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龙吟
历时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总在一个个类似的旋涡里打转转——其中堪称“酷毙了”的一轮循环，便发生在公元十世纪以后的一百九十年内。
公元937年，一个先似羊一般温顺、得势后却如虎似狼的阴谋家徐知诰，利用殚精竭虑多年而得到的兵权，将割据江南一隅的吴国幼主杨溥废掉，然后宣称自己是唐玄宗的后裔，名为李昪，在金陵续起“大唐”香火，这便是历史上的“南唐”。李昪即位之后，积极改革弊政，缓征赋税，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数年之间，使江淮大地出现相对安定的局面，接着国家即呈现“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的繁盛景象。无奈天不假年，七载之后他便病入膏肓。最让其痛心的是，能征善战的儿子已战死沙场，他只能将国祚传给文采斐然的儿子李璟。后者在位十九载，政治上最大的举措就是对北方迅速崛起的后周政权俯首称臣，放弃帝号，自称“唐主”，倒是他的“小楼吹彻玉笙寒”一词，与其宰相冯延巳的“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笑傲群芳，一时风靡。没想到几个颇有出息的儿子同样先他而亡，“主”位只能传给那个生于祖父得国之年、却终日在温柔乡里厮混、以写淫靡喋喋之词见长的第六子李煜。此时赵匡胤刚刚演完酷似李昪的那出黄袍加身闹剧，他用“大宋”旗号将后周小皇帝柴氏屏蔽，随即便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为由，派大将曹彬攻破金陵，灭了南唐，并将女人堆里睡得迷迷糊糊的李后主捉到汴京，封为“违命侯”，极尽羞辱之能事。李煜身处“蒿莱”，方恨前半生的“一晌贪欢”，身上遗存其祖父的一点“壮志”微露端倪，并将“沉埋”之“金剑”现于词章。宋太宗见此情形，便将“牵机药”搀于酒内，赐给“违命侯”——可怜本是风流词家、误踏国君之位的李煜，竟以手脚抽搐如同织机穿梭之状，惨死在北国强主面前。
公元997年，恰是李昪得国之后的一个甲子，勇武、阴鸷而又自诩“好色”的宋太宗一命呜呼于“万岁殿”。赵匡义违背了曾对兄长许下的“兄终弟及”“长者当立”誓言，将皇位传给了貌似英伟的儿子。然而赵匡义连做梦都不会想到，他的不肖子孙们会像李后主一样，将祖宗们的勇武血性弃绝殆尽，只有“好色”基因被他们承袭并恶性膨胀着。终于，一个名叫赵佶的“龙种”才子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稀里糊涂地继承了国祚。他的斐然文采、精湛书艺、绘画天才一点都不亚于李后主，而在骄奢淫逸、任用佞臣、昏聩无度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此时，同样来自北方的铁骑从百姓的血泊中一路踏来。赵佶最大的本事，是像鸵鸟一样，将头埋进温柔乡和花鸟窝里，把暴露着的屁股和祖先的牌位一道交给同样昏聩的儿子赵桓，任由金人的马鞭抽击。
公元1127年，也即宋太宗死后的一百三十年后，岁在丁未，是个羊年。这年春夏之交，金国大将斡离不（完颜宗望）押着14000多只“丁”类弱“羊”从汴京向北国迤逦而去，这群“弱羊”的首领就是46岁的宋徽宗赵佶、28岁的宋钦宗赵桓。他们被掳到金廷后，太上皇被封“昏德公”，皇帝则为“重昏侯”，父子二人共享着李煜当年的同等待遇，赵佶也在哀词中续写着“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的凄凉。可悲的在于，李煜当年“金剑已沉埋、壮志蒿莱”之思在赵氏后裔们的话语中浑然不见，这种血性早被“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的阳痿综合征所淹没了。
