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也。”方仲永格格一笑，说道：“《史记》、《汉书》都说，萧何‘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什么是‘文无害’，‘文无害’就是通晓法令，无所凝滞，也就是萧何通晓法令，当了沛县的官吏。《史记》、《汉书》这样叙述他为秦官，通晓秦朝法令，以说明他汉初作九章律，必然受到秦律的影响。《汉书·萧何传》说，刘邦入关后，‘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院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这也说明萧何特别看重秦朝法令，知道秦朝法令对新政权的重要性。他这样的人修订汉初法令，当然跳不出秦律的范围。萧何《九章律》的这些内容，九章的前六章源自李悝的《法经》，秦律继承了法经，汉律又继承了秦律。《九章律》几乎都继承了秦律，不过是萧何擦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
赵简贝齿咬着红唇，似乎在斟酌方仲永的推论。
曾布却连连点头，脸色激动。
欧阳棐听着，只觉得一股冷意直浸肌肤，脸色苍白得可怕，他愤怒的说：“休要胡言乱语。你们说了这么多，不过是推测，可没有史书明确记载秦律是萧何擦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孝惠皇帝和吕后在位的时候，君臣都想通过无为而治来休养生息，所以惠帝垂衣拱手，安闲无为，吕后以女主身份代行皇帝职权，施政不出门户，天下却也安然无事。刑罪很少使用，犯罪的人也很少。百姓专心从事农耕，衣食富足起来。”
他用力的摆手道：“汉初的天下大治不是严刑峻法得来的，是天子施行仁政、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得来的。今天子临朝，就是有一批你们这样的人，摇唇鼓舌，不劝天子施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反而说什么‘变法图强’，是妄想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恢复残酷繁苛的秦律吗？”
赵简俏脸微微一变，这一顶帽子扣下来可不轻，这个时代非秦才是政治正确。如果变法是恢复残酷繁苛的秦律，这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她顿时有些替方仲永担心。
曾布脸色大变。
“变法图强，不是要恢复残酷繁苛的秦律，也不是要走法家的老路。”方仲永一边想，摇了摇头，幽幽地说道：“当今之世，早已经没有了法家。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可见法家并不能适应潮流，所以今天我们也只能在历史上见到法家的只鳞片甲。法家即已证明其失败，变法图强，当然不能学法家了。”
他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是法家，哪怕用的假名，赶紧撇清关系。
何况法家的那些主张：“民愚则易治也”、“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将人民作为君主的对立面，而赤裸裸的在理论上确立了为了君主的统治而进行的愚民论。
方仲永作为一个现代人，听了很不舒服，这些论调，秦以后号称儒家的读书人用得非常溜，而现代某些砖家拿出来换一张皮还到处鼓吹。
而韩非的《五蠹》言：“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
这一席话说出了法家之法的核心，便是用法来规范人世间的一切，将国界范围内的一切人类活动纳入君主的管理之下。
《史记》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齐人淳于越上言效法古制，实行分封制。丞相李斯言：“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拉开了一场焚书的大幕，也为后世的文字狱开了一个好头。
历史证明，法家这种以国法为唯一是非标准的、否定人类社会的道德、思想、知识和文化的价值的态度是十分危险的。
但是从始皇帝开始，历朝历代，哪一朝不曾实行过塞民之口的文字狱？这其中法家难辞其咎！
这是儒家读书人恐慌的根源，也是那些雄心勃勃的君王最是喜爱的地方——帝王道！
《史记》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荀子的“帝王之术”，通过李斯后来的实践，体现出来。北宋苏轼在《荀卿论》中说：“荀卿明王道，述礼乐，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一语道出，其实法家学说是一种——帝王道！
而方仲永想要的不是“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君权至上的帝王道，想要的是“而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绝对公平的法制。
赵简芳心里嗤笑，据她这些日子的观察，方仲永可是正宗法家余孽，没想到如此奸猾！
曾布一下子抬起头来看向方仲永，瞬间明白了方仲永这是何意，果然聪明，没有去踩坑。
欧阳棐也直视着方仲永，眼睛缓缓眯起，问：“那你觉得当如何变法？”
方仲永轻轻一笑：“《吕氏春秋》云：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尚功。’周公旦曰：‘亲亲尚恩。’二位贤者成就周朝八百年基业，其治国思想可以学习。周公旦希望人们都可以依据亲缘关系保持和睦的人际关系，依照‘亲亲尚恩’原则制定出周礼，并在后来成了孔圣最为尊崇的典范。姜太公的治国论是，为了富国，则要尊贤；为了强兵，则要尚功。但是究竟何为可尊之贤？何为可尚之功？这个问题就需要确立具体有效的标准，而区别于‘礼’的这种标准，也就是‘法’。秦法严苛，早就不适应当今之世，不可取也。”
曾布和欧阳棐惊异地地看着方仲永，这个“梅长苏”竟如此精通经史，从争论开始，每有论据都是出处，真是深不可测。但是此刻他们有些不明白他究竟想说什么？
这时，赵简忽然想起方仲永在拟岘台的论述。
果然就方仲永说：“综合两家之言，我认为立法要体现儒家的道德要求，都要把圣人教化观贯穿其中，使大宋的法治成为良法善治。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这话一出，曾布和欧阳棐二人果然震惊。
“天色不早，在下先告辞了。”
忽然，方仲永站立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