在减少，尤其到了清代，人头税几乎已经不怎么收的情况下，直接对人的控制就变得极为松散了，说句残忍的话，四亿人死一半，只要耕地面积不减，国家财力恐怕都不会大规模衰退。
朝廷在关乎老百姓的死活的时候收益自然也会跟着降低，富户地主对佃农捆绑，也自然就没必要像庄园经济这样严格了。
所以，人口多了之后，因为经济模型的变化，不管是国家还是豪强，其实力都是越来越弱的：人均劳动产出在减少，能榨取的剩余价值反而变少，因为人多管理成本反而增加，所以国家职能与豪强权力都在因为生产成本超过生产收益，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收缩，对人的控制力和动员能力严重下降。
具体表现为，国家从基础生产环节和底层社会管理中退出，朝廷对百姓的组织动员能力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而持续的下降，秦汉以及初唐时期几乎都是以义务兵役为主要的兵役手段，朝廷可以随时将普通百姓拉出来编练成军上战场，战斗力往往还挺强，统治者对外族几乎只考虑打不打的问题，而不考虑打不打得赢的问题。（包括魏晋南北朝，但这个时期比较复杂，这里不解释了，有兴趣来我书友群共同讨论）
而唐代中后期以后府兵制全面崩溃，作战的基本都变成了职业士兵，朱元璋时虽然仿照汉唐建立了卫所制度，但卫所制崩溃速度之快却远远高于汉唐，很快就彻底沦为了恶政。
这样的结果就导致国家命运，或者说朝廷命运与普通百姓个人命运脱钩，底层百姓的人身依附于土地而不是国家，于是在满清入关之后，只因承诺了现有的土地结构，则北方大地很快就被平定，反倒是康熙时因为满人圈地，导致北方大地处处烽烟，极端点说，在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普通民众为了赚钱不惜争着抢着帮外国侵略者们运输物资，也是因为如此。
四亿人一人一口吐沫确实也能把八国联军淹死，但四亿人并没有理由去向侵略者吐吐沫，反而因为八国联军开出来的工资较高，京师附近的老百姓争先恐后的成为了八国联军的辅兵，迫不及待的帮着他们狠狠的在清庭的尸体上踩上几脚。
所以事实上，拥有四亿百姓的满清，虽然在国力上确实是封建王朝的顶峰，但朝廷所能自由调动的国力，却反而是比较低的，到了中晚期，恐怕比之魏晋也强不出多少去了，打不过一个组织动员能力强大的日本蕞尔小国，也自然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国家国力不等于政府力量，古今中外这都是同理。
而对于豪强大族来说，人口的暴涨，人均劳动产出减少，他们的实力其实也是在断崖式下降的。
毕竟越是严密的管理，其管理成本就越高么，国与家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当人口繁荣到一定程度之后，严格控制人身自由的租客意义就不大了，毕竟你养个奴婢，也得管他的衣食住行，也得满足他的基本生活需求吧？在人身没有自由，生产的主观能动性不足，人均耕地面积又少的社会现实之下，你养一个奴婢或租客的成本，说不定真的比一个租客或奴婢的生产产出还高。
从工商业的角度来说更是如此，庄园经济的小规模内生循环，因为无法用规模效益摊平生产成本，也无法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本身的生产效率必然是不高的，而这个不高的生产效率也无法满足人口的爆发式增长，你自己造一斤铁的成本比买一斤铁的成本都要高的多，你还会搞个庄园自己生产么？
所以说么，任何复杂的问题，只要刨到根，那决策的时候就都很简单了，剩下的也就是细节上的问题了。
如同前文所说，当人口增长之后，庄园经济自然就会崩溃，豪强自然就会自己将自己削弱，然而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放弃了基层的治理和基础生产，导致组织动员能力也同步的被削弱了，宋明清三朝内部动乱数量和烈度明显小于汉唐，这与其说是因为中央集权导致的强干弱枝，不如说是因为豪强已经不具备了祸乱天下的能力。
但这样的稳定难道不是以国力衰退作为代价的么？汉唐亡于内乱，宋明败于蛮夷，里外里这不还是要生灵涂炭的么？（清朝中前期，八旗子弟其实非常像唐的关中府兵，说白了还是义务兵制的变种，后来八旗子弟玩物丧志，清军战力弱下来了。）
有没有例外？
其实也是有的，刘协穿越过来之前所在的国家人口都已经十四亿了，也没见政府对民众的组织力度有所下降。
这固然是因为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么，但是仅仅以农业产出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的耕地数量其实比古代反而是变少的，又搞了那么多的副食品和经济作物，现代人在吃这个字上相比于古代社会可以说各个都是贵族了，反正刘协作为皇帝，也没觉得在饮食上过的真的比上辈子好，那么这现代社会的单位亩产，真的已经几百倍于古代社会了么？
这真的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功劳而不是上层建筑的进步么？真的就没有可以让刘协借鉴的东西么？
于是乎，当陈家众人在这样一个初春的日子里，先是被刘协晾着，在门外跪拜了一个半时辰，又在提心吊胆的候着刘协溜溜达达的在他们家逛了一下午，满心惶恐的一直等到刘协晚上睡觉之后，刘协依然没有召见他们。
而在一天之后，却是糜竺从许都风风火火的赶了过来，而天子，依然没有召见他们。
再一天之后，却是远在南阳的陈到，在天子的命令下却是连春耕都不顾了，带着陈氏子弟风风火火的就连夜赶了回来，却是终于让陈氏的族人安心了一点。
毕竟如果天子要杀人的话，没道理特意将陈到和他的兵给召过来，这不是给自己增加难度么。
而到了晚饭时分，却是关羽亲自来请包括陈倘在内的陈氏族人道：“诸位，陛下亲自邀请你们赴宴，陛下说今晚的夜色挺美，风也凉爽，他要亲自烤炙全羊宴，以招待各位高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