在九百七十八年前的那个长长的“羊群”里，最孱弱、也最值得人们怜悯的，莫过于那些在宋廷皇宫内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的弱女子了。在《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中，曾有这样触目惊心的记载：
金人取二王宫，以近属宗室赴军前。开封府解发宫嫔一千二百人，亲王二十五人，帝姬、驸马四十九人，宗室南班官等络绎道路凡数十里。
宋代皇帝之女，向来与前朝一样，称作公主。宋徽宗政和三年闰四月，蔡京等人为了掩饰他们不学无术、缺乏情采的拙劣文辞，便突发奇想，建议将公主之称改为“帝姬”，据说这是恢复周朝“诸女言姬”的古制。宋徽宗共有34个女儿，从此无一例外地都称“帝姬”，比如下嫁给蔡京之子蔡鞗的延庆公主，便被改为茂德帝姬。
宋代有个无名氏，保留下了一份当年详细记载被掳北上的亲王、后妃、帝姬、驸马及宗室贵妇详细名录，叫作《开封府状》，其中标名金国主帅副帅掳获北行的有皇子23人（康王赵构当时不在京城），近支郡王7人，皇孙15人，另有徽、钦二帝的皇后、嫔妃、贵人，以及后来成为宋高宗的赵构之母韦氏、妻邢氏、妾田氏、姜氏等在内，共有嫔妃83人，王妃24人，帝姬、公主22人、嫔御98人，宗姬52人，御女78人，近支宗姬195人，族姬1241人、宫女479人，采女604人，宗妇2091人、族妇2007人，歌女1314人、贵戚和官民之女3319人，以上女性总数多达11607人，竟占被掳的14000余人总数的83%以上！金人掳掠她们前往北国，还有个最充分的理由：宋朝支付不起投降协议中犒赏金国军队的银钱，于是这些女人就被明码标价、充抵犒赏金银的数目。如此一来，出卖她们的罪人便是无能的宋国君主——难怪徽、钦二帝和他的降臣们眼见自己的妻女被人任意蹂躏，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了。
说到这儿，不免让人想起当年“大宋”灭掉西蜀时，蜀主孟昶所宠幸的花蕊夫人所写下的《述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一百多年之后，这首诗稍加改动后，置于宋廷身上才能恰如其分：“汴京城上竖降旗，姬在深宫那得知？千万囚徒齐北上，更无一个是男儿！”
确实，宋廷举朝为虏、仓惶北上之时，那些平时标榜效忠的臣子，罕有人露出男儿血性，以身殉国，恰恰相反，卖主求荣的却大有人在，驸马都尉刘文彦等便曾诬告徽宗谋反，想以此换取金人的青睐，结果成全了另一位被掳驸马蔡鞗，他在《北狩行录》中不提妻子茂德帝姬被金人霸占处死之事，却大谈他为太上皇辩诬的“功绩”……
只因亡宋无男儿，方叫巾帼压须眉。正是这些柔弱的女子，她们不愿忍受金人的凌辱蹂躏，以羸弱之躯抗拒虎狼之威，据金人李天民《南征录汇》记载，在完颜宗翰强命宋宫嫔妃侑酒之时，便出现以下血溅穹庐的场面：
是夜，国相宴诸将，令宫嫔等易露台歌女表里衣装，杂坐侑酒。郑、徐、吕三妇抗命，斩以殉；入幕后，一女以箭镞贯喉死；烈女张氏、陆氏、曹氏抗二太子意，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
