觐见完朱翊镠，魏学曾心中颇多感慨，久久不能平静。
第一，他想不到曾经因为张居正辞官回乡，如今又因为张居正举荐而被再度重用，这是何其之幸！
第二，原来紧急调任他果然是因为哱拜之死。准确地说，朱翊镠是让他去宁夏平乱的。那哱拜当初离奇的调任与死亡，是不是有些蹊跷？但他肯定不敢问，只能将疑问留在心底。
第三，无论怎么看，哪壶不开提哪壶也好，满眼的杀伐之气也罢，他都觉得朱翊镠极不简单，虽然只一次觐见也并未让他见识到如同外界所传说的那样朱翊镠有多英明神武料事如神。
见过朱翊镠，与吏部交接，魏学曾便启程前往宁夏卫了。
此时，他的身份已经是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陕、甘、宁三边军务。
……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问题，朱翊镠专门召开了一次廷议。
除了六科廊言官，其他参加廷议的都是四品以上的官员。
廷议的主旨还是像云台接见申时行与许国时的一样：逐步废除落后的土司制度，结合实际适当推行改土归流，最后的目标是要实现平等、团结、共同繁荣进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对于落后的土司制度，以及土司制度的弊端，在座官员无不清楚。
对于改土归流的方案也不陌生，广西、云南早就有局部地区在推行，只是效果不理想所以不被重视。
对他们而言，真正感到新鲜的是平等、团结、共同繁荣进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是头一次听说。
关键是，感觉很不可思议，甚至感觉有点天方夜谭了。
但这项政策已经得到了首辅申时行与阁臣许国的认同，他们俩已经基本上领会了朱翊镠的用心。
召开廷议之前，申时行、许国，包括王锡爵，他们与朱翊镠一样，都想到这次廷议的争论将十分激烈，毕竟这个问题自唐宋时就困扰着朝廷，一直悬而未解，可谓是千古大难题。
然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廷议之上并没有引发多激烈的争论。
张彪不顾自己身份地位，第一个站起来表示赞同，并将朱翊镠着实狠地夸赞了一番，什么高瞻远瞩啊，什么解西南边陲少数民族于倒悬之中啊……
刚有一位侍郎站起来提出异议，便被张彪一句“你根本不懂得陛下改革的决心与深意”怼了回去。
让朱翊镠哭笑不得。
紧接着刘大元也附议支持。刘大元倒是没有夸朱翊镠的决策有多英明，但表示坚决支持废除土司制度。
继而，以刘凯为首的六科给事中竟全部支持西南边陲问题的改革。
没有一个表示反对的。
朝中大臣从未见过六科廊言官如此齐心的一次。
尽管六科廊言官品秩不高，但享受的待遇好，他们能代表政治风向标，也确实有发言权。
再加上首辅申时行、被视为首辅接班人的王锡爵、还有即将要前往云南经略三行省的许国，都表示支持朱翊镠的政策主张。
如此一来，引发的争论自然就不激烈。尽管朱翊镠让大家畅所欲言，也确实讨论了。
但反对的声音很少。
仔细一想，朱翊镠也不觉得有多奇怪。因为首先，都知道土司制度弊端重重，改革已是迫在眉睫了，只是不知道怎么改或没有信心改。
其次，经过几轮的博弈，朝中大臣对他这个皇帝的认可程度已经越来越高了，而且也知道他一旦作出决定将很难改变。如果坚决反对，或许会迎来当初刘大元与张彪那尴尬的情形，还是不要出头为好。
另外有张彪、刘大元呐喊冲锋，加上内阁几位成员的加持，此消彼长，反对的声音自然弱了下来。
况且朱翊镠也确实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方向，指明了一条道路。
他们担心也无非只是担心朝廷有没有能力解决好的问题。
总之，就这方案本身反对的大臣很少，都清楚西南边陲问题急需解决，土司制度的弊端日益凸显。
这样，廷议进展十分顺利。
廷议上，朱翊镠正式任命许国为钦差大臣，以武英殿大学士的身份，经略云南、贵州、四川三行省，着手西南少数民族的改革。
但在廷议上，朱翊镠并未提及云南大小金川将要叛乱这一节。此情目前只有内阁几位成员，还有冯保与陈炬他们这几个人知道。
既然许国马上要离开京城，那内阁就少了一位成员，朱翊镠决定增加一位阁臣——与申时行也已经沟通过。申时行拟定了几个备选名单。
朱翊镠一眼认定了王家屏。
因为他记得明朝首辅名单中就有王家屏的名字，所以熟悉。
也知道王家屏是一位非常难得的正义之士，尽管他在历史上担任首辅的时间极其短暂，只有六个月，但给当时朝野以及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家屏不贪权武断，推诚秉公，百司事一无所扰，最后因为立储问题与万历皇帝闹翻了，辞职回家。
但在朱翊镠的脑海里，最先认识王家屏的却不是因为这些，而是因为《金瓶梅》的作者之谜。
《金瓶梅》的艺术成就有多高无须赘述，关于它的作者却一直是个谜。
由于《金瓶梅》这部小说实在是与众不同，因而有关它的作者到底是谁自然成为人们常年感兴趣的热门话题。
朱翊镠也不例外。
他清楚地记得上一世在山西介休发现了明朝万历四十五年的丁巳本《金瓶梅词话》。
这个版本的“序”介绍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化名为“兰陵笑笑生”的一个山东人。尽管“兰陵笑笑生”使人生疑，但总算有了作者的化名。
至少，在山西介休发现的这个版本为研究《金瓶梅》的作者和成书年代提供了另一种说道。
在明代，凡是见过，或藏有《金瓶梅》抄本的人，不是不想知道或没有注意作者的情况。
而是他们绞尽脑汁也只能记载一些关于作者的捕风捉影的传说，却无法得知其详确的情形。
而且在传闻中，谁也不曾正式提到过有这么一位“兰陵笑笑生”。
可见这个“兰陵笑笑生”在明代万历年间的丁巳版本中的突然出现，只能使人想到它是由刊刻者强加上去的，而那个所谓的“序”更有可能是伪托。
众说纷坛之际，后世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观点出现了。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发现，山西省的《金瓶梅》研究专家也曾提出：《金瓶梅》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山西省山阴县人王家屏——也就是朱翊镠很感兴趣即将任命的这一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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