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李信即将到来的进攻，马士英十分果断地进入了徐州城，召集了原本一团散沙般的众将议事，将自己‘避虏平寇’的方案向众将进行宣扬，并且很快得到了许多明军将领的一致认可。
从表面来看，这件事给人的感觉十分荒诞，但实际上它的基本思想有其历史渊源，主要有两点，一是自杨嗣昌以来大明朝内部长期存在的“攘外必先安内”思想，认为从对大明朝的危害上，寇大于虏；至于另一点则是因为官兵更害怕建虏，而非流寇。
除此之外，马士英又说了一件历史上的典故，来为他的理论做注脚。
什么理论呢？那就是唐朝末年平定黄巢起义这一件大事。
不得不说，黄巢起义作为一场间接摧毁了大唐的庞大农民起义，这件事情常常会引来大明君臣的思考，他们希望从中找到能给对抗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的答案。
找来找去，还真让他们找到了一个，那就是需要借助外虏之力来评定内乱。
在历史上，大唐之所以能给平定黄巢起义，绝不仅仅只是单纯依靠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大将，还需要借助李克用这种沙陀人、招降朱温这样的义军叛徒，才能实现平定。
在此之前，大明朝更多是希望多招降一些义军叛将，比如张献忠、罗汝才这样的人，用他们来彻底剿灭义军，只是这一计策很快随着张献忠的复叛而破产，因此联虏平寇的出现也不会让人们感觉到多么惊讶。
当然，在此之前马士英也给崇祯皇帝写下了一封奏折，陈述了‘避虏平寇’的原因。
“大明社稷，目前最急者，莫逾于办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或云假虏以破贼，或云借虏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审孰是？”
“然以理筹度，此时畿辅之间必为虏有。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平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
“今北虏南寇俱至，威胁两淮，断绝漕运交通，而寇已据南直隶，实为天下之耻，未见庙堂之下，议定遣何官，用何敕，办何银币，派何从人？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
最后，马士英认为，想要把这件事办妥，最好让皇帝召集群臣商议，定下一个议和之人，要么直接前往盛京联络虏酋皇太极，要么就直接联络阿巴泰，从而借助虏兵，来实现灭寇之举。特别是眼下这个时候，既然建虏已经杀到了山东，何不出钱让他们继续去杀流寇呢？
不得不说，马士英的这一策略极为胆大，近乎于引狼入室，但是在面前这番危急的态势下，他又不得不如此，甚至打算直接派人去联络虏军副将图尔格，以期共击李晟。
一旁的山东总兵刘泽清见状，连忙站出来道：“督师，末将愿意派人前去联络图尔格。”
马士英听到这里，顿时大喜，道：“那就有劳刘将军了。”
刘泽清哈哈一笑，连声逊谢，使得马士英对他的好感凭白又多了几分。
实际上，刘泽清这个人可不简单，他原本是总兵杨肇基的部下，后来在崇祯三年的铁厂一役中，刘泽清曾经与后金军展开了一场激战，双方从清早打到中午，始终不分胜负，最终拖到了援军抵达，接连转战遵化，因此被连升两级当了副总兵。
要知道，当时能够跟后金军搏杀相持而不落下风的明军将领可没几个，因此刘泽清很快就进入了朝廷的沿线，很快被升为了总兵，且到了崇祯十三年山东大乱的时候，崇祯还专门任命刘泽清、杨御藩二总兵率军围剿山东的义军。
崇祯的想法是好的，刘泽清的确能打仗，但问题是这个人本身品行极为恶劣，刘泽清率军进入山东后，堪称肆无忌惮，屡屡纵兵抢劫，滋扰地方，他的部下在临清更是犯下了种种恶行，致使当地百姓无不心向义军。
后来兵科给事中韩如愈在听闻刘泽清的暴行后，便上疏弹劾刘泽清，而刘泽清则是伺机报复，在后来韩如愈奉旨前往江浙督饷，途径山东东昌时，被刘泽清派人刺杀。
可以说，整个山东都极为不待见这个刘泽清，畏他更甚于畏匪。
马士英虽然知道一点情况，但是他却并不以为意，毕竟只要刘泽清能打，那就是一柄好刀，至于用了这把刀，对百姓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基本上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内。
很快，刘泽清便派人找到了在建虏大军中的图尔格，将自身的来意简单陈述了一番，也就是‘避虏平寇’，约定双方在消灭李晟之前，不再互相攻击。
图尔格虽然不将这些明军放在眼里，但是这件事也的确符合他的想法，于是便点头答应了下来，双方为了表示诚意，还各自撤离了一部分兵力，将主要的矛头则对准了徐州方向的李信所部。
一时间，李信大军已成众矢之的，处于漩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