郑氏、徐氏、吕氏；张氏、徐氏、曹氏，还有那位连姓都被忽视了的宫女，只不过是些寻常嫔妃、宫人。到了金国腹地，被分配金国帝王、大将做侍妾的宋室后妃、帝姬、公主们，接着也开始了殊死反抗。宋钦宗的朱皇后羞愤自杀，宋高宗的原配邢秉懿先是坠马损胎，后因盖天大王完颜宗贤相逼而以自尽相搏；更有宗女赵玉箱在金主面前强颜欢笑，以取信任，然后逼迫金国“皇后怒忿，自缢而死”，接着谋杀金主另一宠妃，又“以雪水调脑脂以进，因此金主亦发疾”，最终事败，被金主“手刃杀之”！（《南渡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以往的历史杂录、稗说佚闻，乃至小说演义，谈及靖康之难这段历史，总把笔触放到康王泥马渡江、岳飞立志直捣黄龙、韩世忠梁红玉夫妇奋力杀敌、秦桧卖国求荣、张俊助纣为虐、李清照家破身离的凄凄惨惨戚戚上，很少有人留意那些身陷虎狼之口的弱女子是如何受难、如何应对的。《柔福帝姬》一书，恰恰从人们遗忘之处着手，以柔福帝姬的故事为线索，较全面地展现了那个苦难年代里，一群羊一般的柔弱女子为了自身尊严所撑持、所搏击的历史。
《柔福帝姬》所展现的，就是这样一曲哀感顽艳、让人魂销心碎的血泪史。
关于柔福帝姬，《宋史后妃传》称为徽宗王贵妃所生，在其之前，王氏已生郓王赵楷、莘王赵植、陈王赵机和惠淑帝姬、康淑帝姬、顺德帝姬，柔福之下，尚有冲懿帝姬（即贤福帝姬）。《宋史公主传》将柔福列在二十位，记载只有一句：
柔福帝姬，初封柔福公主，后改帝姬。
《开封府状》则提供了补充信息：
柔福帝姬，十七岁，即多富嬛嬛。
本书中柔福乳名，采用了《三朝北盟会编》《宋人轶事汇编》中的说法：
韩世清破刘忠，得一妇人，自称是柔福帝姬，小名瑗瑗。
据《开封府状》，我们知道，柔福生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比宋高宗赵构小4岁。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又有不同记载：
和国长公主，徽宗第二十女也。母曰懿肃王贵妃，政和三年夏，封柔福公主，寻改帝姬。靖康二年春，从驾北狩。绍兴十二年，太母归自北方，言帝姬以去年夏死于五国城，年二十九。
由此推算，柔福也可能生于政和二年或三年。本书中作者顾及柔福及笄情节，将柔福的出生年份定为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
其他关于柔福在靖康年间的记载，最详赡的是《南渡录》中的一段文字：
（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九日，京师雪深数尺，斗米千钱，贫民饥饿死者盈路。金人又纵兵剽掠，有一将在天津桥上扎甲士千有余人，民莫敢过。时有柔福帝姬侍从三十余人将欲入内，贼叱止之，呼令出轿。帝姬泣曰：“吾贵家子，天子为吾兄，安可出见金兵？”金兵使人曳出之，使前徒行，笑曰：“美妇人也。”问曰：“汝有夫乎？”帝姬曰：“今两国已和，汝等安得无礼？”其人曰：“吾兄为北国大臣，富贵无比，若能为之妻，不异汝南朝富贵也。吾有香缨一枚，可以代兄为聘物。”遂取怀中真珠香囊，手持以献。帝姬不肯受，金人执帝姬手令受之，金人乃笑而退。其后竟为金将兄所得，盖粘罕之次弟也。粘罕兄弟三人：长粘罕，为金国元帅；次泽利，为金国北部大酋长；次野利者，灭契丹首擒天祚者即其人也。
这则史料除了向人们提示了准确的时日、事件、人物外，还昭示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柔福当时深受宠爱，随从众多，而且生性倔强，敢于在金兵陷城之后率众出入；二是柔福后来被迫嫁给了金国大将泽利。
至于香囊一事，《南征录汇》中记载略有不同，其中赠香囊的是金将野利，作者选用这段内容，改写进小说中：
野利代聘多富帝姬（柔福），见归帅府，求赐释付。二帅大诧，询帝姬，云：“出城轿破，时番将胁入民居，令小番传语云：‘兄为北国大王，不异南朝富贵。’使受香囊，未解其意。”二帅怒，斩野利于南薰门。
其后史料皆付阙如。倒是有关“伪柔福”的事件，一再被人提起。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乙编卷五》中说：
