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衡含笑深深一揖。
“卫将军允文允武，某拜服也。”
赵旻笑着抱拳还礼。
“公度过奖！公度若尚未觅得住处，今晚便于卫府客房暂住如何？”
卫府中，留有供驻外人员归京时住宿的客房，而且为数不少。
毕竟，曹操的原司空府面积极大。
黄衡苦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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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衡哂笑：“回卫将军，东州徒而今欲与刘季玉和解，然二者间积怨已久，恐不易达成共识焉。”
“东州士”是一个存在于益州的特殊集团。
按《英雄记》与《华阳国志》描述，东州集团主要由三辅人与南阳人构成。
三辅即左冯翊、右扶风及京兆尹，在司隶校尉部西侧、关中腹地。长安即隶属京兆尹。
荆州南阳，则通过武关，与关中地区相连。
由于初平（西历190-193）、兴平（194-195）年间的战乱与饥荒，大量三辅人与南阳人逃入益州避难，被刘焉纳入麾下。
这些人，便是益州中的东州人。
因这些人背井离乡，所以无法通过各自乡邑察举，通过仕宦正途做官。
换言之，这些人需靠刘焉、刘璋父子赏个伪职做官恰饭。
何谓伪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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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衡正色抱拳：“衡愿闻其详！”
赵旻颔首后道：“其一，益州废除丁税，改为屯田。官府提供耕牛、肥料、农具者，十税其四；否则十税其三，如何？”
黄衡不假思索：“可也！丁税向来难征，且颇受士族抵触。然则，卫将军欲如何丈量田亩？”
赵旻呵呵一笑：“此事无需你等操心，某自有办法。”
赵旻心道：腐植酸肥、曲辕犁及耕牛，老子皆摆在明处，就问你们益州士族动不动心！
只要动心，嘿嘿，乖乖给老子报上田亩！税率好商量！
赵旻此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税收；次要目的则是减轻这时代的长工，即士族豪强们奴客的负担。
这些拖家带口之人只要不用交丁税，负担便轻了不知凡几。
黄衡见赵旻智珠在握，便不再详问此点，转而问道。
“卫将军，不知其二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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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税率并未增加多少。
何况赵旻有信心借助耕牛、农具和肥料，诱使益州士族们乖乖就范。
是以，黄衡当即道：“卫将军，此约法三章，某无需与赵府君商议，某可代赵府君同意也。”
赵旻颔首。
“既如此，公度，明日卫府商议大典之事后，你便随某入宫面圣，请天子任命益州牧。届时，赵公赞可为益州别驾从事，兼领一郡之守，如何？”
黄衡捋须笑道：“可也。然则，卫将军有何良策以除东州士人？此时此地惟卫将军与某，卫将军不妨向某吐露一二。”
赵旻先是摇头，旋即抚须笑道：“某非欲除东州士人，而欲解巴蜀士人之忧也。此事乃阳谋焉，便是全盘告知你又何妨？你且附耳听之！”
黄衡支愣着耳朵，凑到赵旻嘴旁。
赵旻压低声音，在黄衡耳畔说出一番话。
只见黄衡表情变得无比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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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旻讲完后，黄衡期期艾艾道：“这…这…卫将军，此事当真如此简单？”
赵旻呵呵一笑。
“公度出身于巴西望族，自无此烦恼，然则，东州士人却不得其解也。如此，可谓皆大欢喜，公度以为如何？”
黄衡捋须默然，表情有些阴晴不定。
赵旻笑着拍了拍其人肩膀。
“公度勿忧，此事由旻实施即可。约法三章之事，你我一言为定？”
黄衡咬咬牙：“一言为定！请卫将军为某主赵府君解决东州士人之忧。”
赵旻笑道：“空口无凭！”
黄衡取下自己腰间黑绶铜印，作揖道：“某愿立字为证。”
赵旻取来一摞竹纸以及笔墨、砚台，做了个“请”的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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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衡仔细欣赏起那略泛黄色、坚韧厚实的竹纸。
赵旻哑然失笑：“公度若喜欢此纸，待归巴蜀时可多带些送与赵公赞。此外，旻尚有数十册竹纸经学典籍，公度亦可一并带走。”
黄衡本来心中直犯嘀咕，但看到这远比左伯纸精良的竹纸之后，心中疑虑顿时全消。
其人提起笔，毫不犹豫地将与赵旻约定的三条，“唰唰唰”写下两份，并皆以红墨盖上自己的印玺。
赵旻笑道：“公度自留一份！”
黄衡仔细打量着这毫不洇墨、书写流畅的竹纸，心中啧啧称奇。
其人此刻，对巴蜀的未来充满信心。
同一时间。
浓重的暮色之中，一支无边无沿的骑兵，正在山间匆匆赶路。
【作者题外话】：呃…云某有些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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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这一章需解释之事较多，所以，关于初平年间并州集团刺杀董卓之后的事儿…
咱们还是下一章再说吧。
先来看刘璋在兴平元年（西历194年）继刘焉位前后之事，以及建安五年（西历200年）赵韪作乱之事。
由于初平（190-193）、兴平（194-195）年间的战乱与饥荒，大量三辅人与南阳人逃入益州避难，被刘焉纳入麾下。
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刘焉）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英雄记》
在刘焉统治期间（188-194），“东州集团”充当了镇压益州豪强的工具，它与东吴的“淮泗集团”，蜀汉的“荆楚集团”，在本质上毫无差别。
（刘）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遣张鲁断北道。枉诛（益州）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华阳国志刘二牧志》
刘焉死后（194），原定继承人刘瑁被废。
刘璋因为“温和暗弱”而被益州大族矫命拥立，因此他在心理上更倾向于益州豪族，东州集团遂失宠。
