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旻登时一惊。
并非其人不够沉着冷静，而是因为来者身份不一般。
赵旻向黄衡、太史慈及周瑜三人抱拳。
“诸兄请恕旻失陪之罪，旻之陈留臣属至此，旻需出门相迎。”
三人当即还礼。
赵旻匆匆行至门外，果不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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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者正是陈留张琨、耿纪、严畯、龚都、刘辟等人，也就是为赵旻看守陈留大本营之人。
程昱、董昭、鲁肃、步骘等人则在一旁作陪。
此刻，此五人正满面春风、躬身行礼。
赵旻大喜，当即一一扶起这五人，旋即躬身还礼。
“叔父大人、诸公，诸位劳苦功高，请受旻一礼！”
本书中，张琨是张绣族弟、赵旻的妻叔父。
其余四人，按照资历，如今也算是赵旻老臣。
众人避开赵旻此礼，笑着还礼道。
“主公，某等幸不辱命，今岁陈留黎庶安居乐业，勉强饱暖。”
在这个乱世，能让老百姓们勉强饱暖，已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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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五人不到卯时便拔寨启程赶来许都，如今尚未用过早饭。
赵旻便请五人、以及程昱等人进卫府一同就餐。
待赵旻见到黄衡等三人，为众人互相介绍一番后，众人便一同入席。
儒学经学家严畯既在此，赵旻便将自己欲印刷的书目简述了一番…
也就是后世的五经，以及《论语》、《孟子》二书。
在如今这个黄老之学渐渐抬头的时代，赵旻必须将清淡、玄学给摁下去。
而且，目前江南与江北的学术风气不同，江南流行的是今文经学，江北则流行古文经学。
经学，即儒教经典学说。
今文经与谶纬等“内学”联系紧密，讲究天人感应，往往将人事变动、王朝兴衰与天象异术相附会。
古文经则重视文字训诂，与谶纬联系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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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严畯，恰恰是古文经学派的大儒。
庐江人周瑜的家传经学，同属古文经派。
实际上，卫府上下，但凡为出身士族之人，皆属古文经派。
前文提过，汉末儒学中经学虽盛，但子学不兴，而黄老思想已隐现压制儒学思想之势。
所以赵旻若想从源头根除“清谈”、“玄学”这种学术界的务虚不务实的妖氛，便惟有大力宣扬儒学一途。
汉末的儒学，并非明清那种阉割版奴才儒学，而是蕴含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胸怀万民等思想内核及价值观的文化。
这种文化思想，比之颓废、迷茫、消极的魏晋风骨，不知积极进取多少万倍！
赵旻坚信，只有从文化、生产这两大方面着手，以重利相诱、以政策引导，才能真正改变这个时代。
诚然。
随着赵旻在这时空逐渐扎根生长，势力越来越强，其人的理想已由最初的立足、救万民，升华为拯救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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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赵旻复又问道：“曼才先生以为如何？”
严畯捋须道：“主公欲兴儒家孟子之学说乎？”
孟子在此时，还不是后世“亚圣”，尽管流寓荆州的京兆尹人、现年九十余岁的赵岐，已提出“亚圣孟子”之名。
孟子真正得以正名并被重视，是起源于晚唐韩文公，也就是昌黎先生韩愈。
与崇尚道德、强调克己复礼、修身养性的孔子截然不同，《孟子》中的思想及学说，几乎皆为经世致用的方法论。
赵旻颔首：“昔年班兰台曾于《汉书》中言，学以致用。
然则，今我皇汉重经学，反而对孟子之学说不甚重视，愚以为，此不啻舍本而逐末也。”
汉末时，《论语》已渐渐盛行，至魏晋南北朝时，《论语》甚至风靡天下；
但《孟子》因其“民贵君轻”之观点，为两汉、魏晋南北朝诸君主所不喜，故而始终不得兴盛。
如赵岐等推崇孟子的儒生，终归还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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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严畯蹙眉作揖：“主公，孟子之说，某恐难以推而广之也。”
严畯、诸葛瑾、步骘等人皆治《左传》、《毛诗》，对于以民为本的《孟子》，其人并不看好。
赵旻微微一笑：“曼才先生可知，故太常赵台卿曾著《孟子章句》乎？”
赵台卿便是赵岐，其人是最早为《孟子》作注之经学家之一。
严畯不与赵旻硬刚，而是选择求同存异：“主公欲印五经，某以为颇善也。”
汉末当然不可能有“五经”的概念，但汉末经学不外乎这五部经典。
赵旻不再与严畯讨论此事，反正其人已通过张绣，从刘表手中拿到了赵岐的《孟子章句》，印制此版本即可。
赵岐和邯郸淳这两个历史上辈分虽异但均高寿之人，目前皆在荆州。
随后，赵旻转而问耿纪：“耿府君，而今陈留屯田、取缔丁税之事如何？”
陈留相当于赵旻试验新政的实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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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一脸肃然的严畯，陈留太守耿纪笑呵呵作揖。
“主公，耕种高粱之时，陈留诸望族犹对此极为不满，然待高粱丰收、复又耕种冬小麦后，陈留无论士族亦或黎庶，皆再无怨言也。
主公之新政如何，陈留士民对此，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故此，愚以为，主公可将此推而广之，断无引发士民唾骂之虞。”
耿纪的意思是：赵旻在陈留取缔丁税、仅按屯田税率征收田税之举，最初时虽曾使陈留士民不满，但丰收之后，怨言便全部消失不见。
原因很简单：到底哪种税率更合适，陈留那些地主老爷、穷苦佃农们最清楚。
综上所述，赵旻针对此乱世之策有二：
一是通过屯田、取消丁税来减轻农民负担；
他的做法，类似于后世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满清胤禛摊丁入亩制的结合体。
