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其著作《农书》之《农器图谱》“秧马”条，不但收入以上苏轼所述秧马的形制、用途及功效等诸多事宜，还全文收入《秧马歌》，并将秧马绘图予以展示。这图就是后世教科书上的图片。
再之后，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载有苏轼所记秧马之形制和功用，同时收入《王祯农书》之秧马图。清代农学巨著《授时通考》全文引用《秧马歌序》，并配有秧马图。
一个名人的宣传，就是能够产生这等爆炸性的效果来，也难怪后世那些企业花在营销上的钱往往比研发投入还高。
研发投入有风险，这打广告可没有风险，拿了自己的钱，还不吹上天来。就这，一个个所谓名企还臭不要脸，顶着高科技企业的名头要补贴。不针对某企业，请勿对号入座。
最后，关于秧马，有人认为其为拔秧之用，有人认为其为插秧之用。前者占主流，本书取拔秧之说。
赵昕骑上秧马后，将拔取的稻秧放在马首上抽上几遍，将淤泥清理干净，放进中空的马身内，一片地区拔完之后，小短腿一蹬，这秧马就朝前面驶去，轻便省力。
但是其最大的好处，则是减少了对腰椎骨的伤害，若是站着去拔秧，每次都需要弯腰超过九十度，如此不出半个时辰，整个人都要腰酸背痛，要进行短暂休息。
坐在秧马上，则不需要如此大幅度地弯腰，对腰椎骨的损害会小许多，无论是抽土还是放秧的设计，都显得很巧妙。
这里重点说一下抽土这个过程，在很多人眼中，这不就是抽个淤泥的事情吗，有必要专门说吗？
事实上，有必要！拔出稻秧之后带着大量的泥土，为了方便携带，必然是要抽去泥土的。
没有秧马或是类似的存在，农民就只能够往自己腿上抽，一两次也就罢了，抽得多了，皮肤会被抽破。
淤泥里面的细菌进而会引发感染，在缺乏医药的时代里，很多人因此而腿部溃烂，最后糜烂至全身，不治身亡。
所以，这真的不是一个小问题。
半亩地的秧苗，尽管只是赵昕一人，也没有花费多少时间，最多就一个时辰多一些时间。
本来曹讽等人还询问过赵昕，是否要他们帮助，赵昕无一例外全部都推辞了，若是他们手脚很快，岂不是显得自己无能。
拔秧之事结束，接下来的插秧，就交由一干侍卫了，虽然秧马能够省力，但是连续工作一个多时辰，赵昕也累了。
一干精壮汉子下田，多如小山的秧苗刷刷几下就被他们给用完了。整个水田里满是稻秧，如同一排排标兵一样，站立地笔直无比。清风徐来，叶子为之摇曳，看了就让人赏心悦目。
本来赵昕还担心这些人富贵人家出身，十指不沾阳春水，可能干不好这活。
但是富贵人家出身，也有着不一样的命运，嫡庶之分依旧很明显。
北宋时期，爵位这类只能是一个人继承，但是分家产实行的是均分。所以，哪怕是你家大业大，几代之后也成为了一般人。也算是北宋一大特色，虽然不抑制兼并，但是却没有出现东汉及魏晋时期田连千百，跨州连郡的地步。
好比很多小老板虽然是老板，但是也是和工人一起干活的。
大族的一些子弟也是从小接触农活的，东宫侍卫中接触农活者不在少数，更不要说赵昕告诉了他们这次赵祯会来观礼，自然是连夜练习。
最后的结果嘛，只能够说，赵昕还是颇为满意的。
差不多到饭点了，赵昕便在东宫宴请这些宾客，其实一应物品还是曹皇后自内侍省调度而来，否则东宫根本无法操办下这等盛事。
宴席之间，赵昕顺势建议推广粪耧以及秧马等农具。赵祯当即自内藏库拨出上万贯银钱，用以打造农具，分发给京城附近百姓使用。
宾主两乐，其乐融融，全场气氛一片欢悦，赵昕也过了极为开心的一天。没有阴谋诡计，没有尔虞我诈，就能够干净利落地把事情给办完了，多好。
今天这场拔秧之礼，注定成为赵昕仁德爱民的又一大宣传。
五月中旬，赵昕帮助曹皇后那里拔秧插秧，等到下旬的时候，自己那剩下半亩秧田总算是好了。
只不过，这最后半亩秧田，孙复及吕公著二人却不愿让赵昕继续去做了。
他们说，前面半亩秧田是礼，之后帮助曹皇后是孝，这是可以做的，但是剩下半亩秧田，交给侍卫便是。天子有天子之事，士农工商各有所司，要赵昕专心读书。
为了论证他们这个观点，上述尧舜，下及本朝，说得赵昕没有反驳的余地。
不过，无论例子有多少个，他们的核心观点是不变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简单来说：劳心人，人上人；劳力人，人下人。
劳心者就是进行脑力劳动的人，劳力者就是进行体力劳动的人。在古代，能够脱离体力劳动，即便不是贵族身份，也定然豪富。
不过在后世，设计、运营、教师这些职业的人，都属于劳心的范畴，却并非贵族，更不是人上人，也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后世分工进一步细致的结果。
“劳心者治人”这个观点出自《孟子·滕文公上》，承袭而下，影响颇远，为历朝历代所尊奉。
后世天朝统一之后，以净世雷霆荡涤旧世界的一切污秽，孟子这个观点也随之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孟子本人也被批倒批臭。
但是在古代，特别是对于讲究自身为华夏正统的宋朝，这一点，还是人人坚守的铁律，神圣不可侵犯。
将神圣的表象摘除，本质上这就是统治阶级包装自己的话术罢了。与其说是劳心者，不若说是肉食者，因为在这个时候，能够随便吃肉的，也不是普通人。