靖康之乱，柔福帝姬随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诣阙，称为柔福，自虏中潜归。诏遣老宫人视之，其貌良是，问以宫禁旧事，略能言仿佛，但以足长大疑之。女子颦蹙曰：“金人驱迫如牛羊，跣足行万里，宁复故态哉？”上侧然不疑其诈，即诏入宫，授福国长公主，下降高世荣。汪龙溪行制词云：“彭城方急，鲁元尝困于面驰；江左既兴，益寿宜充于禁脔。”资妆一万八千缗。绍兴十二年，显仁太后回銮，言柔福死于虏中久矣，始知其诈。执付诏狱，乃一女巫也。尝遇一宫婢，谓之曰：“子貌甚类柔福。”因告以宫禁事，教之为诈。遂伏诛。前后请给锡赉计四十七万九千缗。
这段文字详细标明“柔福”南归年月，以及当时词臣所行制词言语、赏赐之数，颇为可信。考诸《宋史》《宦者》列传也有类似史料可作为印证：
先是，伪柔福帝姬之来，自称为王贵妃季女，益自言尝在贵妃閤，帝遣之验视，（冯）益为所诈，遂以真告。及事觉，（冯）益坐验视不实，送昭州编管，寻以与皇太后连姻得免。（绍兴）十九年，卒于家。
看来有关“柔福回归”的事件，在南宋初期确实是件颇为轰动的事。问题在于，宋高宗对这位比自己只小四五岁、仅别四年的妹妹，唯有“足长大”一点值得怀疑，而身为“康王邸旧人”的老宦官冯益，为何也会被轻易瞒过？
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柔福帝姬”条更是耐人寻味：
柔福帝姬，先自金闲道奔归，自言于上，上泣而具记其事，遂命高士荣尚主。一时宠渥，莫之前比。盖徽宗仅有一女存，上待之故不忍薄也。及韦太后归自北方，持高宗袂泣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说，错买了颜子帝姬。柔福死已久，生与吾共卧起，吾视其敛，且置骨。”上以太母之命，置姬于理。狱具，诛之东市。或谓太后与柔福俱处北方，恐其讦已之故，文之以伪；上奉母命，则固不得与之辩也。然柔福自闻太后将还鸾驭，即以病告。尝以尼师自随，或谓此尼曾事真帝姬，故备知畴昔帝姬俱上在宫中事。伪帝姬引见之顷，呼上小字，尼师之教也。京师颜家巷髹器物不坚实，故至今谓之“颜子生活”。
这就是说，所谓“伪柔福”事件，全凭宋高宗生母韦太后一人之言。叶绍翁的“或谓太后与柔福俱处北方，恐其讦已之故，文之以伪；上奉母命，则固不得与之辩也”，绝不是空穴来风。只要我们将上面两段文字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后来冯益之所以承认自己当初“验视不实”，原来是他已得到将来会有补偿的承诺。果然时隔不久，他就与皇太后韦氏“连”起“姻”来。一个痛遭贬谪的宦者，竟能与皇太后结为亲家，从此轻而易举地进入国戚之列，不仅罪过得以豁免，还享受着一般宦官做梦都想不到的富贵荣华，难道此中没有不可告人的隐秘吗？
《宋史公主传》在徽宗诸女之后，专门记载了所谓“伪柔福”的来历，依据应是当年的结案文字：
又有开封尼李静善者，内人言其貌似柔福，静善即自称柔福。蕲州兵马钤辖韩世忠送至行在，遣内侍冯益等人验试，遂封福国长公主，适永州防御使高世荣。其后内人从显仁太后归，言其妄，送法寺治之。内侍李忄癸
自北还，又言柔福在五国城，适徐还而薨。静善遂伏诛。柔福薨在绍兴十一年，从梓宫来者以其骨至，葬之，追封和国长公主。
只要将这段文字与《南渡录》对比，就会发现疑窦重重。既然柔福帝姬后归金将泽利所有，如何又嫁得汉人徐还？“显仁太后”（高宗母韦氏）之“归”与徽宗“梓宫”之“来”系在同时，为何要分两处立论？官方结论矢口不谈柔福与韦太后的纠葛，却以“内人”“内侍”的举证为凭据，更有欲盖弥彰之嫌。
另有《随国随笔》，也曾直言道破韦太后诛杀柔福的原因：
柔福实为公主，韦太后恶其言在虏隐事，故亟命诛之。
由此益发证实，所谓“伪柔福”事件，分明是一桩让人难以信服的扑朔迷离之案。
人为遮掩让历史蒙上烟尘，史料缺失更让人扼腕而叹。
正因为此，小说家才有了极为广阔的想象和推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