满清摊丁入亩的实施，直接导致华夏神州人口的爆炸性增长。
从乾隆六年（西历1741年）人口突破1亿，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突破3亿，再到道光十四年（1834）全国人口甚至突破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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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神州历史上，人口首次突破一亿，是在北宋那个天杀的宋徽宗大观年间。
当然，彼时的人口统计是按照户数。
但无论如何，只要总户数突破两千万，那么总人口一定会超过一亿。
与闭关锁国的满清截然不同，北宋靠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积极寻求外贸顺差实现的这一点。
赵旻重新打通丝绸之路之举，便相当于上了一分保险。
如此双管齐下，而且有历史上北宋、满清成功的经验…
赵旻坚信，东汉一定会登上世界之巅，成为这个时空独一无二、远超三大帝国的超级帝国。
赵旻认为，此举至少可消除老百姓弃婴恶习。
最为关键的是，赵旻所做的一切规划，皆是按照东汉如今国情，量体裁衣来制定的。
毕竟只有最合脚的鞋，穿起来才会最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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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赵旭的声音在堂外响起。
“少君，南阳骠骑将军等已至！”
【作者题外话】：中古时代的学术文化传播，主要借助士人的流动来实现。
在治世与乱世，又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和平时代，文化传播的途径，或者是中央王朝派遣学官到地方传道；
又或者是文化落后地区的士人，到文化发达的地区游学。
战乱时代，文化传播的途径，主要表现在文化先进地区的士人、向文化落后地区进行被动迁移。
这一点在汉末乱世表现得尤其明显。
注意：关于文化传播的路径差异，见王永平《侨寓士人代表的文化修养及其兴学传教》。
汉末丧乱，导致大量的中原士人逃往边地，辽东的公孙度，交州的士燮，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焉，均吸纳了大量的中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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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乱，（管宁）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公孙）度虚馆以候之。--《魏书管宁传》
（荆）州界群寇既尽，（刘）表乃开学立官，博求儒士。--《英雄记》
（士）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吴书士燮传》
行文至此，诸君或许已明晰，自赵旻有意自主创业时起，其人便在主动招揽士人，其人也有这方面的考量。
比如平原国的华歆；彭城国的严畯；广陵的陈矫、步骘、卫旌；九江的刘晔、鲁肃；琅琊国的诸葛瑾等人，均是彼时大儒。
严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友善。--《吴书严畯传》
（诸葛）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韦曜《吴书》
江南与江北的学术风气不同，江南流行的是今文经学，江北则流行古文经学。
经学，即儒教经典学说。
今文经与谶纬等“内学”联系紧密，讲究天人感应，往往将人事变动、王朝兴衰与天象异术相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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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经则重视文字训诂，与谶纬联系较少。
注意：谶即预言，纬即对儒教经典的附会。
东汉光武帝、位面之子刘秀迷信谶纬，称之为内学。
今文经盛行于西汉，东汉时代逐渐式微，地位被古文经取代，直到汉末马融、郑玄等人“兼采今古”，二者之争才渐告平息。
不过彼时经学已经衰落，即将被玄学所替代。
注意：江北与江南的学风差异，此事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王永平《孙吴学术文化风尚考论》。
而赵旻要做的，是以儒家子学，替代没落的经学。
赵旻清楚，所谓魏晋风骨，实则是放特娘的狗屁！
虽然前文已描述不下十次，但此处云某仍不得不老调重弹。
“客”是一个特殊阶层，也是中古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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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宗族、乡党为纽带的社会中，对族里而言，外姓是客；
对乡里而言，外乡是客。
实际上是指在本地没有根基的外来者，因此“客”往往不得不依附于地方强宗，以求托庇。
客的具体属性，与其前缀有关。
“宾客”泛指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隶属群体。
“上客”通常拥有一定的资望地位，是地方豪族的礼宾。
“谈客”利用口舌才华，充当军阀之间的游说者。
“奴客”则更加宽泛，随着任务的变化，而被冠以“部曲”、“田客”、“复客”乃至“盗贼”等名称，有时甚至会被直接简称为“奴”。
所谓“奴客”，顾名思义，即“具备了奴隶色彩的宾客”。
他们不具备人身自由，属于主子的私产，在某种程度上与牲口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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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汉时代，由于奴客自身的“财产属性”，因此往往需要被长期豢养，不得随意抛弃。
然而实际执行时，又是另一幅面貌。