（益）州大吏赵韪等贪（刘）璋温仁，共上璋为益州刺史。--《蜀书刘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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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璋继位同年（194），东州系统便发生叛乱，甘宁、沈弥、娄发等将领亡入荆州，归刘表。
（刘）焉死，子璋代为刺史。荆州别驾刘阖，（刘）璋将沈弥、娄发、甘宁反，击（刘）璋。--《英雄记》
按陈寿《吴志》，甘宁籍贯益州巴郡；按韦曜《吴书》，甘宁本籍荆州南阳，因此可以视作东州集团的人物。
（甘）宁本南阳人，其先客于巴郡。--韦曜《吴书》
建安五年（200）益州大族赵韪叛乱时，东州集团因为“畏惧被诛”才拼死力战，可见他们与刘璋之间，已经严重貌合神离。
蜀郡、广汉、犍为皆应（赵）韪。（刘）璋驰入成都城守，东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刘）璋，皆殊死战，遂破反者。--《英雄记》
在十余年后，终于酝酿出法正、张松联手“引狼入室，出卖西川”的惨剧。
在初平、兴平年间，也就是曹操未迎汉献帝刘协之时，伪职盛行。
将军号，便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泛滥。
甚至出现同时有三人任青州刺史的奇葩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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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事前文皆有介绍，且内容庞杂，不再赘述。
流寓外地之士人，因无法通过乡邑举孝廉，所以无法通过察举制这一正途进入宦途…
正常流程如下：举孝廉、任郡吏熬资历、县长、县令最终升到二千石郡守到头儿。
茂才起点当然更高，上限还能做到三公（正国）、九卿（副国及正部级）。
以下是重头戏。
丁税即人头税，即无论个人财富多寡，都必须按人头缴纳赋税。
在丁税之外，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
而富户不仅有着多样的避役手段，甚至可以通过个人权势，庇荫田庄内的奴客，使之不服徭役。
比如《魏书司马芝传》记载，司马芝出任菅县县长时，辖区内的豪族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多年来从未接受官府的征役。
司马芝想征调刘节手下的宾客服役，也遭到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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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馀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司马）芝差（刘）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刘）节家（宾客）前后未尝给繇（指兵役徭役）。”--《魏书司马芝传》
县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
刘节不过是条籍籍无名的地头蛇，在这个不满万户的小县，却能霸占十分之一以上的丁壮人口（千余家），足见彼时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江表传》则记载，豫章太守华歆，在任内想要征发海昏县的丁户服役，但豪强“阻壁坚垒、断绝道路”，于是“太守欲发调一人而不可得”。
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即华歆）所遣长吏……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指坞堡），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太守）发召一人遂不可得。--《江表传》
诸君这下应已明白，大汉亡国之根源何在了吧。
在地主豪族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大部分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底层群众，因为生存艰难，被迫沦为权势者的奴客。
部曲，也就是个人武装，便是地主自其人奴客之中选拔。
举个栗子。
许褚青年时曾南下汝南，组织流民武装，替地主老爷们守卫坞堡，而坞堡中的人户，便兼杂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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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许褚）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时汝南葛陂贼万馀人攻褚壁，褚众少，不敌，力战疲极。兵矢尽，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魏书许褚传》
简而言之：
奴客问题的根源，其实在于土地私有制度，以及狭窄的上升渠道。
在出仕名额被地方大族垄断的社会背景下，缺乏背景的普通人，其晋升途径被基本堵死，社会阶层也完全固化，因此抵御风险的能力也特别差。
很多穷困潦倒的人，甚至会自发“投充”，即卖身为奴。
与之相对，占有生产资料的富室强宗，天然处于统治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愈发严重，最终大量的自耕农与中小手工业者彻底破产，沦为强宗豪右的门客。
当然，这群走投无路的破产者，名为宾客，实是奴婢，“奴客”的称谓，名副其实。
所以，赵旻若想从根源上解决这个痼疾，惟有屯田、改税一途。
那些不明真相，妄想通过黄巾起义、甚至想以赤色改变压迫的某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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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是西历200年的汉末，不是西历1644年的明末清初、西方工业革命时期！
两者之间差了一千四百多年！
同样隔着一千四百年，李唐初期和现代社会，那能一样吗？
再者说来，你们人云亦云，而不寻找根本原因，如此，何异于缘木求鱼也？
那些人，你们可长点儿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