比如豪族大姓往往利用“朝廷下令释放奴婢”的机会，将年轻力壮的奴客留下，将年迈无用的奴客轰走，美其名曰“还你自由”，实际是令其自生自灭。
这与现代资本家裁员，却谎称“为社会输送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
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汉书哀帝纪》
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宜免为庶人。--《汉书贡禹传》
“奴客”的称谓，见于史册较早，至少在西汉中期便已出现。
关于“客”的卑微化，唐长孺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一文中有过详述。
实际“客”的卑贱化，核心原因在于生活上依附于豪强，缺乏个人选择的自由。
在地主豪族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大部分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底层群众，因为生存艰难，被迫沦为权势者的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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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太效应（也叫二八法则）的作用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最终大量的失地农民与破产手工业者，便顺理成章地沦为富室强宗的附庸。
同时，彼时的“丁税”制度，也为奴客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
丁税即人头税，即无论个人财富多寡，都必须按人头缴纳赋税。
在丁税之外，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而富户不仅有着多样的避役手段，甚至可以通过个人权势，庇荫田庄内的奴客，使之不服徭役。
比如《魏书司马芝传》记载，司马芝出任菅县县长时，辖区内的豪族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多年来从未接受官府的征役。
司马芝想征调刘节手下的宾客服役，也遭到断然拒绝。
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馀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司马）芝差（刘）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刘）节家（宾客）前后未尝给繇（指兵役徭役）。”--《魏书司马芝传》
按两汉制度，县满万户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可知菅县的户数不满一万。
刘节不过是条籍籍无名的地头蛇，在这个不满万户的小县，却能霸占十分之一以上的丁壮人口（千余家），足见彼时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江表传》则记载，豫章太守华歆，在任内想要征发海昏县的丁户服役，但豪强“阻壁坚垒、断绝道路”，于是“太守欲发调一人而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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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即华歆）所遣长吏……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指坞堡），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太守）发召一人遂不可得。--《江表传》
可见对于地方豪强而言，这些“奴客”就是自己的私产。
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他们是很乐意同官府掰掰手腕的。
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是近代的舶来品，但至少在两汉三国时代，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便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这句名言。
言归正传，赵旻这套糅合张居正“一条鞭法”及雍正“摊丁入亩”的新政，其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人口大幅度、甚至是断崖式增长。
但次要目的，也是为了毁灭奴客、部曲滋生的土壤。
最后就是，赵旻取消丁税，意味着老百姓们不必再弃婴了。
因为不再有口赋和算赋，所以老百姓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生养子女了。
以上，才是汉末的几大痼疾！
汉末做为中古时代的开端，其社会主要矛盾，绝非奴客与地主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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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地主之间，也就是地主阶级内部名门、郡望、寒门和庶族之间的矛盾！
因为地主阶级，才是中古时代的社会中坚力量。
这一点，与明清截然不同！
注意：以上四者，在汉末魏晋语境下，皆为地主阶级！
那些作者连这都没读懂，他们以为汉末是明清？中古是近古？
呵呵！
不提那些无知者，云某最后总结一句：
知识改变命运，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惟有普及教育，方可扭转汉末到颓废魏晋的转变！
但话说回来，老百姓连温饱尚且堪忧，又如何普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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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旻只能紧扣关键点，一点点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